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吗？而共产

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毛泽东间接直接提出的这些问题，的确耐人“深长思之”。

最后，毛泽东不但善于提出问题，而且善于抓住实质性问题。1942 年5

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一个月中召开了三次，文艺工作者们对文艺工作中存

在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争论”，由于“把问题展开了，并且具体化了”，

党内外几十个人发了言，问题自然很多，也很复杂。毛泽东要为座谈会作总

结讲话。在这种情况下，他准确地抓住了“问题的中心”——“一个为群众

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由

于这两个问题属于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所以属于实质性问

题。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他的那篇讲话不但成为当时乃至今天指导文艺工

作的重要著作，而且成为马克思主义经典性的光辉文献。

2善于突出问题

在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中，为了使内容鲜明，常常设法使问题得到突出。

问题一旦突出，内容自然鲜明。其突出问题的方法，除了随处（包括大小标

题）提出问题和随处设问之外，主要就是充分利用开篇总捉法、段首撮要法

和详主略次法等。

开篇总提法。毛泽东常常把全篇文章或讲话的总问题放在开头作为总

提，然后进行分述。

毛泽东运用开篇总提法，有时开门见山，例如，《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

讲话》，全篇内容共分为五个部分，其开篇这样说：

同志们，今天我想讲的，主要地是一些和晋绥工作有关的问题，然后讲

到一些和全国工作有关的问题。

这样开篇，提纲挈领，能使人们对全篇讲话的内容“一听了然”。毛泽东运

用这种方法提问题的情况很多，特别是他那些篇幅较长的文章和讲话，总是

习惯于运用这种方怯，诸如《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等，

就都运用了这种总提法。尽管其中有时也对总提的问题作一些简要说明，但

总的看，还是属于开门见山的形式。

毛泽东运用开篇总提法，有时并不直接，往往与排除法和扬抑法结合起

来，这样作更能使提出的问题得到突出。例如，《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

的地位》一文开头的有关部分是这样的：

关于这个战争（指必须进行的长期的抗日战争——引者）的各方面问

题，我们已经说得很多。抗战以来的经验，我们也总结了；当前的形势，我

们也估计了；全民族的紧急任务，我们也提出了；用长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支持长期的战争的理由和方法，我们也说明了；国际形势，我们也分析了。

那末，还有什么问题呢？同志们，还有一个问题，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

战争中处于何种地位的问题，这就是共产党员应该怎样认识自己、加强自己、

团结自己，才能领导这次战争达到胜利而不致失败的问题。

这篇报告的中心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问题，它是

长期抗日战争“各方面问题”中的一个，并与“各方面问题”存在着密切联

系。毛泽东为了在这篇讲话中突出要讲的中心问题，先把“抗日以来的经验”、

“当前的形势”等五个“各方面问题”排除出去。这样的总提，虽然开始时

没有一下子提出那个中心问题，但显然更突出了那个中心问题。

《新民主主义论》一文，总的问题是“中国向何处去？”（即中国应该

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包括“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动向问题”），但其开篇

总提也没有一下子提出这个问题：

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

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是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叉

