真。它是因为迫不得已而发生的。

凭着对谬误的理解所产生的全部愤恨，旧正统主义派对一八三○年革命大肆攻击。错误的见解常是最好的炮弹。它能巧妙地击中那次革命的要害，击中它的铁甲的弱点，击中它缺乏逻辑的地方，正统主义派抓住了王权问题来攻击那次革命。他们吼道：“革命，为什么要这国王？”瞎子也真能瞄准。这种言论，也是共和派经常发出的。但是，出自他们，这吼声便合情合理。这话出自正统主义派的口是胡说，出自民主主义派的口却是真理。一八三○曾使人民破产。愤激的民主主义要向它兴师问罪。夹在来自过去和来自未来的势力之间，七月政权艰难挣扎。它代表若干世纪的君主政体和永恒的人朽之间的那一瞬间。另外，在对外方面，一八三○既已不是革命，并且变成了君主制，它便非跟着欧洲走不可。要保住和平，问题就更加复杂。与潮流相背，倒转去寻求融洽，往往比进行战争更为棘手。从这种经常隐忍而不全吞声的暗斗中产生了武装和平——一种连文明本身也不相信的殃民之法。七月王朝毫无办法地象一匹烈马在欧洲各国内阁所驾御的辕轭间扬起前蹄打蹦儿。梅特涅一心要勒紧缰绳。在法国七月王朝受到进步势力的推动，在欧洲它又推动那些君主国，那伙走得慢吞吞的动物。它被拖，也拖人。

同时，在国内，社会上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贫困、无产阶级、工资、教育、刑罚、卖淫、妇女的命运、财富、饥寒、生产、消费、分配、交换、币制、信贷、资本的权利、劳工的权利等，情势极其危险。

在真正的政党之外，还有另一种动态。和民主主义的酝酿遥相呼应的，还有哲学方面的酝酿。优秀的人和普通群众都感到困惑，两者虽不相同，但同在困惑中。

有些思想家在思索，然而土地，就是说，人民大众，受到了革命浪潮的冲击，却在他们之下，被一种难以言明的癫痫震荡着。这些思想家，有的单干，有的合成一派，并且几乎结为团体，把各种社会问题冷静而深入地揭示出来；这些顽强的无动于衷的地下工作者，把他们的坑道静静地越挖越深入，直到接近火山，几乎不为潜在的震荡和隐隐约约的火焰所动遥那种平静是那动荡年代颇有美感的景象。

那些人把各种权利问题留给政党，他们最关心的是幸福问题。人的福利，这才是他们主张社会要特别重视的东西。他们把农业、工业、商业除物质问题提到了几乎和宗教同样高贵的地位。

认为文明的构成，成于上帝的少，成于人类的多，而各种利益都以某一种动力的规律彼此结合、汇集、掺和，从而构成一种真正坚硬的岩石，这些都由那些经济学家——政治上的地质学家反复地探索与研究过。

他们试图使人类无上幸福的源泉从那种岩石中源源喷出，这些人聚集在不同的名称下面，但一律可用社会主义者来称呼他们。

他们的工程包括一切，从断头台问题直到战争问题等等，在法兰西革命所宣告的人权之外，他们还加上了妇女的权利和儿童的权利。

这点是不足为奇的，由于诸种缘由，我们不能在这里就社会主义所提的各种问题从理论上详论，我们只打算略提一下。

社会主义者所要解决的全部问题，如果把那些有关宇宙形成学说的幻象、梦想和神秘主义都撇开不谈，可以概括为两个主要问题：第一个问题：生产财富。第二个问题：分配财富。

第一个问题包括劳动问题。第二个包括工资问题。第一个问题涉及劳力的使用。第二个涉及享受的分配。从对劳力的合理使用中产生大众的权力。从享受的合理配给中产生个人的幸福。

所谓合理的配给，并非平均的分配，而是公平的配给。最首要的平等是公正。

把大众权力和个人幸福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块，便产生了繁荣的社会。繁荣的社会是指幸福的人、自由的公民、强大的国家。英国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中的第一个。它出色地创造了财富！但分配不恰当。这种只完成一个方面的解决办法必然把它引向这样两个极端：极度丑恶的豪华和极度丑恶的穷困。社会财富归于几个人，全部贫乏归于其余的人，也就是说，归于人民大众；特权、例外、垄断、封建制都从劳动中产生。把大众的权力建立在个人的穷苦之上，国家的强盛根植于个人的痛苦之中，这是一种虚假的、危险的状况。这是一种没有组织好的强盛，这里面只有全部的物质因素，却没有一点儿精神因素。

