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的威胁。在处理此案过程中，一七九○年（乾隆五十五年），乾隆帝曾巡视直隶、山东等地，目睹官府的腐败，慨叹说：“身为督抚者，惟知养尊处优，不以民事为重，且遇刑名重案及城工等事，往往因循怠忽，展转迟延，阳藉详慎之名，阴遂诿玩之计。”一七八八年（乾隆五十三年）二月，直隶建昌县发生盗犯马十行劫一案，事悬两载，尚延宕未结；山东金乡县借努修城，时过数年，尚未办理开工。乾隆帝说：“可见外省废弛积习，大抵相同。”“似此玩延悬宕之案，或更有甚焉者。”又说：“至六部等衙门办理事务，虽有限期，由各道御史汇奏，但事有关涉两部者，亦每至彼此推诿，行查不以为要，吏胥等得以藉端沈阁，百弊丛生。其驳查外省事件，又每以一驳了事，或竟有驳至屡次，往返耽延，经年屡月，并不勒限严催。”（《高宗实录》卷一三五一）乾隆帝曾命大学士九卿科道等会议，酌定各级官员承办各类事件的期限，但懈宕废弛的颓风，依然不可遏止。乾隆帝重惩两江督抚，意在使官员知所做戒，但官场腐败的积习，并不能因此而有所变改。

浙抚贪污案——查处苏抚闵鹗元案的新任江苏巡抚福嵩，于结案后调任浙江巡抚。不久，也因贪污被揭露，成为江南的又一大案。

满洲正黄旗乌雅氏福嵩，原曾接任陈辉祖为浙抚，因办理弥补前任亏空事不力，被召还京。后署理山西巡抚。一七九○年（乾隆五十五年），自安徽调任江苏，改任浙江。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两淮盐政全德参奏盐运使柴桢“将商人王履泰等应纳钱粮在外截留，作为己收，私自移用共二十二万两。”又讯柴桢家人柏顺，柏顺供称柴桢前在浙江盐道任内“交代未清，恐浙省参奏，是以私那十七万两前往补填，其余五万系自己侵用。”（《高宗实录》卷一四一八）柴桢被革职拿问。乾隆帝因福嵩身为巡抚，兼管盐政，于柴桢亏空库项至十七万之多，竟毫无闻见，怀疑他也染指分肥，通同作弊。命将福嵩革职拿问，另派兵部尚书庆桂往浙江与新任浙江巡抚长麟审办此案。庆桂、长麟审讯柴桢，柴桢供出他在浙江盐道任内，“福嵩曾向婪索金银及派办物件，不发价银，通共用去银十一万五千余两。”（《高宗实录》卷一四二○）又供出侵用掣规、值月、差费等项共银六万六千余两。后又查出福嵩奉母游玩西湖，每次派令盐道柴桢“豫备食用、灯彩、船只等项，共用银二千余两。”（《高宗实录》卷一四二三）乾隆帝命将柴桢及其家人柏顺于浙江处决，令庆桂押解福嵩来京亲讯。大学士和珅深恐福嵩至京师廷讯，会涉及他的阴私，劝乾隆帝尽快将他处死。乾隆帝下谕说：“福嵩系硕色（原湖广总督）之孙，伊家世受国恩，历任封圻，自应廉隅谨饬，免力图报。乃辄向盐道婪索多赃，以致柴桢亏缺库项。营私玩法，莫此为甚。此而不严办示惩，何以肃官方而儆贪黩！”（《高宗实录》卷一四二二）命毋庸解京，即由庆桂于押带福嵩所到地方正法。福嵩饮鸩死。涉及此案的浙江司道多人，被革职。

