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厅要比前厅深数尺而窄数尺。前厅作内大门，门外作围墙，再开以正或旁向之外大门，以迎山接水。正屋两旁，又要作辅弼屋两直，一向左，一向右，如人两手相抱状以内护卫。辅弼屋内两边，俱要作长长天井。两边天井之水，再择向而放出。其正屋地基，后进要比前进高五六寸，屋栋要比前进高五六尺。两边护屋要作两节，如人之手有上、下两节之意，上半节地基与后进地基一样高，下半节地基与前进地基一样高。两边天井要如日字，上截与内天井一样深，下截比上截要深三寸。两边屋栋，上半截与前进一样高，下半截比上半截低六七寸。两边护屋，墙脚要比正屋退出三尺五寸，如人两手从肩上生出之状……此为最上格。其次则莫如三间两廊者为最，中厅为身，两房为臂，两廊为拱手，天井位口，看墙为交手，此格亦有吉无凶。”这种仿人形的内部空间结构布局，在世界建筑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其设计思想无疑体现了“宅为人之根本”的天人一体以及大地经络活体观风水思想。客家风水师受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认为天地人相通，互为感应，天地是一个大宇宙，而人体则是一个小宇宙，将大地看作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大地有如人体”这正是道教一贯的看法。因此认为大地各部分之间是通过类似于人体的经络穴位相贯通的，“生气”是沿经络而运行的。如唐代客家风水师曾文迪在《青囊正义》序言中说：“脉者呼吸之气，流贯百骸者为血，血脉相连，犹水不离气。”人体的穴位犹如大地之生气聚集之地，所以五凤楼模仿人体结构进行内部空间布局，正是希翼以此来达到藏风聚气的风水目的。

第九部分：阴阳和谐——道教堪舆与古代建筑思想道教与科技研究百年（1）

回顾与展望本文原载《中国宗教研究年鉴》（1999～2000），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11月第一版。道教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探索研究，从而形成不同的道教学分支领域，诸如道教哲学、道教史学、道教文学和道教科技研究等。本文拟就20世纪中国道教科技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回顾评述，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历?史?回?溯中国道教科技研究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对中国古代化学史(炼丹术及古代冶金技术)的研究。当时一批有志于宣传、普及科技知识的科学家已注意到《道藏》保存的中国古代科技特别是古代化学的内容，中国科学社(成立于1915年，我国第一个综合性自然科学学术团体)的主要成员章鸿钊、王琎、吴承洛、张子高等都相继开展了古代冶金术和炼丹术的研究。

王在中国科学社创办的刊物——《科学》月刊上相继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中国古代金属化学》（《科学》1920年第5卷第6～7期）、《中国制钱之定量分析》（《科学》1921 年第6卷第11期）、《宋钱成分内之铅》（《科学》1922年第7卷第8期）、《五铢钱化学成分及中国古代应用铅、锡、锌(〓)考》（《科学》1923年第8卷第7期），等等。章鸿钊也发表了《中国铜器、铁器时代沿革考》（《科学》1921年第6卷第7期）、《中国用锌之起源》（《科学》1923年第8卷第3期）等多篇论文。这些系列论文后来王珊、章鸿钊二人又结集出版，定名《中国古代金属化学及金丹术》（科学公司，1955年）。王等人从金属化学的角度对古代金丹术的研究可谓开启了道教科技研究的先河。

