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决策者感到轻松。战争本身和政治一样，是种千变万化的残酷游戏，谁也无法准确把握其前途和结果。何况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强大而危险的民族宿敌。蒋介面平静地坐在会议桌上方，不时同与会者握握手，寒喧一两句礼节性问话，只有同委员长特别亲近和细心的人才能从他那双深不可测的眼睛中看出一股令人不寒而栗的肃杀之气来。”院长，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等人抵达南宗，已经采取严密监护措施。”钱大钧附耳低语。”晤，知道了。”蒋介百不动声色点点头。远远的围墙以外隐隐传来嘈杂的喊口号声，那是南京学生正在举行反日游行示威。蒋介石的目光越过两扇油漆木门下向很远的地方。决策者同民众的最大区别在于:民众对思想情绪负责，决策者对国家前途负责。”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各界民众沸腾，但是如果那时下令同日本开战,谁来对战争失败乃至亡国的后果承担罪责呢?
值得欣慰的是，五年多来”以空间换时间”的策略收到明显效果。国内形势渐趋统一，南京中央政府的权力得到大大加强，红军经围剿后逃窜陕北，各省军阀的势力被有效削弱，全国经济发展势头看好，国力军力有所增强。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五年多的紧迫时间里，政府和国民都对抗战必将到来做了一定的精神和物质准备。但是”芦沟桥事变”的爆发毕竟还是太早了一点。
”……上海虹桥事件的通报各位常委都看到了，我在庐山谈话会指出的那个时刻，我看己经到来了。”会议开始，蒋介石直截了当说道。这位国民党委员长身着黄呢将军制服，光头,腰板挺直，目光极为威严，”日本人是些什么东西?给了他们东三省，现在又要华北，简直欺人太甚!我早就说过，跟日本人迟早要打，而且要大打。但是晚打比早打有利，这就是，攘外必先安内''的道理……敬之,你来跟大家谈谈华中方面的形势，我看昨天的事件是个信号，说明日本人已经准备在上海动手，其目的是直接威胁我首都南京的安全。”国民党中央执行常委和行政院首脑不同，他们大多不是军人，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权力只限于开会和举手，做做傀儡而已。因此当总参谋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拉开大幅军用地图讲解华中故我态势时，他们个个听得表情严肃似懂非懂。何应钦虽然力主议和，但是主张归主张，一旦蒋介石决定开战，作为军事长官的他立刻无条件服从，全力投入部署军队和准备打仗。
”……‘七·七事变''之后，总参谋部在原有防御计划的基础上重新制订了长江下游地区的作战方针，总体来讲，就是以吴福线(苏州至福山)、锡澄线(无锡至江阴)两道国防工事为依托,以上海为据点，吸引日军主力放弃北方攻势转而在淞沪地区决战。”实现这一战略构想的前提，是必须抢先扫荡日军在上海的几处工事，使日军的增援主力失去登陆的支撑点。众所周知，上海是远东最大的国际商埠，高楼大厦林立，里弄小巷犹如迷宫，易守雅致，是我军与日军对峙的理想战场……””……那上海的租界怎么办?”汪精卫抬起迷惑不解的眼晴望着蒋介石问，他当然清楚自己这个名义上的国民党中央主席在党内的从属地位，无论大事小事，都是委员长说了算,因此，他心里对蒋介石的独断专行很有些敢怒不敢言，”再说上海的工厂银行太多，打仗也来不及疏散，还有几百万老百姓……””我看兆铭兄不必多虑。”蒋介面狡黠一笑，打断汪精卫的话，”日本人可以在北边打，我为什么不能在南边打?再说打仗受损失也不是哪一家的事，英美洋人不挨几颗日本人的炮弹，他怎么会出面来干涉?……”会场里一些原先被战争弄得很紧张的国民党执行常委现在才恍然大悟，明白委员长葫芦里装的是以战求和的锦囊妙计，拖英美列强下水，确实棋高一筹。会场气氛顿时活跃起来，人们纷纷交头接耳各抒己见，只有那个名叫黄浚的行政院机要秘书恪尽职守，忠实地把会议的要点和发言一字不漏地记录下来。