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的农民、小商，行民主革命到底，而以严厉手段镇服君主派或

军阀派的反动，并且预防资产阶级的畏怯。”1在领导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断然的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之阶级的独立”2，“参加并

促进国民革命，是现在中国无产阶级的职任”3。瞿秋白进一步指出，“中

国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如此的去参加民主主义的群众政治总运动，并劳工阶

级的经济运动，绝不使政治经济相离，他那时必定能成群众的政党。”4“于

这一过程中世界的社会革命同时必努力提携中国的国民运动；中国国民运动

里的最大多数的社会力量因之可以急速的长成，而与世界社会革命结合。不

论这中间要经多少波折，革命与反革命互相激荡，而结果那最终的胜利必定

在世界及国内的无产阶级。”5.. 12345《新青年》季刊第2 期，1923

年12 月20 日。

文化思想是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瞿秋白在观察和研究中

国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的同时，始终把目光紧紧盯住中国社会的文化思想领

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引起了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者的攻

击，梁启超、章士钊、梁漱溟、张君劢、丁文江、胡适、曾琦、李璜、左舜

生等人，抛出各种各样的理论，诱惑青年，企图把历史引向歧途。面对这种

攻击，瞿秋白总是站在前列，进行坚决的斗争。他说：“这不但是中国无产

阶级最高之命令，不能不服从，而且是中国民族——国民革命之利益所要求

的。如果说我喜欢得罪伟人，那么，我可以顺便在这里‘道歉’一声，只好

根据于孔夫子的圣经贤传，说声‘大义灭亲’了！况且我这些文章公布已久，

从不看见他们公开的直接的答复，足见已是理屈辞穷，不敢接受我的挑战。”

1.. 1《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316 页。

以梁启超、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所提倡的东方文化优越论，

是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用来反对学习西方的革命文化，反对中国的革命派，特

别是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思想工具，曾经受到李大钊的批判。1923

年3 月，瞿秋白写《东方文化和世界革命》一文，进一步批判东方文化派的

封建主义哲学。“所谓东方文化，第一种元素，是宗法社会之‘自然经济’”

1；“第二种因素，是畸型的封建制度之政治形式”2，中国的“军阀制度，

由先得政治地位进而行经济侵略，剥削商民，压迫劳动者，不但简直和封建

诸侯相似，而且出封建诸侯更可怕”3。各地军阀的征调劳役，残杀奸淫，

拘禁铐掠，与封建诸侯对待农奴手段相比，有过之无不及。这些“岂非中国

社会逆流退向封建制度的铁证！中国‘东方文化派’的学者所要保存的，是

否此等肮脏东西，人间地狱？”4“第三种元素，是殖民地式的国际地位”

5，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使中国“日陷于绝对臣服的地位”，对于中国资

本主义，“总观起来，他决不能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充分的发展”，“所助的

‘国内的’资产阶级，亦正是依赖外国资本为生的资产阶级”6。

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同样采取公开的野蛮政策。

123《新青年》季刊第1 期，1923 年6 月15 日。

456《新青年》季刊第1 期，1923 年6 月15 日。

“1922 年，上海金银业工人罢工，外国老爷竟放出猎狗来噬啮工人，此

等现象只有‘东方’殖民地上可以发现，自古以来无论天灾战祸弄得人烟断

绝，禽兽横行，也只有乌鸦啄白骨，野狗啃死人的惨状，决比不上故意纵犬

吞噬将活人当狐兔一般看待的新奇，真可算是东方文化的特色！”1瞿秋白

辩证地历史地论证了东西方文化由发展走向衰落的过程，指出：“所谓东方

文化的‘恶性’决非绝对的，宗法社会的伦理也曾一度为社会中维持生产秩

序之用。但是他现在已不能适应经济的发达，所以是东方民族之社会进步的

障碍。西方之资产阶级文化，何尝不是当时社会的大动力。但是他既成资产

阶级的独裁制，为人类文化进步之巨魔，所以也成了苟延残喘的废物。”2..

