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之多少，一般好缺都需银万两上下。州县官通过书吏、衙役敲剥百姓。钱粮经户书，漕米经粮书，仓谷、采买、军需等经仓书，上下交通，除本分利。遇有民间讼事，衙役们先向原告家去要钱，叫做“启发礼”，再到被告家去敲诈，不满意不出门。族保、词证等人，也都逐个勒索，要求“开发”。案件不及时审结，索取各种费用，漫无限止。以至民间被盗都不敢报案，因为盗未必能缉获，又要白费银两输官。民间谚语说：“被盗经官重被盗”。官府的敲索甚于盗贼的偷窃，民间难以为计了。

自朝廷至地方州县，自和珅至县衙书役，上下行贿营私，贪污公行。做官为了弄钱，已成为人们习见的常事。翰林院编修洪亮吉曾撰《守令篇》描述地方官的情形说：一个官员赴任前，亲戚朋友都公然来替他盘算，此缺出息若干，应酬若干，自己一年里可得若干。至于民生吏治，从不过问。官员到任后也是先问一年的陋规收入有多少，属员的馈赠有多少，钱粮税务的赢余（贪污）有多少。他的妻子、兄弟、亲戚、朋友以至奴仆、妪保也都得到任上，帮他谋利。离任时，往往要用十只船，百辆车来运送财物，比到任时多上十倍。又说，地方官员中稍知自爱，实心为民办事的人，十个里头也没有一、两个。而这一、两个人，常要被那八、九个讥笑，说是迂腐、笨拙，不会做官。上面的大官也认为这一、两个人是“不合时宜”，遇有过失，尽快赶走。结果是这一、两个人非得和那八、九个一起干不行。（《清朝经世文编》卷二十一）洪亮吉的描述，深刻揭露了地方基层官员的贪污腐败。贪污纳贿已成为公开的社会风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根源在于和珅为首的各级权贵向下级官员层层勒索，也因为下级官员贪污“不容不结交权贵以作护身之符”（尹壮图语）。乾隆帝的奢靡无度纵容了和珅的贪婪无厌，各级官员“上下通同一气”，清政府由腐败而日趋腐烂，难于医治了。

压抑异己——和珅擅权纳贿，吏治腐败，不能不引起清正朝臣的不满，但敢于弹劾和珅的官员，都遭到乾隆帝与和珅的压制或惩处。其中著名的事件，是曹锡宝和尹壮图案。

一七八六年（乾隆五十一年），江南上海人、监察御史曹锡宝欲论劾和珅家人刘全儿恃和珅之势营私舞弊，家资丰厚，服用奢侈，衣服、车马、居室逾制。和珅令刘全儿部署掩蔽，拆改居室，并将衣服、车马有逾制者藏匿，随后向乾隆帝奏报说：“家人全儿已到热河，曾面加诘问。伊供从不敢招摇滋事，交接官员。即所谓房屋宽敞，器具完善容或有之，亦非可挟以外出之物。我与曹御史素未闻知，彼又何从进宅目睹？”乾隆帝这时在热河行宫，得和珅奏报，以为近理，说：“曹锡宝身为言官，必不至下文奴仆，其车马、衣服尚可云遇诸途路，至房屋宽敞，器具完美，非身临其地何能知悉乎？至全儿代伊主办理崇文门税务有年，稍有积蓄，盖造房屋数十间居住，亦属情理之常。”并且指责曹锡宝是“徒讬诸空言，或其意本欲参劾和珅，而又不敢明言，故以家人为由，隐约其词，旁敲侧击。”（《高宗实录》卷一二五七）命留京王大臣查办。

留京王大臣等传询曹锡宝，曹锡宝称：“我与和珅家人全儿，向来从不认识，即伊在崇文门管理税务，我亦并不知道。伊于额税之外有无擅自加增及别项情弊，亦未有人说过。我因闻全儿住屋服用甚是完美，于路过兴化寺街留心查看，见其房屋甚是高大。我想伊系家奴，焉有多资造此华屋，恐有借主名目招摇撞骗之事，是以具奏。”乾隆帝又命留京王大臣追问：“究竟闻自何人？必有着落。若非有人说过，则曹锡宝何以知全儿住在兴化寺街，而经过时即留心察看？”（同上）命令王大臣等再加详询，并令步军统领衙门派司员带同曹锡宝至全儿家看视住屋。全儿接和珅通知，早已预作手脚，察看自然一无所得。曹锡宝只好自承冒昧。乾隆帝召曹锡宝至热河面诘，曹锡宝奏称：“原要和珅先事约束，杜渐防微，庶将来不至受人之累。”（《高宗实录》卷一二五九）吏部逢迎和珅，请将曹锡宝降级调用。乾隆帝命改革职留任。曹锡宝从此郁郁，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病死。和珅此后更得乾隆帝宠信，权势有加无已。

