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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极限 刘以林 5446 字 4个月前

这种时候,我多么希望海涌立刻停下来啊。我坐在绿岛的山顶上,面对着海水和蓝天,一任阳光射着我的信笺,我就开始写自己。有时不写,我坐在马尾松的荫凉下,让海风拂着面颊和头发,冥想着我自己世界里的一切,宁静的海声和宁静的松涛渗进我的心里,常常地,我要在夏日的风里默默地流泪,为那些即将邀去和即将到来的一切,为我那绵绵的一尘不染的梦。

那个无风的晚上岛上一切都非常宁静,天很黑,山上海上都没有~点声音,散落在山脚下的渔民的窗户里也没有一点声响漏出来,站在楼外的阳台上,看到的天空只是一片虚寂,偶然地,山边上的连队里响过几声战士的歌,响过就寂静了。回到屋里女兵们都低头默然,翻翻书摸摸被子,都不作声,大家都想家了。住我对面的小昕忽然提议说,我们哭吧,哭一场就不想家了。大家便哈哈笑着装着哭起来,哭着哭着,腔调就变了,大家真的都哭起来。我也哭了;而且总也收不住,为了堵眼泪,我拿起一本杂志,顺手一翻,一个标题映进眼里:《流泪的女孩》,我顺着这个标题看下去,却见是一篇戏曲,是写一个青年姑娘的悲欢的,我看了个开头,尽管对那种时而对白时而唱词的形式很不习惯,还是一口气读下去了,一遍看完,我的哭意全没了,那个流泪女孩的生活艰难和以生命为代价而对理想的追求深深地感动了我。我立即给作者写了一封信寄去,信中写的是即兴式的一些感想,写过寄过也就忘了,不料两周以后作者回了信,不长,措辞礼貌而周到,大意是说在戏曲极为衰落的今天,竟有远方的一个女兵赞许他的剧本,他很高兴。我又回了一短信,一切就此结束,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把这事丢在脑后了。一天医院召集女兵开会,说为了迎接"八一",司令部的意思让医院出几个节目,为此我们就到司令部宣传科找材料,翻那一堆《剧本》杂志,一下又看到了东林的名字,上面又登了他写的一个戏,我读了一遍,有一种老相识的感觉,亲切极了。我又给他写了一封信,我不记得我是否写了人情味的东西,反正是从这一封信开始,就再也收不住了,这边的信和那边的信,源源不断地穿山过海,跨过几千里路飞向各自的目的地,鸿雁的翅膀一层又一层驮走了我的情感。我感到恐惧,我知道这是一道恋爱的陡坡,天长日久,我是驻不住脚的,家里不会允许我从这样的坡上滑下去,我必须在适当的分寸上勒住情感的马缰。可是,我发现自己很难做到这一点,越是这样想,就越是觉得应该抓紧已经看见的珍贵东西不放。在女儿家理想化了的世界里,我确实觉得来自东林的珍贵东西太多,譬如,他孤寒的出身和他对事业追求的统一性,就使我感到闪光而突兀;在接触他之前,我对中国戏曲一无所知,是他让我知道了中国戏曲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艺术,最能用它来表现现代精神,只要有才能的人渗进去,肯定会大有作为。他断定有人会使中国戏曲大放光华,而他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虔诚于斯的神圣态度和为事业献身坚韧不拔的气概装满每一个信封飘飞过来,像云层里射下来的一道道阳光,遥远而强烈地照彻了我的周围,使思想有所充溢,情感有所寄托,心境得以升华,并且反差极大地看见了周围的寂寞和猥琐。为此,一我恐惧更甚,我知道我是在向我的家庭之舟的边缘走去,要不了多久,我就会把家庭的船压斜的。家里不会允许我滑那道陡坡,而我在滑。

我想过中断交往的事情,可是在流泪不流泪的时候,我都觉得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一想到断,那住在我骨髓里的永远的"青泥洼人"就跃到了我的眼前。