世界未来的新的文化，究竟向哪里去？瞿秋白明确指出：“帝国主义沟通了

全世界的经济脉络，把这所谓东方西方两文化融铸为一；然亦就此而发生全

人类的文化，——世界无产阶级得联合殖民地之受压迫的各民族，以同进于

世界革命，——此种趋势，此种新革命文化的先驱，正就是杀帝国主义的刽

子手”。3“等到私有制绝对废除，阶级消灭时，科学愈发明，则体力劳苦

的工作愈可减少，全社会的福利愈可增进；物质文明愈发达，经济生活愈集

中，则精神文明愈舒畅，文化生活愈自由，为‘求生’的时间愈少，则为‘求

乐’的时间亦愈多了。那时，才有真正的道德可言，不但各民族的文化自由

发展，而且各个人的个性亦可以自由发展呢。”4..

为了达到这个光明的境地，必须进行革命，“颠覆宗法社会，封建制度，

世界的资本主义，以完成世界革命的伟业。如此，方是行向新文化的道路。”

5.. 1《新青年》季刊第1 期，1923 年6 月15 日。

2345《新青年》季刊第1 期，1923 年6 月15 日。

同年11 月8 日，瞿秋白写《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进一步批

判东方文化派。

文章开头即指出：“礼教之邦的中国遇着西方的物质文明便彻底的动

摇，万里长城早已失去威权，闭关自守也就不可能了。..然而中国的士大

夫却始终不服这口气，还尽着哴东方的精神文明，要想和西方的物质文明相

对抗。这一问题在中国思想史上显然有极大的价值。”1人类有工具而营共

同生活，是文明的开始；因有文明而阶级分化，于是共同生活不得和谐，似

乎是文明的末日。可是，实际上，文明并无末日，被统治阶级以文明为武器

而创造新的文明，而加速统治阶级末日的到来。可见，文明本身始终是人类

所必需，只有垂死的统治阶级，才觉得文明的进步可怕，可以危及其统治，

才高呼“向后转”，还要自命为精神文明。中国的老子，西方的基督，卢梭

和托尔斯泰，都是“向后转”派的代表者。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

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

多技巧，奇物滋起。”基督也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们都用不着

关心，用不着问；不要想那明天。”卢梭则认为，随着科学艺术的进步心灵

将日益堕落，只有无知无识的乐园，才是永久的贤德所生之地。托尔斯泰根

据贵族式的思想，要抛弃技术文明，回到草昧时代去。因为他所认识的快感，

仅仅是农村里的宗法社会；他所认识的劳动动机，仅仅是农奴背上的鞭策。

然而，不论是托尔斯泰主义中的农村，还是章士钊的“农村立国论”里的农

村，至少要用锄和犁，那便是物质的技术文明。即使承认“无为”的世界是

幸福的乐园，也无法在现实生活里寻到恢复它的方法。物质文明仍旧在可能

的范围里进步。譬如清朝广东进贡的方法，比那“一骑红尘妃子笑”的唐明

皇采荔枝的方法就聪明得多了。瞿秋白指出，历史上的中国，当农民举行暴

动，大杀贪官污吏时，口号叫“‘四海之内皆狗彘也’！精神文明未必十分高

尚；到那时一切无为、清净、礼教或‘宋学’都已失去威权。这样看来，物

质文明始终统辖着精神文明”2。瞿秋白用辛辣的笔，戳穿了那些高唱“精

神文明”的伪君子们：“现代的中国里，‘最高尚有道德知识的精神文明派’