何总长汇报完作战方案，蒋介石清清嗓子，精神抖擞地说:”我还要负责地告诉各位，一百年来我中华民族受尽外夷欺负，割地赔款,凌辱有加。几年前日本强占东三省，我非不战而是时机不到，不得己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今天,我四万万同胞要给倭奴一个沉重打击，要让全世界知道，我中华民族是坚强的，不可任意欺侮!”……淞沪之战、我将以十倍兵力于敌，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志在必胜。我还要向大家透露一个消息:为鼓舞国人抗战士气，我已经命令海军封锁长江水道，将日本长江舰队堵在江阴以西江面上予以歼火或者俘获。这将是我南京政府白抗战以来采取的第一个重大军事行动……”还是那个秘书黄浚，耳听八方，不动声色地速疾记录。史载:八月十一日，著名的南京国防会议在南京总理府召开，与会者除国民党中央党政要人外，还有专程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地方派系大员阎锡山、冯玉祥、白崇禧、余汉谋、何键、刘湘、龙云、程潜、李济琛、陈铭枢、蔡廷锴以及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与会者一致拥戴蒋介石委员长为中华民国陆、海、空三军大元帅，并通过”全国各派政治力量在蒋委员长统一领导下，救亡图存”的抗战宣言。同日，南京国民政府秘密下达向上海日军开战的命令，进攻时间规定在十三日凌晨四时三十分。 江苏扬州机场。
这是一座条件极为简陋甚至根本不配被称作机场的军用机场。城外十里的河滩上，一条夯实的长长的黄土跑道，一片原先用作农田的经过平整的停机坪，还有一排简易仓库就是机场的全部规模。机场内没有任何生活和娱乐设施，甚至没有指挥台和像样的宿舍，只有一些临时搭起的帐篷和一座破败不堪的土地庙可供飞行员休息。八月初，中国空军第五大队第二十四、二十五中队奉命进驻扬州机场，对上海方向担任空中警戒。十一日，作战命令下达，机场进入实战状态，飞机随时准备升空作战。
但是此后一直没有动静。因为实施通讯管制，机场保持无线电静默，人们在紧张等待中熬过二十四小时。到后来，人们绷紧的神经渐渐开始懈惰:有年轻飞行员晚上竟偷偷溜到城里寻欢作乐。
十三日夜九时许，机场值星官突然接到南京一个紧急电话，对方操浙江奉化口音，声音尖利而愤怒:
”……我要你们马上起飞，统统起飞，一个也不要剩下!”听了好一阵，晕头转向的值星官这才弄明白电话那一头咆哮不止的竟是伟大的蒋委员长，于是赶紧立正听命。
”……带上炸弹，把那些日本船统统炸沉，娘希匹!抗战抗战，事情都坏在中国人自己手里……”
当时飞机夜间飞行和作战都很困难，因此命令被延迟到次日凌晨执行。奉命升空的驱逐机其十八架各携带五百磅炸弹两颗，从扬州机场起飞沿长江河道往东追击日本舰队。然而搜寻许久，在渐渐被初升红日照亮的浩瀚的长江水面上，除了点点白帆海鸥，日本军舰早已开足马力逃之夭夭。机群正要失望而归，有人却在吴松口东面白龙港外意外发现日舰一艘，飞行员们精神一振，从高空扑下去，一架接一架狂轰滥炸，好像痛打落水狗一样把这条没有还手之力的日本炮艇直炸得四分五裂无影无踪为止。过了很久之后，人们才听说原来南宗政府里出了内奸，有人把中国方面最高军事机密泄漏给日本人，致使原本停泊在九江水域的日本分舰队五十多艘舰船抢在中国海军封锁江阴水道以前连夜溜掉了。
军事委员会军统局特务处长戴笠上校头重脚经地从委员长官邸走出来。
戴笠，字雨农，浙江江山人，黄埔军校六朝毕业。这位后来在中国特工史上赫赫有名的”特工王”此刻正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他满脑子里都回响着刚才校长愤怒的呵斥和警告，以至于不当心一头碰在汽车门上，痛得直龇牙。校长雷霆震怒是有原因的;上海进攻尚未开始，日本人却已经掌握了中国军队的一举一动，原本已成瓮中之鳖的日本军舰就在江阴炮台的眼皮子底下逃走，不清除隐藏在政府里的日本奸细，抗战能有希望取胜吗?奸细的出现当然是特务处长的失职。
”……限你一个月内查清泄密案，凡是参加了前两天会议的人都要一个一个地查……娘希匹!我要让全中国都看看这些汉奸卖国贼的下场!……”校长原地走动，气咻咻地朝他嚷道。
