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都是由一个个不间断甚至错综复杂的细节建构起来的，而谁又都有权利来陈述自认是史实的细节。到底谁的“记忆”最接近历史的真实？谁的叙述最具史实的可靠性？换言之，叙述者有说出“真实”的权利，也有制造“真空”的可能。以“老舍之死”为例，历史的责任当然无论如何也不该由哪一个具体的个人来负，且也是负不了的；有人也许是抱着多亏当初没沾上什么责任的庆幸，来为自己做几十年之后的道德升华，甚至在口述中有意无意间掺杂进小说的演绎，这使“老舍之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文学化了。历史与文学合二为一的症结，便是遗留下这样一个永远的难解之谜：何以老舍会在那么多的同情与保护下死去？

我绝不敢说，这部书是在构筑一部“绝对历史”。所以我还是愿意用“真实的神迹”来形容那唯一的不可还原的历史真实。我无意去指摘任何人故意隐瞒或伪饰历史，也从没想过去戳穿谁说的就是历史谎言，也没有这个能力。相反，我越发觉得，“历史”原本就是这个样子的，它本身其实只是个抽象的名词，没有任何具体的内涵，是靠着时间和事件的挂钩才鲜活和立体了起来。难怪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说：“日期是不可或缺的挂钩，历史事件的花锦就挂在这个挂钩上”。就“老舍之死”而言，事件当然就是历史的挂钩。我只能是通过自己的研究、努力，把对历史、对人性的认识悬挂在上面。即便后人不再理睬这些也许会风干的“花锦”，但它们确是实实在在的历史印记。

因而，从这个角度说，所有寻访的过程，都已经和1966年8月“老舍之死”那个悲惨的日子，挂在了同一个历史的挂钩上。历史的“结果”已经变得不重要了，而“过程性”却具有了更大的和真正的历史的意义与价值。

口述史未必是信史

口述史的发生(1)

“帕里-洛德理论”的意义和价值美国密苏里大学“口头传统研究中心”的开创者约翰·迈尔斯·弗里教授所著《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引发了我探讨作为口述史的“老舍之死”的史学意义。我首先直观地感到，口头诗学与口述史学具有相似的可比性。在某种程度上，两者还是兼而有之。正像弗里在书中举到的很多例子，世界上许多民族最早的文学创作样式，几乎都是像《荷马史诗》那样的英雄史诗或神话传说，而且，多先在民间口头承传，经过长期的累积，形成确定的文本创作。对于作品是一人创作，还是多人甚至集体的创作，往往难知其详，对于作者的身世生平，更是无法考证。

因此，1925年，美国年轻的古希腊文学专家米尔曼·帕里，开始对荷马史诗产生浓厚的兴趣，认为这两部被后人称为伟大史诗的、总数约达28000诗行的叙述作品——《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远非荷马一人所能创作，而肯定是希腊人集体的遗产。

早在“荷马时代”稍后不久的岁月里，“谁是荷马？他是何时创作出那些我们惯常归功于他的诗作的？”就已经成了悬而未决的公案。“荷马问题”变得扑朔迷离。由于没有留下关于荷马史诗创作者的确切记载，后世的学者们只能根据零星的线索，来做各式各样的主观推断。主要形成了“分辨派”与“统一派”的争端，即“荷马多人说”和“荷马一人说”两个截然对立的学术派别，即前者主张荷马史诗为多人的累积创作，荷马不过是最终的整理、修订和写定者；后者认为荷马史诗就是荷马一人创作的。双方各执一词，且都认为证据确凿在握。岁月流逝，考古挖掘或发现至关重要的新材料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学术探索步履维艰。

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帕里像一些伟大的思想家一样，在承前启后的学术关联中拓展自己的研究，并由前人和同时代人那里获得启发和裨益，开始着手分析荷马史诗中高度程式化的固定的“特定形容词”。他很快发现，荷马史诗中这种高度程式化的演唱风格有着悠久的传统。荷马诗史是程式的，也就必定是传统的。随后，他又发现，这种传统的史诗唱法，只能是口头的。为了印证这种以语文分析为基础的学术推想，帕里决定去当时还存有口传史诗演唱传统的前南斯拉夫地区进行田野作业，以求通过近距离的观察和调查，发现口头文学活动的基本特征。他与他的学生和合作者阿尔伯特·贝茨·洛德出发了，师徒二人由此创立了后来的“帕里——洛德理论”，或叫“口头程式理论”。

