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们的态度却正好相反，执行有利于美日侵略的政策，致力于促使朝鲜结托欧美，摆脱中国的羁绊—遂决定向西洋各国派遣使臣。首先任命朴正扬为驻美公使，李完勇为参事官，出使美国。

由于派使之前没有和中国预商，大清国随即下谕通知袁世凯，指明朝鲜派使西国，必须先行请示，等待批准后才能成行。袁世凯奉旨，严厉地责备朝鲜政府，在宫廷之中，对高宗大声抗议：

“贵国是大清国的属国，贵国要派使臣到外国去的话，应该要先得到我的许可。但是贵国置若罔闻，不经许可就擅派使臣遣美，这真的是对我大清国的大大不敬！”

高宗听了袁世凯的话，心中害怕。但是袁世凯的暴行传开之后，遭到了驻朝外国使臣们的一致非难，美国人丹尼尤其愤慨，在拜见高宗时提出谏言：

“派遣公使到外国，这是被国际公法承认的，如果连袁世凯这样一个官员都可以左右，就太荒谬了。”

得到了美国人的支持，闵氏政府渐渐悟出了一个道理：大清国怕洋人，我国派使联络洋人，大清国便会怕我。如此一来，闵妃和高宗表面上同袁世凯虚与委蛇，实际上派使行动仍在进行。

这件事也让大清国十分恼火，觉得“上国”的尊严受损，袁世凯自然不断加以阻挠，后来派遣到美国的使臣返国，袁世凯又蛮横的胁迫闵氏政府严惩。僵持了一段时间。朝鲜方面拗不过袁世凯的固执，只有将该使臣免职，但后来又复起用，派使赴欧洲在袁世凯的干预下也始终未能实现。

袁世凯不但干涉朝鲜外交，而对朝鲜电讯、关税行政和贷款各方面也全力控制，俨然一位监国大臣。

在电讯方面，为了控制朝鲜局势，朝鲜的任何消息能迅速传到清国，大清国与日本展开了争夺朝鲜电讯权利的争斗。斗争的结果是大清国胜利，日本政府惨败。作为清政府的代表者，袁世凯把持朝鲜的电政及用人，独断专横，逐渐引起闵氏政府不满，几次要求线路换由朝鲜人管理，袁世凯都以违反合同规定而加以拒绝。

在朝鲜对外贷款及关税行政方面，袁世凯一点也不放松，凡事必定干预。屡次阻止朝鲜政府借外债的活动，由大清国向朝鲜借贷，以此保持海关行政权，巩固中朝宗藩关系。袁世凯把持着朝鲜海关，控制了朝鲜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

袁世凯对朝鲜内政的干预面面俱到，更在处心积虑地寻找机会，尽早把闵妃赶下王后的位子，将政权移转给亲清的大院君。在成功阻止了闵妃和俄国的联系之后，袁世凯派了一员心腹部下，向大院君传达了自己的意思。

明成皇后13(6)

但是，大院君并没有认可袁世凯的提议。此时的大院君对重新执政依然野心炽炽，看着诸闵将国家败坏，他心急如焚。但是大院君很清醒，在闵妃的经营下，闵氏家族的势力已经十分强大，此时他还没有信心打败诸闵。同时，由于自己的心腹在他刚刚归国之际，遭到了彻底的清洗，他只有依靠袁世凯才能重出政治舞台，而这一点，正是大院君最不愿意做的。

袁世凯在朝鲜的所为使得朝鲜百姓对其怨声不小，日本也对袁世凯的横行霸道感到不满

，正在寻找反击的机会。现在如果冒冒失失的依靠袁世凯重出政坛的话，不是踩在沙堆向上爬么？于是，大院君离开了云岘宫，到麻浦别墅的雅素亭消闲，每天看书作画，在看似悠闲的生活中，等待再起的机会。

面对大清国想要通过袁世凯全面控制朝鲜的意图，对朝鲜比任何国家都有野心的日本，当然不会坐视不管。对此，日本任命右翼强硬派首脑大石正己为公使出使朝鲜，事事与袁世凯采取对抗的立场，清日两国在已经处于正面冲突的局面下了。

袁世凯在朝鲜的种种作为，都以加强中朝宗藩关系为主，逐步走向积极干涉的道路，其结果不可避免的造成朝鲜的离心倾向。由于袁世凯作派骄横专断，盛气凌人，对宫廷之中也不尊敬，在内外事务方面，比较重要事务没有事先得到他的允许，政府就很难实行，已俨然成为朝鲜的“太上皇”。他的所作所为更加刺激了朝鲜人民的民族情绪，使闵氏政府倾向外国之心更甚。

