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外。27 日，北京学生二千余人到新华门，

加入请愿行列。徐世昌仍拒不出见。

当夜，二千余人都在新华门外露宿。28 日上午，北京政府发出禁止请

愿布告，诬指各界代表“不依照法定程序遽行请愿”，并威胁说：“倘再有此

等行动，国法具在，断难曲予优容。”午后一时许，大批军警奉令将请愿群

众胁迫到天安门。晚八时许，将其中请愿代表十一人拘捕。其余群众被武力

驱散，受伤者达数十人。

北京政府原来打算把被捕的代表全部予以枪决，以收惩一儆百之效。

但在全国爱国运动压力下，不得不在8 月30 日将两次逮捕拘押的请愿代表

全部释放。

这是瞿秋白第二次被逮捕。由于劳碌过度，再加上监狱中的恶劣条件，

他出狱之后，竟至吐血，病了几个月。表姐夫秦耐铭写信慰问他，他在复信

中说：“干了这平生痛快事，区区吐血，算什么一回事！”1表现了崇高的爱

国热忱和顽强的斗争精神。

1秦讷敏（耐铭）：《回忆瞿秋白烈士》。无锡《工人生活》1957 年6 月

18 日。

文学翻译活动

五四时期，瞿秋白的文学活动，主要是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特别是俄

国文学作品。

俄文专修馆“用的俄文课本就是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

夫等的作品。”1瞿秋白大量地阅读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和契诃夫

的作品。他发表的第一篇文学译作，就目前所知，是1919 年9 月15 日出版

的《新中国》第一卷第五期刊登的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闲谈》。此后，陆续

发表的还有：果戈里的短剧《仆御室》（发表在1920 年2 月出版的《曙光》

第一卷第四期），果戈里的小说《妇女》（发表在1920 年10 月1 日出版的苏

州《妇女评论》第五卷第三期），法国都德的小说《付过工钱之后》（发表在

1920 年4 月11 日出版的《新社会》第十七期）。他还准备翻译托尔斯泰的

长篇小说《复活》，1920 年9 月出版的《改造》月刊第一卷第一号刊登的“共

学社”出版预告中已经列为《俄罗斯文学丛书》之一。后因出国赴俄，这个

计划没有实现，改由耿匡翻译了。

1郑振铎：《回忆早年的瞿秋白》。《文汇报》1949 年7 月18 日。

瞿秋白对俄罗斯文学的爱好和介绍，影响了他的一些朋友如郑振铎、

耿匡等人。郑振铎后来回忆说：

我们这时候对俄国文学的翻译，发生了很大的兴趣。

秋白、济之，还有好几位俄专里的同学，都参加翻译工作。我也译些

契诃夫和安德烈耶夫的作品，都是从英文转译的。同时，也看些用英文写或

译的俄国文学史，象小小的绿皮的家庭丛书里的一本《俄国文学》，就成了

我们怀中之宝。..