从20世纪30年代起，我国赴国外学习自然科学的留学生吴鲁强、赵云从、陈国符等人，先后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戴维斯(tenney ldavis)合作，将道教金丹术的一些重要著作《抱朴子内篇》、《周易参同契》、《悟真篇》译成英文，在国外杂志上发表，并对道教金丹术的理论与方法作了初步研究，肯定了我国炼丹术起源最早。（吴鲁强、戴维斯：《中国炼丹术》，《scientific monthly》1930；《参同契》，《isis》1932年；《〈抱朴子内篇〉的金丹和黄白两篇》，《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报》1935年。赵从云、戴维斯：《张伯端的〈悟真篇〉》，《美国艺术与科学院报》1939年，《金丹正理大全》，《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学报》 1940年。）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国符先生，早在1937年他在浙江大学读书时，就翻译了戴维斯《中国炼丹术》文章，赴德专攻纤维化学后，戴维斯便主动与他联系，两人合作先后发表了《〈抱朴子内篇〉的释滞及仙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报》1941年）、《介绍陈致虚的〈金丹大要〉》(《亚洲研究杂志》1942年)等文章。这就为陈国符先生后来系统考证《道藏》文献，于1949年在中华书局出版的《道藏源流考》打下了基础。《道藏源流考》为从事道教科技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学基础。1937年黄素封还将美国学者约翰生研究中国炼丹术的博士论文译成了中文(约翰生著、黄素封译《中国炼丹术考》，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这一时期对道教金丹术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是曹元宇先生(后供职于南京医学院)。他于1933 年和1935年相继发表了两篇研究道教金丹术的论文《中国古代金丹术家的设备和方法》(《科学》1933年第17卷第1期)、《葛洪之前之金丹史略》(《学艺》1935年第14期)，依据道书文献，较系统地探索了唐宋时期金丹家所使用的工具和炼丹烧金的操作方法，并对早期道教金丹术(外丹黄白术)的源流作了梳理。

1949年以前发表的道教科技研究文章还有劳干《中国丹砂之运用及其推演》(《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8年第7卷第4期)、薛愚《道家仙药之化学观》(《学思》1942年第1卷第5期) 、王权德《读〈中国炼丹术考〉随笔》(《仙道月刊》1941年28～29期)、黄素封《我国炼丹术考证》(《中华医学杂志》1945年第31卷)等。

总的来说，这一阶段对道教科技的研究，主要是一些自然科学家从古代冶金史、化学史角度对外丹黄白术进行了初步研究，其广度和深度十分有限，只能视为道教科技研究的萌芽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内学者(主要是科技史工作者)陆续在50年代和60年代发表了一些与道教科技有关的论著，主要有：袁翰青《推进了炼丹术的葛洪和他底著作》( 《化学通报》1954年第5期)、《从〈道藏〉里的几种书看我国炼丹术》(《化学通报》1954 年第7期)，《〈周易参同契〉——世界炼丹史上最古的著作》(《化学通报》1954年第8期)，陈国符《道藏经中外丹黄白术的整理》(《化学通报》1954年第7期)、《中国外丹黄白术史略》(《化学通报》1954年第12期)，朱晟《医学上丹剂和炼丹的历史》(《中国医学杂志》195 6年第6期)，俞慎初《祖国炼丹术与制药化学的发展》(《浙江中医杂志》1957年第8期)，冯家升《炼丹术的成长与西传》(《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和科学技术人物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 ，张子高《炼丹术的发生与发展》(《清华大学学报》1960年第7卷第2期)，谢海洲等《有关汞及炼丹的历史》(《哈尔滨中医》1963年第3期)，李俊甫《论中国古代炼丹书〈参同契〉》( 《新乡师院学报》1963年第1期)，李约瑟《三十六水法——中国古代关于水溶液的一种早期炼丹文献》(《王奎克译《科学史集刊》总第5期，1963年》，王奎克《中国炼丹术的“金液 ”和华池》(《科学史集刊》总第7期，1964年)，陈国符《说〈周易参同契〉内外丹》、《中国外丹黄白术考论略稿》(收人中华书局《道藏源流考》1963年增订版)。

这一时期还出版了几部有影响的化学史著作，其内容都涉及到道教科技。即袁翰青《中国化学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57年)，张子高《中国化学史稿》(古代之部)(科学出版社196 4年)，冯家升《火药的发明和西传》(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特别是张子高的《中国化学史稿(古代之部)》对道教炼丹术作了考证分析。