碍于时局，闵妃等人在袁世凯的高压下不得不虚与委蛇，但内心对这个“太上皇”

却越来越憎恶，想要摆脱中国独立自主的愿望日增月长。袁世凯虽知朝鲜有离心的倾向，但总相信凭他的权谋智术足以控制朝鲜。直到中日甲午战争时，袁世凯凄凉的从朝鲜撤退，他才发现，他在朝鲜种下了多深的仇怨。

明成皇后14(1)

闵妃一派为清政府事事干涉所苦，对袁世凯的不满早露端倪。他与大院君勾结，想剥夺闵妃实权的阴谋已是昭然若揭，使闵妃陷入深深的忧虑当中。为了保护自己，她只有以强化闵氏家族来建立自己的势力架构。所以，不论大小官职，闵妃一律任命给闵氏家族。

列举闵氏家族“泳”字辈的几个人来看，闵泳骏、闵泳达、闵泳焕、闵泳韶、闵泳国、闵泳植、闵泳祥、闵泳伟、闵泳哲、闵泳基、闵泳敦、闵泳州、闵泳宇、闵泳恕等，全都被

授以判书或是参判或是监司以上的职位。“泳”字辈的上一辈“镐”字辈与下一辈“植”字辈的闵氏家族，被任用者更是人数众多，其中闵泳骏、闵泳达、闵泳焕、闵泳韶等成为闵氏权势的“四大巨头”，当时百姓用“一骏二达三焕四韶”形容国家朝廷大臣。

生为闵氏家族的成员，大体说来他们都带着飞黄腾达的共同征兆。而这些人一旦被国家任用，每个人不仅靠卖官鬻爵疯狂敛财，还在全国各地设立典圆局，任意制造钱币，忙着中饱私囊。

朝鲜人民在外患交迫、内政腐败的状况下，长期地过看痛苦的生活，诸闵官员不顾国家利益，只忙于享受荣华富贵，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对人民的敲诈压迫，愈来愈残暴。

值此混乱之际，在咸镜道地方发生了一件事，大大的刺激了日本人。咸镜监司赵秉植在自己所管辖的地方宣布了一种新的法令，叫作“防谷令”。

原来日本商人在朝鲜收购粮食，通常是在庄稼收获以前，给朝鲜农民附有条件的贷款。契约规定，在收获后，农民应以收获全部或一部卖给日本商人。日本商人利用这种收购方式，一方面进行高利贷剥削，一方面又保证了在荒年也能从朝鲜输出大宗粮食。这种野蛮的掠夺，驱使农民走向贫穷和饥饿的深渊。

1889年，由于朝鲜有许多郡连年发生灾荒歉收，农民们坚决反对日本商人自朝鲜输出粮食，迫使咸镜监司赵秉植下达所谓“防谷令”，不准卖任何农作物给日本人。

对于监司来说，担负着养活老百姓的责任，颁布这样的法令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对于要从朝鲜输入米谷养活百姓的日本来说，“防谷令”是个噩耗。日本商人也受到了打击，便催促日本政府出面向朝解抗议并要求赔偿。

闵氏政府最后解除了“防谷令”但不允赔偿，这件事拖延3年没有解决，后来日本任命大石为办理公使，积极向朝鲜政府交涉而仍然毫无结果。日本内阁总理伊藤博文遂致电李鸿章要求协助，电文中语气强硬：目前索赔不允，请袁世凯规劝朝鲜政府对我国赔本免息，否则我国将和朝鲜撤使绝交。后经袁世凯从中调解，以朝鲜政府向日本赔款11万两了结。

事件虽然按照日本人的意愿结束了，但是禁粮案在日本议会中引起不满朝鲜的激烈言论，日本政坛酝酿着对朝鲜采取强硬态度的氛围。

受饥荒所苦的百姓们对政府不当的措制感到愤慨，民乱就像燎原之火般，在全国各地开始爆发。南起庆尚道昌宁，北至咸镜道德原，一发不可收拾。然而，其中，江原道铁原与锦城地方，良民甚至攻击官厅，掠夺国家的财产。在平安道地方的成川与江界等地，官民共同发起暴动，平安监司闵柄石甚至逃到京城去。

紧接着禁粮之后，又发生刺杀金玉均事件。

金玉均、朴泳孝等人在“甲申政变”失败后逃亡日本，仍一面与朝鲜国内同党互通消息，一面与日本阴谋团体、军国主义分子相勾结，继续进行对朝鲜的颠覆活动。朝鲜政府屡次要求日本引渡金玉均等人，都被日本政府拒绝了。