福建贪污案——一七九五年（乾隆六十年），闽浙总督觉罗伍拉纳察知福建将军正黄旗完颜氏魁伦夜宿娼家，欲上书弹劾。魁伦知伍拉纳贪贿不法，遂先发制人，向乾隆帝弹劾伍拉纳纵容盗匪。上奏说福建“各海口地方盗匪仍复肆行出没，甚至五虎门近在省会，而盗船即在彼停泊迭劫，毫无忌惮，以致商贩闻风裹足。皆由该督抚等平日漫无整顿所致。”（《高宗实录》卷一四七七）又疏劾伍拉纳和福建巡抚浦霖说：“闽省近年洋盗增多，由于漳泉被水后粮价昂贵，浦霖等办理不善，以致贫民流为匪党。伍拉纳现驻泉州，饥民围绕乞食。”（《高宗实录》卷一四七八）乾隆帝怒，革伍拉纳、浦霖及按察使钱受椿、布政使伊辙布职，命两广总督长麟署理闽浙总督，偕同魁伦质审。魁伦又奏新任福建巡抚姚棻“前在漳州道任内，所属三县亏空库项二万余两。”（《高宗实录》卷一四八一）乾隆帝又命解姚棻任，由魁伦署理巡抚。

魁伦偕同长麟审出伍拉纳自福建藩司升任闽浙总督，向新任藩司伊辙布交代时，“尚有四万两无从措缴”，“即将办赈余存项下银四万两代为措垫”。又审出他属下库吏周经“在外开张银店，常有领出倾销之项”。乾隆帝以“周经为伍拉纳私人，有通同侵用情弊”，命令长麟、魁伦严讯周经，“所短四万两在何处用去？”（《高宗实录》卷一四八二）魁伦劾奏伍拉纳原不过是泄愤护己，不意乾隆帝认真追查。他和长麟都惧怕得罪伍拉纳的姻戚和支持者大学士和珅。魁伦明知伍拉纳“尝纳属员贿，动辄千万，有不纳者，锁锢逼勒。”“受洋盗贿，任其劫掠”等情（《啸亭杂录》卷九），在复奏中却“代为掩饰”，长麟也“意存将就完事”（乾隆帝语）。乾隆帝严斥魁伦、长麟，降旨续审，并将伍拉纳、浦霖解京审讯。

长麟、魁伦续奏：“查出伍拉纳、浦霖两次各得受厦门同知黄奠邦银九千二百两”。又审出漳州府属长泰县械斗一案，按察使钱受椿以所拿凶手未确，饬令提案至省审办，因馈送财物“不满欲壑”，“乃不即时审结，致拖弊十命”等情。浙江布政使汪志伊奉命查抄浦霖原籍货财，“查出现存银钱及埋藏银共二十八万四千三百余两，房屋、地契共值银六万余两，金七百余两，其余朝珠、衣服、玉器等物尚不在此数。”（《高宗实录》卷一四八八）京中查抄伍拉纳家，“得银四十万有奇，如意至一百余柄。”（《清史稿》卷三三九，《伍拉纳传》）乾隆帝说：“此与唐元载查籍家财，胡椒至八百石何异？伊二人贪黩营私，殊出情理之外。”（《高宗实录》卷一四八八）命军机大臣会同刑部从重定拟，立斩决。又命长麟、魁伦将钱受椿锁拿解京，交部治罪，随即送还福建，处以“夹刑二次，重责四十板，再传在省官员监同正法，俾触目儆心，以为玩法营私，谬妄贪黩者戒。”（《高宗实录》卷一四八八）布政使伊辙布在押解进京途中病死。伍拉纳、浦霖、伊辙布、钱受椿之子嗣，如系职官、监生，概行斥革，俱著照王亶望之子例，发往伊犁充当苦差。

长麟因审理此案“始终回护”被革职。魁伦因首发此案，免于治罪，暂行署理闽浙总督印务，清查各州县亏空。魁伦查出亏缺数逾一万两以上之州县官李堂等十名，奏拟斩监候；另有秦为干、李廷采二人亏缺虽未逾万，但平日声名狼藉，亦拟从重处以斩监候；其余各员依次递减。乾隆帝以“福建地方近年以来，自督抚司道以及各州县，通同一气，分肥饱橐，玩法营私，以致通省仓库钱粮亏空累累，盗风日炽”（《高宗实录》卷一四九一），命加重处分，诛李堂等十人，其余谴黜有差。