共产主义和土地法以为能解决第二个问题。他们也错了。他们的分配扼杀生产。平均的给予便没有了竞争。从而也取消了劳动。这是那种先宰后分的屠夫式的分配方法。因此，社会不应该采取这种自以为是的办法，扼杀财富并不是分配财富。

这两个问题必须同时解决，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两个问题必须合并成一个来加以解决。如果只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中的第一个，你将成为威尼斯，你将成为英格兰。你将和威尼斯一样只有一种虚伪的强大，或是象英格兰那样，只有一种物质上的强大，你将成为一个恶霸。你将为暴力所灭亡，象咸尼斯的未日那样，或将为破产所灭亡，象英格兰的将来那样。并且世界将叫你死亡，叫你倒下，因为凡是专门利己，凡是不能代表人类的一种美德或一种思想的东西，世界总是要叫它们倒下去、灭亡的。

当然，我们在这里提到了威尼斯和英格兰，我们所指的不是他们的民族，而是他们的社会结构，指高踞在那些民族之上的寡头政治，而不是那些民族本身。对于那些民族，我们始终是尊敬、同情的。威尼斯的民族必将再生，英格兰的贵族必将灭亡，英格兰的民族却是不朽的。在说了这话以后，让我们继续谈。

要解决那两个问题，鼓励富人，保护穷人，消灭贫穷，禁止强者对弱者所进行的不合理的剥削，煞住走在半路上的人对已达到目的的人所怀的不公正的嫉妒，精确地并有情义地调整劳动的报酬，对儿童的成长施行免费的义务教育，使科学成为成年人的生活基础，在利用体力的同时发展人们的智力，让我们成为一个强大国家的人民，同时也成为一个幸福家庭的成员，实行财产民主化，不是废除财产，而是普及财产，使每个公民，毫无例外，都成为有产者，这并不象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困难，总的来说，要明白生产财富和分配财富，这样，你便能既有强大的物质，也有强大的精神，这样，你才有资格自称为法兰西。

这便是不同于某些失去了方向的宗派并高出于它们之上的社会主义所提倡的，这便是它在实际事物中所探索所得的，这便是它在理想中所设计的。

宝贵的毅力！神圣的意图！这些学说，这些理论，这些压力，国家管理人必须和哲学家们一同正视的那种预料不到的需要，一些散乱而模模糊糊的论据，一种有待于创造、既能调和旧社会而又不太违反革命理想的新政策，一种不得不利用拉斐德来保护波林尼雅克1的形势，对从暴动中明显反映出来的进步力量的预测，议会和街道，发生在他身边的那些需要平衡的竞争，他对革命的信念，也许是朦胧地接受了一种正式而崇高的权利而产生的临时退让心情，他看重自己血统的意志，他的家庭观念，他对人民的真诚尊重，他自己的忠厚，这一切，常使路易一菲力浦心神不定，几乎感到痛苦，并且，有时，尽管他是那么坚强、勇敢，也使他在治理国家时所遇到的困难面前感到心灰意冷。

他觉得在他脚下正在发生一种令人可怕的分裂，但又不是土崩瓦解，因为法兰西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法兰西了。阴云遮住了天边。一团古怪的黑影越来越近，在人、物、思想的上空渐渐散开，这黑影是种种仇恨和种种派系的阴影。被突然制住了的一切又在蠢蠢欲动了。有时，在那种诡辩和真理相交杂的令人极为难受的空气里，这忠厚善良的人的良心也不能不倒抽一口气。人们的心情就象暴风雨来临时的树叶，在烦惑的社会中颤抖。电压是那么强，以致常有一个来历不明的陌生人在某种时刻突然闪过。接着又是一片黑暗浑浊。间或有几声闷雷在远处隐隐轰鸣，使人们想到那云中积蓄着的电量。