第九部分：阴阳和谐——道教堪舆与古代建筑思想道教与科技研究百年（2）

20世纪50至60年代，国内一些从事中医研究的学者还集中探讨了道教医家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的医药学贡献及其影响，从医药学角度拓宽了道教科技研究的内容。这方面的论著有邝贺龄《晋代医学家葛洪对祖国医学的贡献》(《中医杂志》1959年第9期)，谢无心等《我国晋代的药物学家陶弘景》(《哈尔滨中医》1960年第8期)、李经纬《孙思邈在古医学上的伟大贡献》(《中医杂志》1962年第2期)，尚志钧《从〈证类本草〉所引资料看陶弘景的本草学贡献》(《药物学通报》1963年第6期)。

值得重视的是，少数从事道教研究的学者也开始注意研究道教科技方面的问题。陈撄宁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曾在上海创办《扬善半月刊》、《仙学月刊》，大力提倡仙学，对道教养生学颇有发明。 (陈撄宁著：《道教与养生》，华文出版社1989年版)。王明先生早在1948年就撰写了《黄庭经考》一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1948年，20卷)对《黄庭经》的医学思想特点作了探讨，1954年他还专门撰文介绍了陶弘景在天文历算、医药养生、冶金和地理方面的特殊贡献(《陶弘景在古代科学上的贡献》，载《光明日报》1954年10月11日)。虽说如此，由于种种原因，在1978年以前相当长的时期里，道教科技研究并未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和承认，与同时期国外李约瑟、席文、何丙郁等人对道教科技研究的重视程度和成果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研?究?现?状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道教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道教研究的领域也不断深化和拓展。道教学研究的视角和重心已逐步从通史、通论的宏观研究转向各个分支领域，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其中道教科技研究也在如下几个方面取得较大进展：

关于道教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关系的综合性研究

国内一些著名学者纷纷撰文强调开展道教与古代科技研究的重要性和意义，推动了道教科技研究的开展。王明先生生前就指出：“道教的内容，杂而多端，牵涉的问题很广。我觉得有两方面的问题，首先值得特别注意。一是道教与政治思想的关系，二是道教与科学技术的关系。”(王明著《道家与传统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他本人在这方面也身体力行。1979年9月应邀出席瑞土苏黎世第三次国际道教学术会议时，提交的论文是《中国道家到道教的演变和若干科学技术的关系》。陈国符先生是国内道教与科技研究的拓荒者，他认为“自中国古代原始自然科学而论，外丹黄白法为大事。”(陈国符著：《中国外丹黄白法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1974年以后，陈国符又专门致力于研究道教外丹黄白术，取得了重大成果，先后撰成《中国外丹黄白法词谊考录》、《中国外丹黄白经诀出世朝代考》、《石药尔雅补与注》、《草木药隐名录》四篇论文，计16万字(后收入《道藏源流续考》，台湾明文书局1983年版)，以《道教与中国自然科学之相互关系)为题在第三次国际道教学术会议上发表，受到与会学者的高度关注。胡道静先生也撰文介绍道教与科学技术(胡道静《道家道教与科学技术》，《社会科学报》1989年12月14日)。卿希泰先生也反复强调开展道教科技研究的必要性，指出：“道教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史上有它特殊的作用，并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珍贵遗产，这在世界宗教史上也是罕见的。 ”(卿希泰主编：《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页；卿希泰：《试论道教对中国传统科技的贡献》(《中国哲学史》1999年第1期)。在老一辈学者的倡导下，道教与科技关系研究蓬勃开展，主要成果有：胡孚琛著《魏晋神仙道教——抱朴子内篇研究》(人民出版社1989年6月出版)，设“《内篇》中的道教科学”专章，从化学、医药学、养生学、性科学、人体科学等多角度作了综合研究与挖掘，产生了较大影响。

金正耀著《道教与科学》是国内第一部以道教与科学关系为研究对象的专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7月版)。该书以汉魏两晋道教历史及其教义演变为考察中心，分“救世的宗教与科学”及“度世的宗教与科学”上、下两篇，探讨道教与科学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早期道教主要是一种‘救世’的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