上举诸案都是震动一时的大案。自西北之甘肃至东南之福建，遍及各大省。案犯自总督、巡抚以下，涉及司道诸大员。督抚下通州县，上接朝臣，上下通同作弊。督抚大案如此，各地区各级官府的次案和小案，不难推知。已被处治的如此，未被处治的贪污腐败现象，更是随处可见。乾隆帝虽然严厉惩处了这些大案的贪官，但依然不能制止遍及各地的贪风，因为朝廷中还有掌握大权的更大的贪官。

二、和珅擅权贪恣

乾隆帝退位前约二十年间，任用满洲正红旗钮祜禄氏和珅为军机大臣，晋授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文华殿大学士。乾隆帝晚年依然耽于悠游享乐，朝政日益彼和珅所操纵。和珅以宰辅兼领户部、吏部两尚韦，朝廷财赋之收支，官员之升黜，均操其手。和珅由此无厌地向各级官员索取财货，各级官员也竞向和珅纳贿输财。上下相通，层层效尤，自朝廷到地方，形成了以和珅为首的庞大的官员贪污网。清朝政府被这个密网所笼络，吏治日益腐败，难以收拾了。

侍卫出身的和珅，赖祖先的军功，以生员承袭三等轻车都尉世职。一七七二年（乾隆三十七年），授三等待卫，任近御差使。为人聪颖博闻，得乾隆帝的赏识。一七七五年（乾隆四十年），擢任御前侍卫，授正蓝旗满洲副都统。次年，升任户部侍郎，为军机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一七八○年（乾隆四十五年），乾隆帝查知武英殿大学士、云贵总督李侍尧贪赃不法，命和珅与刑部侍郎喀宁阿往云南查办。和珅等查实李侍尧“贪黩营私，婪索财物，盈千累万，甚至将珠子卖与属员，勒令交价，复将珠子收回。又厂（铜厂）员调回本任，勒索银两至八千两之多。”（《高宗实录》卷一一○六）李侍尧也自认得道府以下馈赂，被革职逮治。和珅又劾奏云南巡抚孙士毅亲见李侍尧受贿，“置若罔闻，隐慝不奏”及云南吏治败坏，府县多亏空等事。乾隆帝大为赞赏，因是往审之员，不能留任总督，擢任和珅为户部尚书、议政大臣、御前大臣兼镶蓝旗满洲都统。和珅之子被乾隆帝赐名丰绅殷德，指为和孝公主（十公主）额驸，待年完婚。和珅又晋授领侍卫年大臣、四库全书馆总裁、理藩院尚书等要职。和珅以惩办贪污得乾隆帝的殊遇，位居显要又结皇亲，权势之显赫，不可一世了。