自己日常的行为，刚刚与口头的议论相反，时时刻刻在那里促进他们所反对

的物质文明之发展：如买火车票，点电灯，用自来水，穿洋布等..反对最

激烈的人自己尚且如此！新宋学当然未产而先‘流’了”3。东方文化派所

要反对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殊不知道社会主义的科

学正是彻底的以因果律应用之于社会现象，或所谓‘精神文明’的。”4人

们掌握了事物的客观发展规律，就能够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创造全新的文

明世界。

结论是：

社会主义的文明是热烈的斗争和光明的劳动所能得到的；人类什么时

候能从必然世界跃入自由世界，——

那时科学的技术文明便能进于艺术的技术文明。

那不但是自由的世界，而且还是正义的世界；不但是正义的世界，而

且还是真美的世界！51《东方杂志》第21 卷第1 号，1924 年1 月10 日。

2345《东方杂志》第21 卷第1 号，1924 年1 月10 日。

1923 年春夏间，在中国思想界发生了唯心主义营垒里的一场争论，即

所谓“科学与玄学”之争。这年2 月，张君劢在清华学校作《人生观》讲演，

鼓吹柏格森的生命主义哲学，说“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

而只能由直觉的、主观的、自由意志的“玄学”即唯心主义哲学来解决。一

切社会现象包括社会革命，并无规律可循，历史不过是由偶然性支配的一笔

糊涂帐。4 月，丁文江发表《科学与玄学》一文，反对张君劢的观点，认为

“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问题。胡适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也打着“科

学”的招牌，反对玄学。但是，他们的“科学”理论，只注意现象不注重本

质，不承认科学法则的客观规律性，依然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胡适提出

所谓“自然主义的人生观”建筑在“科学常识之上的一个大假设”，正是否

认人生观产生的客观依据的一个典型。“科学”与“玄学”争来争去，谁也

不可能解决科学与人生观问题。

陈独秀和瞿秋白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坚持了历史唯物论，正确

地评论了这场争论。1923 年11 月，瞿秋白写《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一文，

紧紧抓住争论的中心问题自由与必然的关系，即两派“所论的问题，在于承

认社会现象有因果律与否，承认自由意志与否，别的都是枝节。”1人的一

切动机、意志都不是自由的，是受因果规律支配的。“所谓‘意志自由’当

解释作‘确知事实而能处置自如之自由’”。2社会发展的最后动力是经济的

发展和流变，这也是人的思想意志的物质的原因。“经济动象流变，故个性

动机随此阶级分化而各易其趋向”3。经济发展的结果最终有利于无产阶级，

因而无产阶级的认识最接近于客观规律，“阶级斗争的过程里发见社会现象

的公律，能使无产阶级觉悟：‘非解放人类，直达社会主义，不能解放自己’”，

4无产阶级革命，合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是完全合理的。质而言之，

“人要从‘自然之奴’进于‘自然之王’，必须知道自然律；人要克服社会

的自生自灭性，必须知道社会律。”5.. 1234..

五四运动以后，胡适宣传美国杜威的实验主义，使不少青年被它牵着

鼻子走。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等文章，公开向马克

思主义挑战，李大钊等人及时地予以反击，鲜明地提出了一定要传播马克思

主义。为了进一步在理论上揭露和剖析实验主义哲学的谬误，1924 年夏，

瞿秋白写了《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一文。实验主义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

初在美国产生巨大影响，到了中国又广为流传，自有其存在的历史原因。瞿

秋白分析了实验主义在欧美和中国有不同的历史作用。中国资产阶级面临的

当务之急是如何摆脱封建主义束缚。实验主义是一种行动的哲学，它否认理

论的真实性，只看重实用，主张真理便是应付环境。“多研究些问题，少谈

些‘主义’”就是这种主张的体现。这些主张，“应用于中国的时候，对于资

产阶级是很好的一种革命手段：且不要管什么礼教罢，怎样能发展你自己，

便怎样做；可是它对于劳动阶级的意义，却是：不用管什么社会主义了，怎

样能解决你们目前的难题，便怎样做去算了。于是大家蒙着头干去，当前的

仇敌，固然因此大受打击，而后面的群众也不至于‘妄想’，岂不是很好的

手段？所以‘且解决目前问题，不必问最后目的’。这种原则，用之于中国，

一方面是革命的，一方面就是反动的。”1就是说，实验主义作为一种资产

阶级思潮，在中国尽管对于封建主义而言，有某些积极因素，但其主要是作

为同封建主义的思想结盟而出现的。瞿秋白指出，实验主义在欧美，是“纯

粹维持现状的市侩哲学”2。它竭力综合整理现代市侩的心理，暗地里建筑

成一个系统，虽然他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