云南昆明人、内阁学士尹壮图曾上疏揭露官场积弊，说：“近年以来，风气日趋浮华，人心习成狡诈。属员以夤缘为能，上司以逢迎为喜，踵事增华，夸多斗奢，百弊丛生，科敛竟溢陋规之外。上下通同一气，势不容不交结权贵以作护身之符。此督抚所以竭力趋奉和珅，而官民受困之原委也。”（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二）一七九○年（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又上疏揭露吏治废弛，督抚有过不加革职，罚银赎罪等流弊，说：“近有严罚示惩，而反邻宽纵者。如督抚自蹈愆尤，不即罢斥，罚银数万以充公用，因有督抚等自认应罚银若干万两者。在桀骛之督抚，借口以快饕餮之私；即清廉自矢者，不得不望属员佽助。日后遇有亏空营私重案，不容不曲为庇护。是罚银虽严，不惟无以动其愧惧之心，且潜生玩易之念。请永停罚银之例，改记大过若干次。如才具平常者，或即罢斥，或量予京职，毋许再膺外任。”乾隆帝虽然说尹壮图“不为无见”，但又说他“止系空言，并无左证。”（《高宗实录》卷一三六七）要他指实参奏，“何人勒派，何处亏缺？”尹壮图复奏：“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臣经过各省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商民半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大体皆然。若问勒派、逢迎之人，彼上司、属员授受时，外人岂能得见？”又奏称“亏空各省皆有，请简派满洲大臣，同伊密往各省盘查。”（同上）乾隆帝责斥说：“密查亏空一语，所见尤谬”。“岂简用之封疆大吏以及监司方面尽可疑，独视尹壮图之一、二人可寄之心膂乎？”（《高宗实录》卷一三六八）和珅等奏请将尹壮图革职治罪，乾隆帝派户部侍郎庆成偕尹壮图前往各省盘查。但各省督抚早已得到消息，多系设法挪移款项，弥缝掩饰。庆成所到之处，先游宴数日，再发仓校核。尹壮图去山西、直隶、山东、江南诸省盘查，皆无亏短实证，只好自承虚诳，奏请治罪。

和珅等大学士九卿奏拟斩决。乾隆帝以尹壮图“逞臆妄言”，加恩免予治罪，降授内阁侍读。素喜粉饰升平的乾隆帝却由此宣称：“至现在纲纪整肃，内外大臣实无敢有营私玩法者。”（《高宗实录》卷一三七○）以和珅为首的贪官污吏，得乾隆帝的庇护，更加肆无忌惮。

乾隆帝退位前，似对和珅的擅权不法，已有所觉察。一七九五年（乾隆六十年）九月朝审，和珅以管理理藩院失职，降三级留任。十月，又以和珅谎奏“文武试策总载实录”，斥为“护过饰非”，革职留任。但这时和珅权势已固，而乾隆帝也已宣布即将归政于皇太子了（见下节）。

三、甘肃与台湾的人民起义

乾隆帝退位前的二十年间，民间秘密结社遍布各地，各地人民反抗斗争在不断兴起。甘肃苏四十三和台湾林爽文领导的人民起义，形成为两次规模巨大的反抗运动。

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甘肃苏四十三领导的人民起义，是由于清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宗教纠纷进行镇压而引起的。

在甘肃从事农业生产的回民，根据伊斯兰教的“天课制度”，需按一定比例向“天库”缴纳“天课”，由阿訇收存，形成为称为“阁的木”的教坊制。阿訇动用“天课”购买土地，租给农民耕种，成为宗教地主。又由此形成所谓“门宦制度”（花寺），把分散的教坊集中起来，并确定门宦教长管辖各教坊。据《甘宁青史略》记载，回民马明心“自西域回，慨然欲革除门宦制度，意谓道者公也，岂为一家私有？教规者，随时变通者也，不宜胶柱鼓瑟。”狄道、河州各门宦教长，群起而攻。马明心组织新教，编纂《卯路经》，比原有经典简明扼要，教徒不需要再付出费用请阿訇念经。一七六一年（乾隆二十六年）以来，马明心与贺麻六乎在循化厅撒拉族聚居区传教，声势日盛。旧教总掌教韩哈济向地方官控告，清政府将贺麻六乎发配新疆，给兵丁为奴；驱逐马明心出循化地方。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三月，旧教又向总督衙门控告，教民苏四十三请来安定（马明心原籍，今定西）教师马明心、韩二个另立新教，与旧教冲突，杀死旧教四十余人。陕甘总督勒尔谨即派兰州知府杨士现、河州协副将新柱，前往查拿。新柱向苏四十三等宣布：官府为旧教作主，新教如不遵守法令，就斩尽杀绝。苏四十三等十分愤慨，当夜（三月十九日）袭杀新柱等人，连夜赶到起台堡，第二天清晨杀死杨士玑等文武官员，夺取武器，乘胜进袭河州。从此，回族和撒拉族人民反对门宦制度的斗争，发展成为反对清朝统治的农民起义了。