近两年的田野作业，他们用笔和特殊装置记录下当地大量的史诗演唱，从而构成了今天哈佛大学威德纳图书馆“帕里特藏中心”（theparrycollection）的重要内容。282不过，早在17世纪和18世纪之间，学者弗朗索瓦·埃德林就曾由荷马诗歌文学上的缺陷，对“荷马问题”提出过这样的学术推断：“我们现在所见到的荷马诗歌，并非是一部统一的文学创作，而更像是编辑们修纂出的成品。是历史为他们提供了‘荷马’这一现成的虚构。”283帕里进行了16个月扎实而纵深的田野作业，搜集和记录了总共约达1500种的史诗文本。在掌握了如此丰富的口头史诗材料之后，他宣称：“我相信我将要带回美国去的手稿和磁盘的集成，对于研究口头叙事诗歌的生命力和功能而言，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284像帕里一样，我在断续进行了十余年“老舍之死”田野作业的追踪采访，获得极其珍贵的资料之后，同样可以自信地宣称：“我相信我手头的数十盘录音、录像带和整理出来的口述实录以及搜集到的相关档案材料，对于研究老舍之死的历史意义，单就资料上的价值而言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不幸的是，1935年12月，刚刚回到美国不久的帕里突然去世。而幸运的是，洛德自觉禀承了帕里的卓越学术品质，肩负和继承老师未竟的事业，并取得了里程碑式的学术成就，于1960年出版了《故事的歌手》，“几乎囊括了帕里当初写作他的‘歌手’时所要论述的全部议题。”285洛德在开篇引言中即强调：“这是一部关于荷马的书。荷马是我们的故事的歌手。而且，在一个更大的意义上，荷马也代表了从洪荒难稽的古代直至今天所有的故事的歌手。我们的这部著作也是关于荷马以外的其他歌手的书。他们中的每一位，即使是最平庸的一位歌手，也和其中最具天才的代表荷马一样，都属于口头史诗演唱传统的一部分。现代歌手无人可以与荷马并驾齐驱。”286当然，就帕里-洛德理论而言，我更感兴趣的还是其对史诗与历史，也就是文学与历史之间关系的考察。洛德在《荷马、特洛伊战争及历史》一文中，对另两位学者就《伊利亚特》之中关于希腊人和特洛伊人的分类描述所进行的阐释指出质疑，认为：“任何一个主题，甚至包括一种分类，都会在时间的推移中显示出其间的变异。故此，不能企望它保存着‘历史的真实’。……在史诗中呈现了事件，但是，相应的年代编排是混乱无序的。时间被缩微到了一只望远镜中。岁月流逝，各个不同时期全都被排列组合到了眼下的表演之中……口头史诗呈现的只是关于过去的一副拼图”。287我由此想到，人们以前所了解的“老舍之死”，有些是否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按照高度程式化的形式，用固定的“特性形容词”编纂成的另一种形式的“荷马史诗”，或“关于过去的一副拼图”？里面保存了多少“历史的真实”？不过，所不同的是，令后人迷惑的并非作者是谁，却是“史诗”，即历史本身。因为，所有口述“老舍之死”的历史见证人都有名有姓。换言之，与荷马以前没有留下名姓的“歌手”所不同的是，他们是一个个有名有姓的歌手，“而对歌手来说，歌就是故事本身，歌是不能改变的（因为在歌手看来，改变它就意味着讲述了一个不真实的故事，或歪曲了历史）。在歌手的观念中，他专注的稳定性并不包括词语，对他来说，词语从来没有固定过，而且故事的那些非实质性部分也从来没有固定过。他把自己的表演或我们所认为的歌，建构在稳定的叙事框架上，这就是歌手感觉到的歌。”288与此相关联的是，“口头诗歌中的主题，它的存在有其本身的理由，同时又是为整个作品而存在的。这一点适用于一般意义上的主题，也适用于具体歌手的主题形式。歌手的任务就是随时适应或稍事调整，使主题适应歌手进行再创作的那部特定的歌。对具体歌手来说或整个传统来说，并没有一个‘纯粹’的主题的形式。主题的形式在歌手的脑海里是永远变动的，因为主题在现实中是变化多端的；在歌手的脑海中，一个主题有多种形态，这些形态包括他演唱过的所有的形式，虽然他最近的表演自然而然地在脑海里记忆犹新。主题并非静止的实体，而是一种活的、变化的、有适应性的艺术的创造。主题是为歌而存在的。”289

口述史的发生(2)

