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析得出来的。例如，1951 年镇压反革命执

行党的群众路线的情况有两种明显的情况：完全遵照群众路线的，这是正确

的；没有遵照群众路线的，这是错误的。那么，有没有第三种情况呢？一般

人对此很容易忽略而不再加以考虑；而毛泽东不但指出了上述两种情况，还

指出了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三种情况——大体上遵照群众路线，但没有完全遵

照群众路线的，这是大体上正确，但不是完全正确的（《镇压反革命必须实

行党的群众路线》）。其他诸如，他把人不但划分为“完全革命派”和“反

革命派”，而且还划分有“口头革命派”（《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把

爱国主义不但划分为“真爱国主义”和“假爱国主义”，还划分有“半真半

假、动摇的爱国主义”（《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110 页），等等，都属

于这种情况。由于能够这样做，所以使得他所作的具体分析更为全面。

第二，毛泽东根据需要，对事物或问题的划分，能分则分，尽量使类别

更细更详。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他在1925 年12 月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划

分，把当时所有的中国人划分为若干阶级，又把每个阶级划分为若干阶层，

再把每个阶层划分为若干更小的部分。例如：小资产阶级是一个阶级，他又

划分出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等三个阶层；对小知识阶层，他又划

分为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六个更小

的部分。他还从经济生活状况的另一角度，把小资产阶级划分为有余钱剩米

的、大体自给的、生活下降的三部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对关

于抗日战争一般方针的划分，也是很具代表性的。抗日战争的一般方针（即

总方针）是持久战，毛泽东又把这个总方针划分为若干具体方针：在战略防

御和战略相持两个阶段中，“应该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

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

在战略反攻阶段，“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论持久战》）。在论述这些

具体方针时，又涉及到主观能动性的问题，于是又从“主动性、灵活性、计

划性”三个方面深入分析；在分析“灵活性”时，又把它分为“时机、地点、

部队”三个“关节”加以论述，论述“时机”这个“关节”时，又涉及到了

“审时度势”的问题，于是又把这个“势”分为“敌势、我势、地势”三项

（《论持久战》）。这样的分析，有如剥葱，层层深入。

第三，毛泽东常常把分类法和分解法结合起来运用：或者对分类后的对

象再行分解；或者对分解后的对象再行分类。例如，毛泽东把“中国革命”