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特别是文化人和青年学生，感觉锐敏，首当其

冲。于是怎么办，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了。因此，趁着《中国文化》

的出版，说明一下中国政治和中国文化的动向问题，或者也是有益的。

“欣欣向荣的气象”，是为一扬，“打入闷葫芦里了”是为一抑。全文总的

问题就是随着这一扬之后的一抑而提出来的。这就是开篇扬抑总提法。《一

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文的开头，也运用了这种方法：

自从党中央提出精兵简政这个政策以来，许多抗日根据地的党，都依照

中央的指示，筹划和进行了这项工作。晋冀鲁豫边区的领导同志，对这项工

作抓得很紧，做出了精兵简政的模范例子。但是还有若干根据地的同志们因

为认识不够，没有认真地进行。这些地方的同志们还不理解精兵简政同当前

形势和党的各项政策的关系，还没有把精兵简政当作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看

待。关于这件事，《解放日报》曾多次讨论，今愿更有所说明。

这篇文章的总问题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即“精兵简政”）。开始

表扬了“许多根据地的党”，特别着重表扬了“晋冀鲁豫边区的领导同志”，

这是扬；然后又批评了“若干根据地的同志们”，这是抑；随着抑，最后才

提出了要“说明”这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总问题。这种扬抑总提法也很

典型，它已为许多人所熟悉和运用。由于这种技巧开始时一般都要先说一些

赞誉性的话，然后用“但是”之类的词语一转，就开始批评或反驳，所以有

人把这种讲话技巧说成是“‘但是’后面大作文章”。

段首撮要法。这种方法是把每一相对独立的段落内容归纳为一个小问题

或小主题（这个小问题或小主题也可以称为“段旨”），使之成为相对独立

的句子或词组，并把它置于该段的开头。由于这样的句子或词组，既能概括

该段的内容，又属于全篇或某些较大层次的分论点或分问题，故能使文章或

讲话的内容条理清晰。毛泽东经常运用这种技巧。由于技巧方法已为人们所

常见、常用，比较熟悉，故可从略。

详主略次法。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一般情况下，各个层次或段落的篇

幅都比较匀称、均衡、和谐。但也并不尽然，“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情

况也不少。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大多数小标题下（每

一个小标题下均可视为一个段落）都不少于1000 字，而有的小标题下字数却

很少，仅仅有100 字到200 字。他根据什么决定各个层次或段落的长短呢？

除了根据全篇整体布局（如开头和结尾两大层次要短，中间层次要长）、考

虑读者需要等各种因素的需要以外，主要就是根据内容的轻重：对反映观点

（特别是主题）或问题（特别是中心问题）必要者则详，反之则略。例如，

《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在讲“两套办法”一节时，对

坚决抵抗日本进攻这套办法讲得极详，共有八种情况（即“八大纲领”），

约占这一节的七分之六；而对不抵抗的这套办法，则讲得极略，虽然也列了

八种情况，但仅用了八个“不是..而是..”这样的复句句式来阐述，字

数仅约占七分之一。因为这一节的主要内容是前者，它与“如何反对日本进

攻”这个中心问题有直接关系。

如果两个问题或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都是反映中心观点或中心问题所

必要的，那么毛泽东则详写其中更为重要的那个问题或问题的那个方面，对

另一问题或问题的另一方面则略写之。例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关于文艺批评的标准，涉及到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两个小问题。它们都

与”为什么人服务和怎样服务这个总问题”密切相关。但是，由于毛泽东认

为，政治标准重于艺术标准，故对政治标准的内容作了详细阐述，而对艺术

标准内容的阐述，则较为简略。又如，在《矛盾论》一文中，分析矛盾的法

则，先略谈矛盾的普遍性，仅用一小节，约2，700 余字；后详谈矛盾的特殊

性，共用两大节，约13，000 余字。普遍性和特殊性是矛盾法则的两个基本

侧面，可是，要想真正理解和把握矛盾法则，主要的是把握后者，而不是前

者，所以，后详而前略。他的这种详主略次法，实际上是抓住了重点，即抓

住了主要矛盾或主要矛盾方面，所以很容易使他的文章和讲诺的内容，得到

鲜明的突出。

当然，毛泽东也往往运用某种方法来突出文章和讲话中的分问题或分观

点。抗日战争开始，立即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战争的重要策略

问题之一，也是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分问题之一。

这就需要论及统一战线及其关系密切的关门主义问题。然而与关门主义问题

相关者，还有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关系，冒险主义将来要发生的危险后果

等问题，等等，可是，这些问题并不是重点，于是，作者这样说：

这里不来说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关系，也不来说冒险主义在将来大的

时局开展中可能发生的危险性，这点等到将来再说不迟。这里只说统一战线

的策略和关门主义的策略，是正相反对的两个不同的策略。

显然，这里也是运用排除法突出了作者要作重点论述的统一战线及其密切相

关的问题。

毛泽东有时还运用衬垫法来突出文章和讲话中的分问题或分观点。1948

年8 月西北野战军大量歼灭敌军，并转入大反攻，战绩辉煌。毛泽东在论述

其原因时说：

此次胜利如此显著，原因甚多，前线领导同志们的坚决的、灵活的指挥，

后方领导同志们和广大人民的努力协助，以及敌军比较孤立，地形有利于我

等项，都是应当指出的。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冬季两个多月中用诉苦和

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的整军运动。由于诉苦..（《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

的新式整军运动》）

这次胜利，原因有主、客观多种因素，作者开始罗列出四项，但它们不是论

述的重点问题，而仅仅是用来为那个“最值得注意的”原因——“用诉苦和

三查方法”进行的“新式的整军运动”作铺垫的。这些铺垫，也确实把那个

分问题“垫”得很高。这样突出主要问题的方法，既突出了主要内容，增强

了鲜明性，而且也避免了片面性。

3.明确的针对性

明确的针对性也是毛泽东语言鲜明性的一个特点。

毛泽东语言内容所具有的针对性，主要体现在紧密地联系现实的具体实

际上面；而所谓“紧密地联系现实的具体实际”，实质上就是为现实的具体

实际服务。因此，为现实的具体实际服务，就是毛泽东语言内容的针对性问

题。

中国古文论中有一条传统性准则：文为有所为而作。这个准则，也就是

白居易所说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

就是说，文章和文艺作品都要因时因事而写，不可作无病呻吟之举。毛泽东

切实地实践了这一准则。他十分重视这个问题，曾经说过：“任何思想，如

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

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毛泽东选集》（1—4

卷）第2 版的159 篇文章和讲话的各种具体文体中看出个大概。

在159 篇文章和讲话中，除了个别篇章以外，基本上都属于论说性的文

字，其中有社论、评论、学术论文、纪念性论文、宣传材料（包括提纲）、

决议、决定、总结、讲话（包括演讲、谈话）、答记者问、开会词、会议报

告、情况报告、调查报告、通知、布告、电报、党内通信、命令、指示、宣

言、声明、广播稿、发刊词、序跋、教材。当然这些具体文体中，也有交叉，

如答记者问属于谈话，有的演讲也属于学术论文，等等。这接近30 种的具体

文体，实用性都很强，且一般所说的应用文在数量上占有很大比例，它们的

实用性就更强。由此可见，毛泽东写文章或做演说，其目的都在于应用，即

为有所为而作，因而都是为现实的具体实际服务，这是十分突出的。

即使是理论层次较高的学术论文，毛泽东也都是为了解决当时中国的实

际的具体问题而写作，没有一篇是为了做学问而做学问，没有一篇是空对空

的。例如，他在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内有一部

分教条主义的同志，长期拒绝吸取过去革命斗争的宝贵经验，不是把马克思

主义当作行动的指南，而是看作教条，生吞活剥马克思、列宁等人书籍中的

片言只语，去吓唬人们；还有一部分带有经验主义的同志，长期局限于自身

局部的经验，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