我们译的东西，其初是短篇小说，由耿济之介绍到《新中国》杂志去

发表。这杂志由一位叶某（已忘其名）主编，印刷得很漂亮。后来由一个什

么人的介绍（已忘其名）我们认识了“研究系”的蒋百里。他正在主编“共

学社丛书”，就约我们译些俄国小说、戏剧加入这个丛书里。11郑振铎：

《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新观察》1955 年第12 期。

瞿秋白同这些青年文学爱好者团结在一起，积极地进行俄罗斯文学的

翻译工作，很快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20 年7 月，北京新中国杂志社出版

了耿匡、沈颖等翻译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第一集，瞿秋白为此书写

了一篇序。同时，又为沈颖所译《驿站监察吏》写了序《论普希金的〈弁尔

金小说集〉》。瞿秋白和耿匡共同翻译了托尔斯泰的十篇短篇小说，辑为《托

尔斯泰短篇小说集》，后来在1921 年12 月，作为“共学社”的《俄罗斯文

学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前有耿匡的序。这十篇译作，由于未分别署

译者名字，所以现在已不知道究竟哪几篇是瞿秋白译的，只好存疑了。据熟

知情况的瞿菊农说：瞿秋白和耿匡当时在翻译俄国文学作品时的关系是很密

切的，合作得很好。因为瞿秋白的俄文和中文的程度都比耿匡好，耿匡翻译

的东西，差不多都经瞿秋白修改过；有时候两个人共同翻译：瞿秋白看着原

著进行口译，由耿匡记录下来，经瞿秋白修改定稿。

由沉醉于吟咏那种排遣个人积郁的旧体诗词，到热心地翻译和介绍俄

罗斯文学作品，使文学活动面向中国的知识界和中国人民大众，这在瞿秋白

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转折；是经历了五四运动后，随着他的政治思想转变

而必然出现的新的现象。

1920 年3 月16 日，瞿秋白写《〈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其中对

于文学与社会变革、社会思想变化的关系，写道：“只有因社会的变动，而

后影响于思想，因思想的变化，而后影响于文学。..俄国因为政治上、经

济上的变动影响于社会人生，思想就随之而变，萦回推荡，一直到现在，而

有他的特殊文学。就是欧美文学从来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象征

主义间的变化，又何尝不是如此。”1文学受社会的影响，反过来也能影响

社会，推动社会变革。瞿秋白在1920 年2 月4 日翻译果戈里的《仆御室》

时写的《后记》里写道：文学作品“描写刻划‘社会的恶’，..以文学的

艺术的方法变更人生观，打破社会习惯，有助于改变‘社会的恶’”。1《瞿

秋白文集》4 卷本第2 卷，第544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年版。

对于文学与革命的关系，怎样创造和创造什么样的中国新文学，瞿秋

白进行了认真的思索。当时，一些朋友主张只从事文学创作或翻译活动，不

干预社会政治问题。瞿秋白不赞成朋友们的这种脱离政治的倾向。一次，他

们在北京中央公园玩，谈到文学与社会问题。瞿秋白认为文学不是根本的首

要的变革社会的手段。一个朋友问：根本问题在哪里？瞿秋白指着大家正在

吃着的包子，幽默地答道：“根本问题在包子上面。”他主张文学工作必须从

社会革命着眼。他说：“文学只是社会的反映，文学家只是社会的喉舌。..

中国现在的社会固然是不安极了，然而假使我们不觉着有改造的必要，本来

可以不问不闻，假使我们觉着非改造不可，那么，新文学的发见随时随地都

可以有。”2

2《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2 卷，第544 页。

瞿秋白对于俄国十月革命以及这次革命的巨大影响，有了明确的认识，

他研究和介绍俄国文学，是为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学革命服务的。他说：

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在中国却已似极一时之盛。何以故呢？最主要的原

因，就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极大

的变动，掀天动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他的影响。大家要追溯他的远因，

考察他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觉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于俄国，都集于俄国的文学；

而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

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因此大家都要

来讨论研究俄国。于是俄国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1

瞿秋白清醒地看到了“俄国的国情，很有与中国相近的地方”2，例

如“屠格涅夫所描写的乡村教育的简陋，果戈理所描写的俄国官吏的卑鄙龌

龊，都是如此”3。瞿秋白赞扬果戈理是“俄国写实派的第一人”4，他的

《仆御室》在对“下流社会”细致而又平淡的描写中，现出社会的真相；俄

国社会的恶象，在中国同样存在。果戈理的名剧《巡按》，对俄国官场的怪

现象刻划无遗，“于平淡中含有很深的意境，还常常能与读者以一种道德上

的感动。他的艺术所以能有价值，也就如此。”5

瞿秋白尖锐地指出：“现在中国实在很需要这种文学”，“以文学的艺术

的方法变更人生观，打破社会习惯。”6

12《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2 卷，第543— 544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3 年版。

3《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2 卷，第542 页。

45《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3 卷，第1304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年版。