"青泥洼人"是我初中一个同学的绰号,他住中山区青泥洼桥一带,何晓鲁一帮人就给他起了这么个绰号。他是个很穷的孩子,家庭出身不好,一年到头总是穿着全班最破的衣服,整天躲在角落不讲话,大家都看不起他,不愿和他坐一桌,因为我是数学课代表,又是全班最早的一批团员,老师就把他安排和我坐一桌。他坐在桌上很少动,不讲话,也从不看我,更不问我数学题,有时出于好心,我问他:你会吗?他就支支吾吾地说做做看。很久以后我才发现他是个自尊、刚强而又聪明的孩子。有一次,我为一道难题算得满头是汗,怎么也做不出来了,急得不行,课代表的责任是要向全班同学讲作业的,尤其是难题更要做好提示,以我的功课来说,是很少有题做不出的,可是这一回做不出了,眼看着同学等着辅导,怎么办呢?正着急,"青泥洼人"在旁边轻轻叫了我一声:"南妮。"我有些惊讶,同桌半学期了,这还是他第一次找我说话,我转过脸,发现他递过来一张纸,上面是他做出的那一道难题。我简直有些目瞪口呆,因为他的学习只是中等,他不可能做出这样的难题。事后我找他一谈,就更加目瞪口呆了,原来他的功课根本不是什么中等,而应是最拔尖的,连许多老师没讲到的题目他都会。"可是,为什么你考试总那么差呢?"我说。他说:"我不能考好,以我这样的家庭出身,本来是念不上中学的,现在念了,若功课太好,他们不会容我。"我知道他说的"他们"是谁,就说:"你不用怕,这事我给老师说,你一定要露出真面目。"他奇怪地看着我:"在这个班上,老师能管住部队上的学生吗?"说到最后,他还是答应了我的要求,一次考数学,一向很晚才出考场的"青泥洼人"第一个出了考场,考分一公布,满分,全班第一!大家全都哗然,尤其部队那帮小孩叫得更凶,说也邪了,抄的吧?爬墙头的吧?事情这么不正常,怕是要地震了吧?只有我心里清楚是怎么回事,暗暗为他高兴,从此,我和他说的话就多起来,"青泥洼人"也显得比过去活跃了许多。这一来引起了那帮部队小孩的嫉妒,洋腔怪调说话给我听,对"青泥洼人"就更加不客气,有一回我听到教室一片喧嚣,进去一看,一个绰号"马蛋"的正和一帮人在打"青泥洼人",我冲过去拉,拉不开,一转头我看到何晓鲁站在旁边,就知道这是他的主意,我叫他赶快让别打人。他掉头就走,说:"这是马蛋的事,与我无关。"好几个人把"青泥洼人"打倒在地,还不停地打,直到老师赶来。马蛋面对老师理直气壮,说"青泥洼人"因为他是光头就给他起了个"马蛋"的绰号。其实绰号已流传了许久,与"青泥洼人"全没关系,这事学校也都知道,可学校的处理结果,马蛋一伙竟无事,却要"青泥洼人"写检查。"青泥洼人"写了检查,沉默着一句话不说。一天他书包鼓鼓地来上学,悄悄在我耳边说:"我送你一样东西。"掏出书包里的东西,原来是个大海螺,长得光光滑滑奇形怪状的,半透明而闪着红莹莹的光,我从没见过那么精美那么漂亮的海螺,而且我也从没接受过男孩子的礼物,正不知怎么说才好,他一下子就把海螺装进了我的桌肚。"里面有你的信,你看吧。"他匆匆地说。我心慌意乱,立即低下头去找出信来。"南妮,"他写道,"原谅我冒昧地给你写信,我再也不能做你的同学了,在我灰浊浊的苦难生活里,你是第一个看得起我把我当作同学和朋友的人,一想到这个我就热泪盈眶,很想找个地方痛痛快快地哭一场,我永远感激你,永远记着你。再见了!"字虽少,字字都像烙铁,我抬起头,"青泥洼人"已不在身边,上课的时候他也没来,课间时马蛋一脸是伤回来了,原来他是被"青泥注人"叫出去打了,他气狠狠地商量着找何晓鲁如何报仇,可是,"青泥洼人"从此就再没有出现,一天两天三天,一周两周三周,他永远从班上消失了。我到青泥洼桥那儿找过他,我知道他住的那方位,找到那里,一个老太太告诉我,他已搬走了,人家的房子不让他住了,他有一个多病的母亲,一个妹妹,都没有工作,全靠他一个人摸海物为生。老太太告诉我在大连湾的北沿海边石嘴上有个小屋,"青泥洼人"就住那儿,我赶到那地方,见小屋也没了,只有小屋的遗迹在,"青泥洼人"的行踪就这么消失了。面对茫茫的海湾和空无一物的海岸,我的心一下落了下去。从此我就再也没有见到"青泥洼人",从此我就永远想念着"青泥注人",许多年之后,我才明白这一闪而过的、自尊刚强而又聪明的影子是人生的一道光亮,是这道光亮的存在,我才得以在平淡庸常的宁静岁月里想着生活的深度,毫不迁就地看到了周围的浮浅和庸俗,也就是从那个影子消失的时候起,我就开始了自己的寻找,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一种归我所有的男性形象已在我心中堆垒起来,只是我没有想到,这个形象会在几千里之外,这其中的缘分,不知深藏怎样的奥秘了。