”中常委和部长以上……也不例外吗?”上校处长忍辱负重地承受校长万丈怒火之后，小心翼翼地请示。
校长愣了愣，没有说话，回到椅子上坐下来。
”雨农，我告诉你，抗战是全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无论是谁，只要他敢做绊脚石,就搬掉他!……”校长的目光很深，很冷，令人不寒而栗，”我不多说了，你要是不得力，我就派别人来干!……”
戴笠感到后背出了冷汗。
事情明摆着:无论戴笠对校长多么忠心耿耿，但是他如果不能以杰出的工作成果替校长解决难题，那么他将很快从他现在的位置上消失。他太了解校长了，校长的用人之道，不是忠诚，二是有为。
毫无疑问，他即将开展的调查是一项棘手的工作，因为出席会议的军政要人大都是国民党元老和实权派的地方军阀，他们中间有些人连委员长也得礼让三分。比如国民党主席汪精卫、副委员长冯玉祥、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四川王”刘湘、”云南王”龙云等，一旦他们知道小小的特务处竟敢狗胆包天在背后对他们进行监视，搞跟踪窃听调查，那时候会弄得连委员长也下不了台，替罪羊当然还是非他莫属。戴笠上校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兵思苦想了一个通宵。
在中国，向权贵开战是需要勇气的，当时的特务处长戴笠还是一个羽翼末丰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那些大人物中的任何一个一旦发怒，都足以使他粉身碎骨。冒着这样大的风险执行校长命令，他仍然感到心有余悸。电话铃响起来，是委员长官邸的。
”……雨农啦，我忘了告诉你，”校长的声音显得平静亲切，”我已经决定，把中统局情报处和国防部情报处合并办公，由你来统一指挥，你看怎么样，啊?……”
”是!是是……”一定不辜负校长栽培!”受宠若惊的特务处长赶紧立正，巨大的惊喜使他的话几乎变得语无伦次。
放下听筒，戴笠在屋子要走了几圈，心情极为振奋。这就是说，他必须义无反顾地向一切反对校长的敌人开战，而不论这些敌人是谁。他当报答校长，为校长效犬马之劳，或者准确说，他就是校长脚下的一条狗，他只能全心全意忠于一个而不是几个主人。民国二十五年”西安事变”，戴笠主动要求陪同宋氏兄妹前往西安营救委员长。他明知此去凶多吉少，甚至有去无回，但是他别无选择。中国的政治好比二个危机四伏的赌场，如果你三心二意到处下注，就像风中的芦苇摇来摆去，到头来一定到处碰壁没有好下场。反之如果你把生命和前程作为赌注全部押在一个领袖身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或许你死无葬身之地，或许你将从此飞黄腾达。结果事变和平解决，戴笠的忠诚和胆识得到回报。
打消了思想顾虑，特务处长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南京鸡鹅巷五十三号的特务处总部内架起专用电台和各种监听电话，遍布京、沪地区的特工组织和打入日本机构内的中国间谍也都接到火速查找隐藏在中国政府内的日本奸细的紧急命令。仅仅几天时间，侦破泄密案有了重大进展。特工怀疑了一个名叫黄浚的行政院机要秘书，对他和家人的行动进行日夜监视，很快发现他的兄弟扮作佣人上市场买菜同日本大使馆官员进行秘密接头的事实，并以此为缺口顺藤摸瓜，一举破获日本人打人中国高层的间谍网。监视党政要人的秘密工作也取得意外进展。特工们最先发现国民党中央主席汪精卫以及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梅恩平诸人与日本外交部有秘密接触，委员长指示继续监视,不要打草惊蛇。
民国二十六年也就是公元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木日，南京及全国各家报纸均刊登一条重要新闻:最高法院判处前行政院秘书黄浚等十名日本汉奸死刑，立即押赴刑场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