6同上书，第1304— 1305 页。

瞿秋白十分推崇俄国伟大作家普希金，说他的作品“艺术上高尚的意

趣很能感动读者，使作者对于贫困不幸者的怜悯之情，深入心曲。”1瞿秋

白引用果戈理的话，指出：“现在时代，俄国文学家，没有一个人能出普希

金之上的。也没有一个人能称为民族的文学家。..普希金于俄国的天性，

俄国的精神，俄国的文字，俄国的特质，表显得如此其‘清醇’，如此其‘美

妙’，真象山光水色，反映于明镜之中。”2瞿秋白指出，中国实行文学革命，

创造中国的新文学，必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注意中国的民族特点。“中

国现在所需的文学，似乎也不单是写实主义，也不单是新理想主义（此处专

说现在人所介绍到中国来的），一两个空名词，三四篇直译文章所能尽的，

所以不得不离一切主义，离一切死法子，去寻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文学，应当

怎样去模仿，模仿什么样的，应当怎样去创造，创造什么样的，才能使人人

都看得懂..受得着新文学的影响，受得着新文学的感动。”3对于果戈理

评论普希金是“民族的文学家”，瞿秋白特别指出：“歌歌里的推崇普希金，

固然是杜少陵之于王、杨、卢、骆，极其佩服，而流于过分的夸奖，可是应

当注意他说的‘民族的文学’，国民性的表显，所以我更希望研究文学的人，

对于中国的国民性，格外注意。”4

12《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2 卷，第542— 543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3 年版。

3《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2 卷，第542— 543 页。

4同上书，第543 页。

在文学译著上，瞿秋白的工作作风，严谨认真，一丝不苟，他和朋友

们翻译的作品，事先都经过认真研究。他自己译的，总要仔细校订，反复修

改，力求符合原意。朋友们译的作品，他有时帮助修改，有时请译者自己慎

重校订。沈颖译了普希金的小说《驿站监察吏》，给瞿秋白看。瞿秋白很欣

赏这篇小说，劝沈颖慎重修改后再发表。沈颖在这篇小说的后记中记下了这

件事。

朋友们之间在文学观方面，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截然不同。瞿秋白关

于文学革命的主张，沈颖不完全同意。他说瞿秋白是研究哲学的，对文学的

意见不一定对。沈颖不懂得文学家的创作活动，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受支配

于文学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没有任何哲学观点的文学家是不存在的。郑振

铎热烈主张“文学为人生”。它比“为艺术而艺术”是一大进步，但他所为

的人生仅限于知识分子的小圈圈。瞿秋白和郑振铎有过多次争论，提出了“文

学为谁的人生”以及从什么立场和思想出发来为人生服务的问题。他说：我

们的人生很浮浅，劳动平民才有丰富的人生，他们所受的剥削压迫才是真正

的痛苦。大家应该去了解劳动平民的人生，了解他们的痛苦和要求，使文学

为劳动平民服务。

四改造社会的呼声

北京社会实进会

参加五四运动，在瞿秋白思想发展的里程中是一个新的起点：他开始

冲破个人孤独的、满足于心灵探索的壁牢，怀着高度的爱国热忱，投入了千

百万人民群众参加的爱国反帝斗争。两次被捕的拘禁生活，使他看到了，并

且亲身感受到了中国社会的黑暗压迫与向往光明的人们所进行的反抗斗争；

开始认识到中国迫切需要变革，中国需要步入新时代。他说：

我们处于社会生活之中，还只知道社会中了无名毒症，不知道怎样医

治，——学生运动的意义是如此，——单由自己的体验，那不安的感觉再也

藏不住了。

有“变”的要求，就突然暴发，暂且先与社会以一震惊的激刺，——

克鲁扑德金说：一次暴动胜于数千百万册书报。同时经八九年中国社会现象

的反动，《新青年》

《新潮》所表现的思潮变动，趁着学生运动中社会心理的倾向，起翻

天的巨浪，摇荡全中国。1

1《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 卷，第25— 26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年版。

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过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幻梦；在帝国主义的残

酷掠夺和压迫下，这个幻梦注定要破灭。中国若要实现民族的独立，实现政

治清明、经济繁荣和文化勃兴，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卵翼下的中国封建军

阀的统治，而为达到这个目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