这倒可以用来解释作为“八·二三事件”这一“荷马史诗”的“歌手们”的“演唱”。先举一个既简单得似乎可以说清楚，又复杂得说不清楚的例子，如第一章中引述的关于老舍以怎样的方式用挂在脖子上的牌子“打”红卫兵，“歌手们”作为现场目击者，其说法众说纷纭，更不用说后来的歌手将怎样演唱了。我想，即便天才如荷马者，待创作“老舍之死”这一“史诗”时，也只能是束手无策。

再以老舍“打”红卫兵来说，如果只筛选出一种“演唱”，而将其他摈弃，并只将这一种“演唱”写入史诗，使之流传，那无疑，老舍“打”红卫兵的举动就会成为后世“荷马史诗”的艺术文本——“正在这时，人们万万意想不到的事情突然发生了＊—老舍把举过头顶的牌子，猛地向身边那两个红卫兵砸去！看得出，他是用尽全身仅有的余力，向红卫兵砸去的－……我敢说：在几十万红卫兵大军云集北京的时候，在全国刚刚发动起来的时候，敢打红卫兵的，老舍是第一人，而且仅此一人！敢以殴打红卫兵表明自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老舍是第一人，而且仅此一人！290即便是这同一个主题，演唱者所使用的“词语”也是不同的。例如，张林琪和白瑜以“八·二三事件”目击者的视角合写的那篇《宁折不弯——追忆老舍死前的一幕》，无疑曾被作为“史诗”的篇章广为“传唱”——这篇文章被许多的报刊、杂志、书籍转载、收入即是明证——并几乎被作为那一特定章节固定的唱本确定下来。请看以下这段文字：在水泄不通的人群中，我们用力踮起脚跟，才勉强看清站在沙发前的那人，原来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此时，他正向周围训斥他的人申辩着什么，从他那激昂的神态，挥动的手臂，看得出他那激愤。……原来是老舍先生－……一种焦虑、惶惑与悲哀的情绪，涌上心间。老舍先生听到那人的话，抬起头说：“我没有不老实，说话要实事求是，没有的事我不能胡编。”第一次听到老舍先生的话语，声调是那样的平静，表情是那样的冷静。我们为老舍先生捏了一把汗。在那一时候，谁不知道，俯首帖耳，口称“是”还不能幸免于难，何况竟敢与之讲理。……老舍先生一步三晃地让他们带走了。……等我们再次挤到前面时，才发现一块大木牌已经挂到了老舍先生的脖子上，上书“反革命黑帮分子”几个大黑字。我们看到细细的铁丝，深深地嵌进他的皮肉里，老舍先生满头大汗，喘着粗气，他头上的绷带已经在混乱中被撕开了，血布条挂在脸上，两眼微闭着。人群里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尖着嗓子叫：“我揭发，老舍在解放前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出卖给了美国……”……老舍先生终于支撑不住了，跌倒在地。左右反剪着老舍先生手的红卫兵，又“威风凛凛”地一人踏上一只脚，一只手揪住老舍先生的头发，近乎趴在地上的老舍先生的脸，已经变得苍白，痛苦地抽搐着。……即使这样，我们仍听见老舍先生在一字一顿用力地说：“我没有卖国，事情是这样的……”野蛮的岁月里，在失去理智的野蛮的人面前，主义的言辞只能换来无情的毒打和肉体的折磨。……只见老舍先生猛地直起身来，这一突然的反抗动作，惊呆了围观的人群，也惊呆了压着他的人，恐怕这些人还没碰到过这么“顽固”的“黑帮”。瞬间，我们看到老舍先生目光中充满了愤怒，他挺直脖子，发出撕人心肺的呼喊：“你们让我说什么？”随着吼叫声，他突然猛一转身，将手中的木牌砸在刚才一直对他又压又打的女红卫兵头上。……“你竟敢打红卫兵！老舍先生被拳打脚踢包围着，台阶下的人往上涌，乱成一片。……我们终于又看清了老舍先生：眼镜早已破碎，脸上青一块紫一块，浑身是土，身上的汗衫已变成一条一条了，脚上的鞋剩下了一只，头无力地耷拉着，仿佛已是半昏死状态，只从他微微起伏的胸口，看出他还活着。……“你打了红卫兵知罪不知罪？”沉默，长时间的沉默，老舍先生仿佛刚明白了对方的话，头无力地点了两下。“把你的罪行写下来！纸、笔已经摆在了老舍先生跪倒的膝盖前，老舍先生好一会儿才拿起笔，每写一笔似乎要付出全身的气力，“我打了红卫兵老舍”八个字，写了足有五分钟。写完，老舍先生目光呆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