专擅中枢——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和珅以户部侍郎入值军机。大学士于敏中为军机领袖。一七七九年（乾隆四十四年），于敏中卒。和珅授御前大臣，次年晋户部尚书。大学士阿桂领军机。阿桂为大学士阿克敦之子，系出满洲望族，屡受命参予对准部、回部战事，迭授内大臣、工部尚书、伊犁将军，历任四川及云贵总督，又为副将军领兵对缅甸及金川作战，是朝中军功卓著的重臣。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阿桂奉命视师，镇压甘肃苏四十三起义。和珅为钦差大臣，先往督师作战，大败。阿桂至军，责问和珅。和珅归咎于诸将不听指挥。阿桂召诸将至，指挥军事，均奉命响应。阿桂对和珅说：“诸将并不怠慢，败阵应当杀谁？”乾隆帝知和珅与阿桂不和，调和珅回京，兼署兵部尚书。一七八三年（乾隆四十八年），调吏部尚书，仍兼户部。一七八六年（乾隆五十一年），和珅投为文华殿大学士，与阿桂、珅璜同列宰辅。阿桂始终蔑视和珅，不与来往，入朝时也相距十数步，以示耻与同列。但阿桂连年奉命去河南等地治理黄河水患，在朝日短。嵇璜年迈不理事。和珅得以专擅中枢。此后数年，状元出身的王杰补大学士。一日在朝房，和珅执王杰手，开玩笑说，你的手怎么这么绵软？王杰正色回答说，王杰手虽好，但是不会弄钱！意在讥讽和珅贪婪。王杰虽然洁身自好，不与和珅合作，但只管礼部，并无实权。军机大臣名义上仍然以阿桂为首，位列仅次于阿桂的和珅，得乾隆帝倚信，兼管吏、户两部，逐渐成为军机的实际的执政者。和珅通知各省奏事，均须抄送摺稿一份投送军机处，称为“投递军机处另封事件”（梁章钜：《枢垣纪略》卷一）。由此控制了全部章奏。

贪赂公行——和珅专擅中枢并兼管吏、户二部，凭借掌管财赋与官员升黜之权，公开向各级官员索取重贿，纳贿多者升迁，少者贬黜，使官场上下，贪赂公行，风气日坏。

昭梿啸亭杂录》记载说：“自和相秉权后，政以贿成，人无远志”，“故时风为之一变”。朝中自亲王以下，多向和珅纳贿求庇护。肃亲王永锡，恐不能袭王爵，向和珅行贿，赠给京都前门外铺面房两所。以学问优长著称的窦光鼐任翰林院侍讲、上书房总师傅、经筵讲官，也“拜和相为师，往谒其门，至琢姓名于玉器献之，以博其欢。”（同上，卷九）皇亲金简（妹为乾隆帝嘉贵妃）以勤慎受乾隆帝知遇，命为工部尚书、镶黄旗汉军都统，仍“日馔美食，结和相欢。”（《啸亭续录》卷四）受到和珅排挤的将军福康安、海兰察等都曾向和珅馈赠贵重珠宝求容。被和珅惩治的李侍尧也送过和珅珍珠手串。大臣们贿银自数百两至千两，更是常事，不计其数。户部侍郎蒋赐选棨和相，因与其家人刘全等联为友谊。”（《啸亭杂录》卷九）官员们入都谒选，向和珅家人纳赂，以谒见和相为荣。治理黄河原是国家的大事。官员们都视为便于贪污的肥缺。任河帅者，须先向和珅纳贿巨万，然后才许到任视事。昭梿慨叹说：“故皆利水患充斥”，“至竭天下府库之力，尚不足其用。”（同上，卷七）盐政也是公认的肥缺。两淮盐政徵瑞一人，即贿和珅银四十万两。地方官员自督抚以下，也多走和珅的门路，纳贿求官。人们议论说：“内而部院群僚，外而督抚提镇，其不由和门者或寡矣。”（陈焯：《归云室见闻杂记》卷中）

督抚提镇等地方官既以行贿得官，到任后也向下级官员索贿求补偿。下级以送礼为名，向上级官员行贿，也成为公开的通例。督抚提镇以至道府官员出巡，下级要馈送“站规”、“门包”。平时有节礼、生日礼。每年还有“帮费”。州县官为向上司行贿而加倍向民间征收钱粮漕米。公然说，“我之所以加倍或加数倍者，实层层衙门用度，日甚一日，年甚一年。”（洪亮吉：《卷葹阁文甲集》卷一）州县官任意刻剥民众，以一半送上司，一半归自己。据说起初还有所畏忌，年年如此，便成为所谓“旧例”。有人向上司控告，上司当然也不会处治。所谓“好缺”的州县官，未到任时，就需要先向上司行贿，名为“买缺”，依缺之高下，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