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移动着的密集的武装队伍的声息，骑兵队断断续续的奔驰之声，前进的炮兵部队发出的沉重的震动声，齐射的枪声和大炮声在迷宫般的巴黎上空回荡，战争的金黄色烟云在屋顶上升起，一种难以言喻的有点骇人的怪叫声从远处传来，遍地可怕的火光，圣美里的警钟此刻已变成呜咽声，温和的季节，阳光和浮云点缀着灿烂的青天，点缀着绚丽的时光以及令人恐怖的死气沉沉的房屋。

从昨晚开始，这两排麻厂街的房屋已变成两堵墙，两堵不让人接近的墙，门窗紧闭，百叶窗也关着。

在那个时代，和我们现在的情况大不相同，当老百姓认为国王赐予的宪章或立法政体这种局面历时太久，要求结束时，当普遍的愤怒散布空中，当城市允许掘去它的铺路石，当起义者向市民轻轻耳语，把口令私下相告而听者微笑时，这时的居民可以说是满怀暴动情绪，他们便成为战斗者的助手，于是房屋和依赖房屋的临时堡垒就友爱地结为一体。当形势尚不成熟，当起义显然尚未得到人们的赞助，当群众否定这个运动时，战斗者就毫无希望可言了。在起义者的四周，城市变为荒漠，人心冷酷，可避难的场所都堵死了，街道成为协助军队去夺取街垒的掩蔽地带。

我们不能武断地要老百姓违背他们自己的意愿而加速向前。谁想强迫老百姓谁就要倒霉！老百姓决不听人支配。他们会抛弃起义者，不管他们，这时暴动者便无人理睬了。一所房屋是一块峭壁，一扇门是一种拒绝，一座建筑物的正面是一堵墙。这堵墙看得见，听得清，但就是不愿理睬你。它可以半开着来营救你。不。这堵墙是个法官，它望着你而判你的刑。紧闭着门的屋子是何等阴沉，它们仿佛是已死去，其实里面是活着的。内部的生命好象暂时停止了，但却存在着。二十四小时以来并没人出来，可是一个人也没少。在这石窟中，人们来来去去，睡觉，起床，全家聚集在一起吃喝；人们担心害怕，这害怕是件可怕的事！害怕可以使人原谅这种可怕的冷酷，害怕中夹杂着惊惶失措，就更情有可原了。有时，这种情况也会有的，惧怕会变为激情，惊骇能变成疯狂，如同谨慎变作狂怒一样，从而出现了这句深刻的话：“疯狂的稳重。”极端恐惧的火焰能产生一缕阴沉的烟，那便是怒火。“这些人要干什么呢？他们永不知足。他们会连累和平的人们的，好象革命还不够多一样！他们来这儿干什么？让他们自己去想法脱身吧！活该，是他们不对，自作自受，与我们无关。我们倒霉的街道被乱弹轰击，这是帮无赖。千万别开门。”于是房屋就如同坟墓一样。起义者在门前垂死挣扎，他们眼见霰弹和白刃降临，如果他们叫嚷，他们知道会有人听见，但却不会有人出来，有墙可以保护他们，有人可以营救他们，这些墙有的是肉做的耳朵，但人却是铁石心肠。

这怪谁？无人可怪！怪一切人。怪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时代。

乌托邦变为起义者，由哲学的抗拒变为武装的抗拒，从密涅瓦到帕拉斯1，总是冒着风险的，乌托邦急躁冒进成为暴乱，明知自己的结局会是什么，常因操之过急，于是只好屈从，泰然地接受灾祸而不是胜利。它无怨无恨地为那些不承认它的人们服务，甚至还为他们辩解，它的高尚就在于能忍受遗弃，在障碍面前它不屈不挠，对忘恩负义者依旧温存体贴。

究竟是否忘恩负义？从人类的角度来说，是的。从个人角度来说，不是。

进步是人的生活方式。人类的生活常态之为进步；人类的相同步调称之为进步。进步在前进；它天上地下到处巡游，要达到妙夺天工的神圣意境；它时而停顿，等着和落在后面的人群会合；它有它的歇息，此时正在某个即将顿悟的杰出的迦南2面前沉思；它也有入睡的长夜；使思想家痛心疾首的一 点就是：阴影投射在人类的精神上，人在暗中摸索，却无法让正在酣睡中的进步苏醒起来。