1892年5月，朝鲜政府密令李逸植到东京主持谋杀金玉均、朴泳孝的活动。李逸植假装与金、朴亲近，伺机刺杀，但一时难于下手。这时候日本政府对于金、朴等人，不敢给予显著的支持，以免使日本在外交上处于不利地位。金玉均等人颇为失意，李逸植便乘机说动金玉均，不如依赖清政府之力，重返朝鲜，另辟途径。

1894年，金玉均听从了李逸植的劝说，决定先赶赴上海。金玉均前脚刚走，李逸植便命令刺客洪钟宇随行。金玉均—行抵达上海公共租界的第二天，洪钟宇即将金玉均刺杀了。中国上海当局将刺客洪钟宇及金王均的尸首解归朝鲜。朝鲜政府传令将金玉均尸身肢解示众，同时准备重用洪钟宇。

刺杀金玉均事件立刻在日本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一些政客乘机煽动战争。早就和金王均等勾结的玄洋社，派人谒见掌握日本军事大权的参谋次长川上，川上即指示他们再住朝鲜“放火”，制造较大的战争借口。玄洋社随即纠集军人策士等，组织成了所谓的“天佑侠”团，与原已潜入朝鲜的日本人联络，展开侵略朝鲜的活动。只在等待朝鲜境内的民乱扩大，就可决定出兵。

混乱不堪的朝鲜上空，已经战云密布，倏忽就会雷鸣暴雨。可是闵氏政府毫无察觉，袁世凯这时仍颇为自负，得意忘形，完全没有估计到朝解局势会发生什么急剧变化。

遍及朝鲜全境的民乱终于在1894年汇合为规模巨大的东学党起义。

东学党又称东学道、天道教，是朝鲜民间的秘密结社。创始人崔济愚，出生于朝鲜南部一个贫苦塾师的家庭。他曾游历四方，深知广大农民的疾苦和外国侵略者的先锋——天主教势力的扩张。1860年，他杂取儒家及释道学说教义，创立东学道，标榜“人乃天”的教义，与天主教所代表的“西学”相对抗。

明成皇后14(2)

崔济愚在贫苦的劳动人民中获得许多信徒，但是根据儒家学者的说法，东学道是妖言惑众的邪教，应该被世人所排斥。教祖崔济愚在高宗即位的1864年，在大邱监狱被判死刑。但是，族人崔时亨继承了他的事业，在官方搜捕迫害下，秘密进行宣传活动。

由于19世纪下半叶朝鲜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尖锐化，东学道信徒逐浙增多，遍及全国，而以朝鲜南部全罗、庆尚、忠清三道为中心。东学道组织扩大并不断强化，终于搭上抗

拒暴政的民乱便车，有组织的展开东学党运动，而发展成一股革命势力。

1894年春间，金罗道古阜郡农民因郡守赵秉甲贪污，迫害人民而群情愤激，派代表赴全州，向全罗造观察使控拆，农民代表反被逮捕入狱。四月间，古阜郡东学道首领率领愤怒的农民群众，实行武装起义。袭击郡衙，杀死郡吏，夺取武器，打开仓库，把粮食散发贫民。

最初起义军派出了数名首领，去找政府要员呈递请愿书。他们的目的只是单纯的请求赦免第一代教祖崔济愚的原罪，并承认天道教本身为正当的宗教团体。但是，闵氏政府毫不犹豫地就拒绝了这种请求。随后，40余名的东学党成员大举前往京城，在王宫正门前展开连坐示威。这次在他们所列举的要点中，明白提出“济世安民”、“逐灭倭夷”、“尽灭权贵”的政治性要求。

起义者提出排除闵氏势力专断，换言之，东学党主张赶走闵妃与其党羽，以及应该拒绝所有外国侵略性的行为。他们的主张恰巧与大院君的主张不谋而合。

闵皇后看到东学党提出的要点与大院君的一致，大为慌张，将林圭镐、孙天民、孙柄熙等东学党首领全部逮捕，加以严罚。事态越发扩大，东学党人只有以武力对抗政府了。

于是东学党由全罗道古阜郡的东学道人全奉准为总司令，组织数千名东学军，每到一处便攻击当地官兵。当时，东学军向所有农民散发的檄文内容如下：

我们高举正义的大旗而起，只想解救百姓于涂炭之中，将国家置于磐石之上。对内，我们要严格惩罚被贪念所惑的贪官污吏；对外，我们要从这块土地上赶走被大清国、日本等外敌。不堪忍受贵族与富豪横行霸道之苦的农民们，遭受首领、方伯驱赶的下级官吏们，以及所有像我们一样怀着怨恨的人们，趁此机会，都一起加入斗争吧！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将永远无法脱离贫困、屈辱与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