先分解为中国革命的过程（即“一百年来的革命运动”）、对象、任务、动

力、性质、前途等项内容，然后对每一项内容又划分为若干种具体内容（《中

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是先分解，后分类。而对中国所有的人们先行

分类，划分为若干阶级，然后对每一阶级生产资料的占有、劳动量、收入、

剥削、革命程度等各种情况分别阐述，这是先分类，后分解（《中国社会各

阶级的分析》）。

从上面的评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所运用的具体分析法与辩证分

析法，二者并不矛盾，而是完全一致的。就是说，所谓具体分析，实际上也

就是辩证分析，它也是把事物或问题看作是联系的，发展的，对立统一的。

只是为了方便，我们才把它们分开进行评述。

鲜明篇

明如曰月朗照乾坤

人们都知道，毛泽东有过这样两句著名的话：“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

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对

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凡是读过

毛泽东文章或讲话的人，没有人不认为他的语言是明白晓畅、通俗易懂的，

其根本原因是他敢于宣传和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且善于表达自己的思想倾

向。他的语言爱憎分明，是非清楚，表述明朗，绝对不会让人产生“此亦一

是非，彼亦一是非”的印像，因而指导性和战斗性都很强。即使是他用文言

写的文章（如《体育之研究》、《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

告》、《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以及部分书信）和所有的学术论文（如《中

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

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

主义论》等）也都写得观点明确，事理清晰，表述得明白如话。其中理论层

次较高的哲学论文（如《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

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的基本内容，之所以

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普及面之广，甚至超过了中国古今一切职业哲学家

的著作，其重要而直接的原因之一，便是由于他的语言具有高度的鲜明性。

毛泽东语言所具有的突出的鲜明性，既体现在其语言的内容方面，也体

现在形式方面。在内容的鲜明性方面，主要包括善于提出新颖而尖锐的观点

和问题，并且使之具有针对性；在形式方面，则包括分明的条理性、鲜明的

句法和词法技巧、风格的通俗化等。关于分明的条理性问题，也属于语言的

严密性和逻辑性问题，我们已经在第二章有关内容中有所述及；关于通俗化

问题，作为毛泽东语言的一个重要特点，也已在第一章中作了系统介绍，下

面仅就内容、句法、词法等几方面内容，对毛泽东语言的鲜明性加以评述。

一内容的鲜明性

1.明确地提出观点

一般情况下，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中，观点（包括基本主题和小主题）

都是清楚的，从不含糊其辞，吞吞吐吐。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得出来。

1观点新颖，标新立异

对人们长期未能认识或认识模糊的问题，毛泽东往往能够提出独到的见

解，从根本上加以回答。例如，在1940 年以前，关于什么是“国体”和在中

国应该建立一个什么“国体”的问题，“从前清末年起，闹了几十年还没有

闹清楚”。毛泽东明确地指出，所谓“国体”，实际上“只是指的一个问题，

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即究竟什么阶级在国家中占有统治地位，

什么阶级在国家中处于被统治地位的问题。据此，毛泽东把世界上国家体制

划分为三种：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和几个革命阶

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他根据当时的实际，主张在中国建立一个由几个阶级

联合专政的共和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常

用“国民”这个名词来“隐瞒”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这是一种欺骗，因

为“国民”一词虽然可用，但是不应该包括反革命分子和汉奸在内，而应当

对他们实行专政（《论人民民主专政》）。这样的观点，对于那些对“国体”、

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体”，对“国民党”、“民国”一类问题和事物持有

糊涂观念的人来说，显然是十分鲜明而又深刻的。当然这是他运用阶级观点

进行分析和判断的结果。

毛泽东还常常能够透过表面现象，揭示事物本质，从而提出新的看法。

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中，按规定，共产党员只能占人数的三分之一，然而有

的人认为，只有共产党员人数更多，才能掌握政权的领导权。而毛泽东却说，

取得领导权的关键，是那“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

“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

受我们的建议”，“所谓领导权”，既不在于“有更多的人数”，“不是要

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抗日根

据地的政权问题》）。在一定限度内，人数多少，是形式问题，而党员的质

量及其领导效率，才是本质问题。对于如何掌握领导权问题，由于毛泽东透

过现象抓住了本质问题，因而提出了新颖而又深刻的观点。

毛泽东不仅能对像上面那样重大问题提出新颖而深刻的观点，就是对一

般问题也往往能提出胜见新解。请看他是怎样理解“团结”这个概念的：

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

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百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

至于那个意见相同的，已经团结了，就不发生团结的问题了。问题就是那个

还没有团结的。所谓还没有团结的，就是那些意见不相同的，或者缺点大的。

（《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

这样理解“团结”这个概念，由于既抓住了矛盾的环节（即问题的实质），

又是一般人们心中所有但笔下或口中所无的看法，因而也是新颖而深刻的。

毛泽东还很善于从一般事物中发现新事物或新问题，并借以提出新的观

点。延安时，他看了杨绍萱、齐燕铭编导的新平剧（即京剧）《逼上梁山》

之后，便发现以往一切旧文学艺术上一直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

而创造历史的人民“却成了渣滓”，他认为这是一种“历史的颠倒”——他

发现了新问题；杨、齐所编导的新戏舞台上，人民成了主宰，统治者成了反

面人物，他认为这是把颠倒的历史又颠倒了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

此旧剧开了新生面”，甚至还认为这“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

他发现了新的事物；所以他“希望”（即主张）今后要“多编多演”新剧，

并且使之“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他提出了崭新的观点（这个观点当

然是正确的，但是，也不能因此排斥那些带有人民性的旧戏。据1944 年1

月9 日《致杨绍萱、齐燕铭》，见《毛泽东书信选集》）。

2观点尖锐，不搞折衷

当毛泽东“与人无争”的时候，其文章和讲话的观点经常是新颖而深刻

的，因而也是鲜明的，当与他人观点有分歧或与论敌进行论争的时候，他所

发表的观点则不但新颖而深刻，而且也是十分尖锐的，这就使他的观点更加

鲜明了。

毛泽东、蔡和森、萧子昇、李维汉（和笙）都是新民学会会员，1919 年

蔡、萧、李均赴法国勤工俭学，1920 年他们先后给毛泽东来信，都主张新民

学会应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方针。毛泽东回信说，这“正与我平日的主

张相合”，表示完全赞同；对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蔡和森主张，

应该实行暴力革命（即十月革命的方法），而萧、李则主张采用“和平和教

育”（即议会）的方法。毛泽东回信说，“于子昇和笙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

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见《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对

于诸会友的分歧意见，同意的就说同意，不同意的就说不同意，观点明确，

毫不折衷。

当毛泽东与论敌进行论争的时候，其观点更加崭露锋芒。1927 年湖南农

民运动大规模兴起，“其势如暴风骤雨”，荡涤着旧世界，震撼着封建制度

的根基，国民党右派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却对农民运动进行大肆诬蔑和责

难，他们诽谤农民协会办事人是“痞子”，攻击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和

“惰农运动”，“糟得很”。毛泽东根据实地调查研究，有理有据地奋力加

以反驳。他针锋相对地指出，农民运动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

“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

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来曾成就过的奇勋。”他还指出，包括

农会办事人在内的农民中的主体——贫农，也不是什么“痞子”，而是“革

命先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请看，毛泽东对论敌的反驳，哪

里有一点“温良恭俭让”式的客气态度呢？

毛泽东对欺骗性反动行为或言论的揭露，更是一针见血。1939 年德、意、

日法西斯为发动第二次肚界大战而大造反革命舆论：日本帝国主义叫嚷，发

动战争是为了“永久和平”；希特勒叫嚷，发动战争是为了“民族自决”。

英、法一些国家的首脑也有意歪曲战争的真相：张伯伦叫嚷，发动战争是为

了“反对国社主义”；达拉第叫嚷，发动战争是为了“援助波兰”。毛泽东

在大战刚一爆发时就立刻指出，这是一场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而帝国主义

战争“唯一的政治目的”，就是为了“掠夺”，那些口号“不过为了说得好

听起见，为了欺骗人民起见，命令他们的秘书制造出几个别致一点的代名词

罢了”（《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讲演提纲》，见《毛泽东同志国际问题言论

选录》）。毛泽东对谎言的欺骗性一语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