“上帝可能已死去。”有一天，热拉尔?德?奈瓦尔3对本书作者说。他将进步与上帝混为一谈，把运动的暂时停止当作是上帝的死亡。

绝望是错误的，进步必然会苏醒过来。总之，可以这样说，它睡着也在前进着，因为人们发现它成长了。当它又站起来时，人们觉察到它长高了。进步如同河流，不可能永远平静；不要筑起堤坝，不要投入石块；障碍能使河流溅起泡沫，使人类沸腾，从而产生混乱；但在混乱之后，我们就认识到进了一步。在秩序，即全球性的和平建立之前，在和谐统一遍及大地之前，进步总是以革命为驿站。

进步是什么？我们刚才已经说过，是人民永久的生命。

然而有时个人目前的生活会与人类永久的生活相抗衡。让我们毫无隐讳地承认，各人有自己不同的利益，他谋求这个利益并保卫它而无越权之罪；为了眼前的打算可以允许一定程度的自私；目前生活自有它自己的权利，并非必须为未来而不断牺牲自己。目前的一代人有权在地球上经过，不能强迫他们为了后代而缩短自己的路程，后代和他们是平起平坐的，将来才轮到后代过路。“我存在着。”有个人轻声说。这个人就是大家。“我年轻，我在恋爱，我老了，我要休息，我有孩子，我工作，我生财有道，事业昌盛，我有房屋出租，我有资金在政府的企业里投资，我幸福，我有妻室儿女，我热爱这一切，我要活下去，别来干扰我。”这些原因使这些人有时对人类伟大的先锋者极端冷漠。

此外我们得承认，乌托邦一打仗就离开了自己光芒四射的领域。它是明日的真理，却采用了战争的方式，这是昨日使用的手段。它是未来，但却和过去一样的行动。它本是纯洁的思想，却变为粗暴的行动。它在自己的英勇中夹杂了暴力，对这暴力它应当负责；这是权宜之计的暴力，违反原则必受惩罚。起义式的乌托邦，手中拿着老军事规章去战斗；它枪杀间谍，处死叛徒，它消灭活人并将他们丢入无名的黑暗中。它利用死亡，这可是严重的事情。似乎乌托邦对光明已没有信心，光明本来是它无敌的永不变质的力量。它用利剑去战斗，然而没有一种利剑是单刃的，每把剑都有双刃，一边伤了1帕拉斯（pallas），密涅瓦的另一个名字，她是智慧女神，也是战神。

2迦南（），据《圣经》记载，迦南是上帝赐给以色列人的圣地。

3热拉尔?德?奈瓦尔（gerard de nerval，1808—1855），法国诗人及文学家。

别人，另一边也伤了自己。作出了这种保留，并且是严肃的保留之后，我们不得不称颂——不论他们成功与否——这些为了未来而战斗的光荣战士，乌托邦的神甫们。即便失败了，他们仍是可敬的，也许正因为失败了，所以更显得庄严。一个符合进步的胜利值得人民叫好；但一个英勇的失败更应该得到人民的同情。一个是宏伟的，另一个是崇高的。我们欣赏牺牲者远胜于成功者，我们认为约翰?布朗比华盛顿伟大，比萨康纳比加里波的伟大。

总得有人去支持战败者。人们对这些为了未来而努力战斗、以失败告终的伟大的人是不公正的。人们责怪革命者散布恐怖，每个街垒似乎都在行凶。人们指责他们的理论，怀疑他们的目标，猜疑他们别有所图，并谴责他们的意识。人们责备他们不应同现存的社会制度抗拒，不该竖起、筑起并造成大量贫穷、痛苦、罪恶、不满和绝望，不该从地底下掘起黑色的石块，筑起雉堞来进行斗争。人们向他们叫喊：“你们把地狱的铺路石都拆毁了！”他们可以回答：“这正说明我们筑街垒的动机是纯正的。”1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和平解决。总之，我们得承认，当我们见到了铺路石时，便会联想到那只熊2，社会在为这种好心肠而担忧。但社会应该自救；我们向它的善意呼吁，不需要剧烈的药剂，通过友好协商来研究疾苦，查明病情，然而再治愈它，这是我们对社会的劝告。

不管怎样，这些人，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目光注视着法国，并以理想的坚定逻辑，为伟大的事业而战斗。他们即使倒下，特别在倒下的时候，也定是令人敬畏的。他们为了进步无偿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完成了上天的旨意，作出了宗教式的行动。到了一定的时刻，象演员到了要接台词时那样，大公无私、照上天剧情所安排的那样去走进坟墓。这种无望的战斗，和这泰然自若的牺牲，他们都能接受，为的是要把从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开始的这一不可抗拒的人类运动，发展到它那辉煌而至高无上的世界性的结局为止。这些士兵是传教士，法国革命的行动是上帝的行动。