我背着家里和外人暗暗进行我的一切,云层里射下的阳光只有我自己看得见,只有我自己珍借它,爱护它,把它视为人生天赐的明媚,卓然地亘在芸芸众生的卑俗世界里。我也知道我在走着一条危险的路,像两岛之间悬着一根钢丝一样,我踩在上面,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掉下去,掉到波涛翻滚的海里和箭一样射来的鲨鱼的嘴里。这也罢,各人的选择各人负责,而且这也符合我自己的方向,在我刚刚开始为自己掌舵的人生世界里,我不愿平庸地毫无创见地安排我的人生。人生太短,太短的人生不该无声无息。

东林与我的第一次相见有一个暗号,我左手拿一个信封,他右手拿一本杂志,他从上海坐船过来,我到大连码头接他。那天早晨我觉得整个世界都面临着三岔路口,我不知穿什么衣服好,不知梳什么发型好,也不知站在什么位置好。船到之前我几次站到出口处试试,每试一次心都跳得不行,我慌,我是咬了牙才在最后一次站在那儿没有逃开的,我躲在接船的人群后面,不敢正眼向里面看,我无法设想面对真实东林的情景。在过往的信里我什么话都说了,已是一对不能分开的恋人,可我们从没见过面,柏拉图的方式要跌落到一个小伙子面前,我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忽然脚下一飘,出口处走出第一个旅客,我极力镇定自己,可是不能够,心怦怦狂跳,四肢瘫软得没一点力气,几乎站不住了,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赶紧藏匿了暗号,把信封装进口袋,正正帽子,塞好头发,咬牙切齿站得像个女兵。我不敢向里看,又不能不看,走出一个人我的心就轰然一声跳,人群走到一半,我的心(口空)地更加响了一声,血也几乎不流——东林出现了,他背了个包,两眼向前看着,我极力寻找那本右手上的杂志,没有找到,却找到了照片上的那个面孔和那双眼睛。我认出他来了,他也认出我来了,笔直地向我走来,他盯着我的面孔而不是应该拿信封的左手,他的右臂比划了一下什么,我们走到一起,脸都红得不行,我胡乱地朝前指指示意他跟我走,他就跟我走了,走了三十多米,彼此都一句话说不出来。忽然他站住了,我听到身边没了脚步声,就回过头去看他,见他正弯下腰去摆弄自己的鞋子,原来他的凉鞋带子断了,他穿了一个很破很破的凉鞋,他曾说那是大学二年级时买的,他将要穿着那个烂鞋子来大连见我,果然就是这个样子。想到这个我忍不住笑了,他也笑了一下,彼此都在紧张中感到了松驰,这时我听到了他口中冒出的声音。

"你好。"他说,声音很粗,很厚,有很宽的共鸣声,让人听了很紧张。

"嗯……"我说,"一个人走的吗?"

他看看我不知道我说的什么,"船是从上海来的,逆风,走了四十二小时。"

"啊,很晴的是不是,你的鞋……"

他站起来,想做出一点什么样子,可是一点也不自然。我看到他比我高出半个头,上唇有着黑黑的胡子,牙齿很自,很大的手指在脸颊上极不自然地划来划去。我慢慢缓过劲来,提议先去给他买鞋,他看看我,明白我要给他做什么,便笑了。

我也想笑一下,说一两句轻松的缓和气氛的话,可是无论如何不能够,信上的东林和面前的东林完全是两个世界,面前的这个东林太真实,太陌生,太生硬,太和我的直觉格格不入,他是个从未见过面的完全不相识的男性,我为什么要和他走在一起呢?我怎么能允许他和我靠得这么近?就是他和我通了过去的那些信吗?为什么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感觉上剑拔弩张难以谐调呢?他是不是东林?是不是那个从云层里播下阳光的东林?我拿不准,我觉得在他和信中有一个很大的断裂,令我感到异样疑惧重重。而且,在这次相见之前还有一场波折,他不讲任何理由突然好久不来信,不论怎样写信他也不回,直到我把"青泥洼人"的故事写给他他才急转直下北上相见。他一如此,我的怨气就来了,气呼呼地等着见了面算帐,可是,面对难以消融的陌生,我"算账"的情绪也一下子变得毫无根据了。

东林住宿的地方是要塞海运大队的招待所,消息封得很严,除了我,没人知道他已来了大连。我住在家里,偷着空子去看他,陪他去看大连的风光,我们彼此一步一步走近,小心地观察,小心地试探,都想找到通信中的那个对方,我闭口不提"算帐"的事,心中却想着能够达到那种"算帐"水平的感情。

东林对大连感觉异常新鲜,这个风光优美的海滨城市使他领受到了一种异国情调,他面对那些日本式的建筑,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