清陕甘总督勒尔谨获得起义消息，立即派兵扼守狄道、河州，抽调各镇官兵前往镇压，并派人到安定逮捕马明心，关押在兰州监狱。三月二十一日，苏四十三率领起义军二千人攻克河州，杀死文武官员，在当地回民的支持下，夜渡挑河，由小路直捣兰州。起义军进攻西关，击毙官兵三百余人。截断黄河浮桥，阻止清军的增援部队，包围兰州城，要求释放马明心。布政使王廷瓒组织地主武装顽抗，并将马明心押上城头，强迫他劝说苏四十三退兵。马明心当众宣传对清朝统治者的愤恨，并把头巾掷下城去，表达自己反抗到底的决心，鼓励起义军勇敢战斗。王廷瓒将马明心处死。

清朝廷得到兰州被围的消息，慌忙派遣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前往援救。并任命大学士阿桂、和珅为钦差大臣，统率先后调集的健锐营、火器营和各省满、汉官兵一万多人，到兰州作战。和珅部署军队时，第一排为旧教兵，第二排是绿旗官兵，第三排为驻防旗兵。清朝的政策是：“此案用旧教而除新教，最为吃紧关键。盖旧教相沿已久，回人等耳濡目染，习惯成性。今欲去之，势有不可。譬如僧道，未尝非异端，亦不能尽使之为民也。而新教则如白莲等邪教，平日虽亦拜佛念经，而惑众滋事，其名目断不可留。”（《高宗实录》卷一一三一）清廷逮捕勒尔谨治罪，派李侍尧接任总督。增调四川藏兵一千、阿拉善蒙古兵七百，会同各地援军，把起义军包围在华林山。起义军几次突围没有成功。六月初苏四十三战死，清军攻入华林山，火烧华林寺，起义军全部壮烈牺牲，无一人投降。清廷在回族、撒拉族人民起义地区，增加驻防军队，陕西提督由西安移驻固原，固原总兵移驻河州，以加强对回族、撒拉族人民的统治。

苏四十三起义失败后不久，马明心的弟子田五又组织武装起义，在通渭修筑石峰堡，制造兵器、旗帜，提出为“马明心复仇”的口号，号召回族人民参加反抗清朝“剿洗回民”的斗争。乾隆帝事后把责任推托给地方官，“皆因李侍尧于查办新教一事，地方官奉行不善，胥役从中勒索滋扰，致逆回讵称剿洗回民，借词煽诱，到处勾结。”（《石峰堡纪略》卷十五）一七八四年（乾隆四十九年）四月，田五把起义队伍隐蔽在伏羌县（今甘谷）的鹿卢山和静宁州的底店山、潘陇山，并与靖远城内回民约定五月五日攻城。但是，由于旧教乡约李应德告密，遂于四月十五日在盐茶厅的小山地方举行武装起义，攻破西安州土堡。清地方官惊慌地报告说：“日聚日众，毋论新教回民相率成群，即旧教亦多有听从入党。而其中守法良回，不肯从贼，并协同民人守御者，亦复不少。”（同上，卷十四）起义军在伏羌城外与清军作战，田五阵亡。张文庆、马四圭（娃）领导起义军继续战斗，迅速发展到数千人，攻克通渭县城，控制了盐茶、靖远、秦安、隆德、会宁等州县的村堡。伏羌县城回族监生马应龙出首内应的回民，盐茶厅官川地回族监生马如仁和马良才、马良能，首报或引拿起义回民，使起义军遇到了困难。

清廷又逮治总督李侍尧、提督刚塔，命福康安和海兰察到甘肃镇压起义军，并命大学士阿桂带领健锐营、火器营兵二千人增援，陆续调遣宁夏满兵一千人、阿拉善蒙古兵一千人、四川藏兵二千人、旧教撒拉回兵一千人、凉州和延绥镇兵三千人参战。六月十一日，起义军与清军在底店山决战后，便退守石峰堡。清军层层包围，堵塞水源，起义军和家属饮食发生困难。七月初，马四圭率领起义军突围，遭到清军伏击，损失惨重。清军乘机攻陷石峰堡，残酷镇压起义，回族人民遭到失败。

一七八六年（乾隆五十一年），台湾彰化县爆发了林爽文领导的农民起义。

林爽文原籍福建漳州平和，一七七三年（乾隆三十八年）随父渡台，居住在彰化县的大里杙庄。一七八三年（乾隆四十八年），他的同乡严烟到台湾传布天地会，林爽文应邀入会。此后，便以大里杙为中心，发展会员。一七八五年（乾隆五十年）林爽文被推为主，形成一支反抗官府的强大势力。一七八六年（乾隆五十一年）七月，天地会会员杨光勋、张烈等被逮捕，乘机逃出，至大里杙。台湾知府孙景燧于十月二十七日到彰化，命知县俞峻、副将赫生额、游击耿世文率领兵役四百人，前往镇压。他们行至离大里杙五里的大墩，强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