再说，在另一章里已经说明的区别之外，还应增加下面这一区别：有为人接受的起义，这称之为革命，也有为人否定的革命，这称之为暴动。一个起义的爆发，就是一种思想在人民面前接受考试，如果老百姓掷下黑球，这思想就是一个枯萎的果子，起义便成了轻率的举动。

每当空想愿意变成现实时，那时一声召唤，便立即进行战争，但这并非人民的作风，这些民族不是每时每刻都具有英雄和烈士气质的。他们讲究实际。他们一开始就对起义有反感，第一，因为起义的结果往往是一场灾难；第二，因为起义的出发点经常是抽象费解的。因为，献身者总是，并且也只为理想而献身，这一点很高尚。起义是狂热的表现。狂热的头脑可以发怒，因而拿起了武器。但任何针对政府或政体的起义，矛头都对得更深更远。譬如，我们要强调一下，一八三二年的起义领袖，尤其是麻厂街的激进青年所攻击的，并不完全是路易—菲力浦。大多1法国有句谚语：“地狱的路面是由良好的动机铺砌的。”这句话的意思是“很多有良好动机的人干了坏事”。

2拉封丹寓言《熊和园艺爱好者》中的主角，这只熊想赶走朋友鼻子上的苍蝇，他用石头砸苍蝇，结果砸死了自己的朋友。

数人，在坦率交谈时能公正地对待这个介于君主制和革命之间的君王的优点，没有人憎恨他。在路易—菲力浦身上他们所攻击的是世袭神权王位的旁支，正如他们在查理十世身上所攻击的是嫡系。我们已经解释过，他们推翻法国王朝，主要是想在全世界推翻人对人的篡夺与特权对人权的篡夺。巴黎如果没有君王，其结果就是世上将没有暴君。他们是如此推论的，他们的目标肯定很遥远，可能很模糊，他们在困难面前退却了，但他们也是伟大的。情况就是如此。人们为这些幻影献身；对献身者来说，这些幻影几乎总是些梦想，总之，是些和人类坚定信念混淆了的梦想。起义者把起义镀上了金并把它诗意化了。人们一头扎进这一悲惨事件中去，并被即将从事的事业所迷惑。谁知道呀！也许会成功。他们人数少，要和整整一支军队对垒，但他们为了保卫人权和自然法，保卫每个人不容放弃的主权，保卫正义、真理，必要时他们可以象那三百个斯巴达人一样死去。他们想到的不是堂吉诃德，而是莱翁尼达斯，他们奋勇向前，一旦投入战斗，就不后退，埋头往前冲，希望取得空前的胜利，更为完善的革命，恢复了自由的进步，希望人类更伟大，世界得到拯救，最坏也不过是塞莫皮莱罢了。这些为了进步的交锋常遭败绩，我们刚才已说明了原委。群众不愿接受勇士的驱使。这些迟钝的民众，他们之所以脆弱就是因为他们迟钝，他们害怕冒险的行动，而理想是最具有冒险性的。

此外，我们不能忘记，这儿还牵涉到一个利益问题，也与理想和感情不大相容，有时胃会使心麻痹。法国的伟大和美丽之处，就在于它不象其他民族那样肚子凸起，它能比较灵便地把绳子系在腰上，它觉醒最早，入睡最迟。它前进，它探索。

这正因为它是艺术家。理想不外乎就是逻辑的峰巅，同样美就是真的顶端。艺术的民族同时也就是彻底的民族。爱美就是渴望光明。因此欧洲的火炬，即文明的火炬，首先由希腊举起，再传到意大利，再传到法国。神圣的民族先锋队！他们在传递生命之灯1。

奇妙的是，一个民族的诗意是它进步的原素。文化的分量是由想象力的分量来衡定的。但一个传播文化的民族应该是刚强的。象科林斯1，对了！象西巴利斯2，就不行，谁爱懦弱，谁就要衰退。别当业余爱好者，也别当有名的演奏家，而要做艺术家。至于文化，不应满于将其提炼精制，而应使其纯化。在这一条件下，我们就能赐予人类理想的范例。

现代理想以艺术为典型，以科学为手段。照科学办，我们就能实现诗人的宏伟幻想——社会之美。我们将用 a＋b来重建乐园。文化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精确就成了壮丽不可少的要素，科学手段不仅有助于而且也充实了艺术的情感。梦想必须谋划。征服者的艺术，应该以科学为支点，这是它的原动力。基座的坚固与否是很重要的，现代的智慧，就是以印度天才为运载工具的希腊天才，是亚历山大骑在大象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