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乌
调查》中一则更典型的例子：
等郎嫂（买来的，五岁了，因为她现在并没有郎，还要等着她老板娘把
郎生下来，故叫等郎嫂，别处叫做童养媳）。
毛泽东对“等郎嫂”这个方言的解释内容，在今天看来，似乎令人可笑；
但是，如果稍加思考，你难道不认为这是中国妇女的一页血泪史吗？
准确篇
心与理合辞共心密
前面一章的内容，我们评述了毛泽东的语言特点（传统性、风趣性和通
俗性等）及其各种技巧。其实，毛泽东的这些语言特点，同时也不同程度地
体现在他所一向倡导的文风“三性”（即“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上。
1958 年，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办公厅草拟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的
第37 条说：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
紧接着，他还对这“三性”作了具体说明：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
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辞章问
题。毛泽东虽然在1958 年才极为明确地提文风“三性”，但在实际上，至迟
在1942 年延安整风反对党八股时就已经开始主张了。而且，自那时起，他从
来也没有放弃过这个主张，坚持始终地与党八股作不懈的斗争。尤其令人说
服的是，他言行一致，对于文风“三性”，不但在口头上不遗余力地提倡，
甚至大声疾呼，而且在自己的文章和讲话中认真实践。除了因特殊情况写下
的少量文言文之外，他所有的文章和讲话，几乎篇篇兼具“三性”。正是由
于通过这文风“三性”，才进一步充分地体现了毛泽东的语言特点，使之具
有明显的时代性和指导性，才能使他的语言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
文章写作或做演说，第一个要求便是语言的准确性。准确性是一切语言
的最起码的要求，因为它是表情达意的基础。田北湖在《论文章源流》一文
中说：“夫上古文字，谓之书契。书契云者，书之为字，即与其事其言纤悉
符合，不相出入，是之谓契。”这段话的意思说的就是语言的准确性。使语
言与客观外物和主观内意达到“纤悉符合，不相出入”，即是所谓“契”的
境界，这个境界，就是孔子提出的”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
的标准。古人把这个标准称为“千古文章之大法”（潘德舆语，见《养一斋
诗话》卷二），如果失去了这个境界或这个标准，语言的其他诸如什么鲜明
性、生动性等各种表达效果便都将失去依据。从这个角度说，准确性是一切
美的基础，甚至可以说，它的本身便是一种美。因此古人十分强调地指出，
“必使心与理会，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刘勰语，见
《文心雕龙·论说篇》）。就是说，要使语言达到高度的准确性，一方面要
使人们的主观内意完全符合客观外物的本质和规律，另一方面，语言表达又
要恰当贴切地反映主观内意。
然而，仅仅认识或提出准确性这个要求不会费太多太大的力气，但每个
人都能使自己的语言合乎这个要求，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方孝孺说过：
“文者，辞达而已矣。然辞岂易达哉！..夫所谓达者，如决江河而注之海，
不劳余力，顺流直趋，终焉万里；势之所触，裂山转石，襄陵荡壑，鼓之如
雷霆，蒸之如烟云，登之如太空，攒之如绮縠，回旋曲折，抑扬喷伏，而不
见艰难辛苦之态，必至于极而后止，此其所以为达也，而岂易哉！”《与舒
君书》）方孝孺的话，讲得很有道理。要想使语言真正达到准确，必须使语
言能够充分地表情达意，又十分贴切自然，不能显露丝毫的“艰难辛苦之态”，
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确实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得心应手的。所以苏轼说：“求
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
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答
谢民师书》）如果理解了方孝孺的话，就可知苏轼的话并不是耸人听闻之辞
了。
那么，为什么使语言达到高度的准确性就这样困难呢？这是因为，语言
表达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和孤立的过程。一般地说，准确地表达语言的过程必
须经过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主观内意准确地反映客观外物，即从“物理”
到“心理”的阶段；第二阶段是用语言准确地表达主观内意，即从“心理”
到“言辞”的阶段。然而，普遍的现象却是“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陆
机语，见《文赋》）。其中的“意不称物”属于第一阶段，“文不逮意”属
于第二阶段。由此可见，这两个阶段的切实完成，都很困难。客观外物是相
当复杂的，真正准确地反映外界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必须经过反复实践和研
究，这当然不容易；即使人们已经准确地认识了外界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也
不一定能用最恰当的语言把它表达出来。刘勰说：“方其搦翰，气信辞前，
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者？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文心
雕龙·神思篇》）我们不是有这种体会吗？提笔写作以前，心里已经想得很
美妙了，信心十足，但待到文章写完之后，却往往感到，表达的效果竟与开
始提笔之时打了一半的折扣，不尽人意。这就说明从“心理”到“言辞”这
个阶段也是不容易的，它要受表达能力的限制。
由于毛泽东既能准确地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又具有极高的表达
能力，所以既能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即能使客观外物与主观内
意“纤悉符合，不相出入”，又能使“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即“不
见艰难辛苦之态，必至于极而后止”；既能使“是物了然于心”，又能“了
然于口与手”。这就使他的语言也像斯大林评价列宁语言时所讲的话一样，
“每一句话都不是一句寻常说出的话，而是一颗打中目标的子弹。”（《论
列宁》）
毛泽东对自己的文章和讲话的准确性要求非常严格，甚至达到苛刻的程
度。当他一旦发现语言中出现明显的失误或缺漏等，总要设法及时纠正和补
充。他在1940 年1 月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
发展时有这样两段话，一段话是：“处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殖民地半殖民
地的任何英雄好汉们，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反革命力量