七月革命发生后还不到二十个月，一八三二年便在紧急危殆的气氛中开始了。人民的疾苦，没有面包的劳动人民，最后一个孔代亲王的横死2，仿效驱逐波旁家族的巴黎而驱逐纳索家族的布鲁塞尔，自愿归附一个法兰西亲王而终被交给一个英格兰亲王的比利时，尼古拉的俄罗斯仇恨，站在我们背后的两个南方恶魔：西班牙的斐迪南和葡萄牙的米格尔，意大利的地震，把手伸进博洛尼亚的梅特涅，在安科纳以强硬手段对付奥地利的法兰西，从北方传来把波兰钉进棺材的那阵极其凄惨的锤子声音，整个欧洲怒目望着法国的那种激愤的眼光，随时准备乘虚而入、落井下石的靠不准的盟国英格兰，藏在贝卡里亚身后不向法律交出四颗人头的贵族院，从国王车子上刮掉的百合花，从圣母院拔去的十字架，物化了的拉斐德，破了产的拉菲特，贫困而死的班加曼?贡斯当，力竭而死的卡齐米尔?佩里埃，在这王国的两个城市中———个思想的城市，一个劳动的城市——同时发生的政治病和社会病，巴黎的民权战争，里昂的奴役战争，两个城市中的同一种火焰，出现在人民前额上的那种仿佛火山爆发的紫光，疯狂的南方，动荡的西方，待在旺代的德?贝里公爵夫人，阴谋，颠覆活动，暴动，霍乱，这些都在各种思潮的斗争之上1在法国一八三○年革命中，拉斐德是自由保王派，被林尼雅克是被推翻的查理十世王朝的内阁大巨。

2孔代（de），波旁家族的一个支系，一八三○年孔代亲王被人吊死在野外，案子一直未破。

增添了发生各种事变的可能性。

五出自历史而为历史不知之事

接近四月末时，情况似乎严重起来了。酝酿发展成沸腾。从一八三○年起，这里那里都有过一些局部的小骚动，它立即遭到了扑灭，但是随后又四 处兴起，这是地下暗流进行大汇合的信号。大动乱有一触即发之势，一种可能的革命已露出了端倪。法国看着巴黎，巴黎看着圣安东尼郊区。

圣安东尼郊区，暗中早已火热，即将沸腾起来。夏罗纳街上的那些饮料店是严肃而汹涌澎湃的，虽然把这两组形容词连在一起来谈那些店是显得有些特别。在那些地方，人们根本或干脆不把政府放在眼里，人们在那里公开讨论“是打还是呆着不动”的问题。在那些商店的一些里间，有人在听取一些工人宣誓：“一听到告警的呼声，便立即跑到街上，并且不论有多少敌人，立即投入战斗。”宣誓之后，一个坐在那商店角落的人便“高声量地”说：“你同意啦！你宣誓啦！”有时，那人还走到楼上的一间关了门的屋子里，并在那里举行一种秘密组织所惯用的仪式。那人教初人组织的人许下诺言：“为他服务，就象对家长那样。”这是一种公式。

在一些矮厅里，有人在阅读“颠覆政权”的小册子。“他们冲犯政府”，当时的一个秘密报告这样说。

在那些地方，人们常听到这样一些话：“我不知道领导者是谁。要到最后的两个钟头我们才能知道日期。”一个工人在说：“我们一共三百人，若每人出十个苏，就会有一百五十法郎，可以用来制造枪弹与火药，”另一个工人说：“我不希望六个月，也不希望两个月。不到两星期我们便要和政府面对面相对了。有了两万五千人，便可以交一下手。”另一个说：“我从来不睡觉，因为我一晚上都在做子弹。”有些“穿着漂亮衣服的资产阶级模样”的人不时走来“耍派头”，“指手划脚”，和那些“重要人物”握握手，便走了。他们逗留的时间很少超过十分钟，人们低声谈着一些有深意的话：“安排已经完成，事情已经到头了。”一个当时在场的人说过：“所有在场的人都嗡嗡地如此说。”群情是那样激昂，以致有一天，一个工人对着全店的人吼道：“我们没有武器！”他的一个同志回答说：“士兵们有！”这样就无意中引用了波拿巴的《告意大利大军书》。有一个情报还说：“他们不在那些地方传达更重大的秘密。”旁边人不大清楚他们在说了他们所说的那些话以后还隐瞒着些什么。

那些会议有时是定期举行的。在某一些会里，从未超过八个或十个人，并且老是原先那几个，另外一些会，任人随便参加，会场就挤得有些人非站着不可。有的到会的人是出于激情和狂热，有的是因为“那是找工作的出路”。和革命时期一样，在那些冷饮店里也有一些爱国的妇女，她们拥抱那些新入会的人。

另外一些有意义的事也出现了。有一个人走进一家冷饮店，喝完以后，走出店门时说道：“老板，欠账，革命会照付的。”人们常在夏罗纳街对面、一个冷饮店老板的家里选举革命工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