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
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另一段话是：“全地球都要卷进这
两个战线中去，在今后的世界中，‘中立’只是骗人的名词。”这样的观点，
显然带有绝对化的倾向，不够稳妥。1958 年9 月2 日毛泽东在同巴西记者马
罗金等谈话时，对这个观点作了修正。他说，这种观点，只适合于一部分国
家，而对于印度、印度尼西亚等一些国家并不适用，它既不站在帝国主义一
边，也不站在社会主义一边，而站在中立的立场上，不参加双方的集团。这
是适合于他们的具体情况的（据新二版《毛泽东选集》第2 卷）。又如，《矛
盾论》初版印行时，作者发现其中第四章第十段中“无论什么矛盾，也无论
在什么时候，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一句话也存在绝对化倾向
后，及时在印行第二版时作了修改，把“也无论在什么时候”这八个字删掉
了。因为在矛盾发展的过程中，其诸方面的不平衡性，也应该有一定的相对
性，在某一短时间内，哪怕是在一刹那的时间内，也会出现平衡的现象。他
还把这个情况特意写信及时告知当时在湖南大学任校长并讲解《矛盾论》的
李达，“写解说时，请加注意”（据1952 年9 月17 日《致李达》，见《毛
泽东书信选集》）。从以上的种种事实中，我们不是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
对语言准确性所持严谨态度之一斑吗？
毛泽东语言的准确性，体现在许多方面，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四
个方面：一，思想的精辟性；二，语言的严密性；三，分析方法的运用；四，
推理的科学性。关于推理的科学性内容，属于一般的逻辑学问题，我们不打
算作详细介绍；下面，将仅就思想的精辟性、语言的严密性和分析方法的运
用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对毛泽东语言的准确性作具体评述。
一思想的精辟性
思想的精辟性，既是毛泽东语言艺术中的核心内容，又是毛泽东语言准
确性的集中反映。它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他的语言善于反映事物
的本质或规律；另一方面，往往能够作出英明的预见。
1.准确地反映本质和规律
毛泽东的语言反映事物或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概括性极强，一般情况下，
都能达到令人毋庸置疑的程度。他善于对具体事物作科学的抽象。即使对于
那些我们一般人很难理解和把握的复杂事物，他也能用极简省的语言把它们
表达得清清楚楚而又十分尖锐。据石永言《遵义会议纪实》一书介绍，1935
年1 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为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
失败的教训，博古代表中央作了一个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博古这
个人“能言善辩”，他的总结报告“有条有理，有理有据，条分缕析，清清
楚楚，听起来完全是篇很好的文章”，但其内容却是回避要害，为“三人团”
在指挥上造成的严重失误辩护，推卸责任。周恩来所作的关于反对第五次“围
剿”的军事报告，虽然“较客观地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以来的全部
情况，实事求是地指出这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在军事指挥上确有问题”，
是“犯了错误”，但也不够十分深刻。会议中，洛甫和王稼祥等中央领导人
都对博古的报告明确表示“不同意”，洛甫还说，“三人团”指挥红军反对
五次“围剿”在军事战略和战术上犯有“原则性的错误”：堡垒对堡垒，兵
力分散，不利用国民党十九路军打击蒋介石，红军在战略转移和突围时犯了
“逃跑主义错误”，等等，但是他的发言，也没有全部击中要害。只有毛泽
东根据所掌握的具体材料，结合周恩来的军事报告，又参照了洛甫等人的发
言，“一针见血地指出”：
博古同志在上午的报告里，对反五次“围剿”的失败，总结出的那些原
因，我认为不能成立。因而这个总结报告不是实事求是的，是在替自己的错
误作辩护。我以为，“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对付敌人的第五次进攻时，不客
气地说，犯了军事路线的错误。这个错误，在整个战争中，归纳起来，表现
为三个阶段，其第一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
义，第三个阶段，则为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这个发言，既直截了当地否定了博古讲的反五次“围剿”失败的原因，指出
他的报告不实事求是，而是在为自己的错误辩护，又指出“三人团”所犯的
错误属于“军事路线的错误”，给他们的错误上了纲。尤其是从“三人团”
指挥五次反“围剿”错误的三个阶段中概括出来的实质性原因，更是“鞭辟
入里”，使参加会议的人们都“感到谈出了问题的实质，好像为总结五次应
‘围剿’战役拟就了一个提纲，只待大家修改、补充和完善”（参见1991
年7 月29 日、30 日《光明日报》），也像列宁那样，“把最纷乱的事情描
写得这样简单，明了，扼要和大胆”（斯大林语，见《论列宁》）。
并且，问题越是复杂，越能看出毛泽东具有高度的概括能力。1939 年的
时候，谁能准确地回答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的“基本规律”和“实
质问题”这样的问题？这显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回答得了的。而毛泽东仅仅
通过对党成立后18 年的革命实践过程的简单回顾，极为恰当地回答了这个问
题：
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缩小和扩大，党的发展和巩固，
都不能不联系于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和党同武装斗争的关系。当我们党的政
治路线是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或被迫着分裂统一战线的问题
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确地处
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会要后退一
步。同样，当我们党正确地处理革命武装斗争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
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确地处理这个问题时，那末，我
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也就会要后退一步。（《〈共产党人〉发
刊词》）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的“基本规律”。这个概括准确而简洁。
另外，他在揭示这个规律的同时，又鲜明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