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考察

农民运动后，于2 月12 日由长沙返抵武昌，在2 月16 日给中央的报告中，

也明确提出应立即解决土地问题。在共产国际指示和中国共产党主张的影响

下，国民党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如邓演达、孙科等，也都公开主张解决农民土

地问题。3 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专门讨论了土地问题，发表了《对

农民宣言》，通过了《农民问题案》，都表示要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总之，土

地问题的解决，已成为国民革命中势在必行的大事，不能回避了。12《对

于国际第七次扩大会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

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中

这一时期，中国工业中心地上海的工人运动猛烈发展起来。按照苏俄

城市武装起义的模式，中共中央异常重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发动和组织工

作，并于1926 年10 月领导上海工人阶级举行了第一次武装起义。由于当时

起义的时机尚未成熟，群众没有充分地发动起来，武器装备很差，总罢工发

动后没有迅速转入武装起义，就在帝国主义和军阀孙传芳的镇压下失败了。

瞿秋白没有参加第一次武装起义的领导工作，但他十分关心起义的情况。共

青团中央书记任弼时、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

等同志，时常到法租界望志路五丰里五号瞿秋白家中商议工作。在准备第二

次武装起义的过程中，中共江浙区委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瞿秋白主动提出

担任代表大会的报告，但被中央拒绝。1927 年2 月19 日，上海总工会发布

总同盟罢工命令。当天，杨之华参加了在上海西门勤业女子师范学校召开的

全市积极分子会议。会后散发传单时，发现军阀李宝章的大刀队正在西门十

字街头行刑杀人。她回到家中告诉正在工作中的瞿秋白。他很关心同她一起

散发传单的同志的安全，郑重地嘱咐她去寻找失散的同志，然后向中央机关

报告情况。罢工第一、二日被捕被杀的工人、学生总计在百人以上。21 日

晚，工人开始夺取军警武装，总罢工转入武装起义。22 日下午，停泊在高

昌庙的海军炮舰上的革命士兵，发炮轰击高昌庙兵工厂，于是各区工人群众

英勇地展开了夺取武器，袭击军警的战斗，闸北和南市工人并与军警进行巷

战，起义达到高潮。当天，瞿秋白来到设在拉斐德路（今复兴中路）的启迪

中学里的暴动指挥所，参与领导起义。当天，杨树浦区工人召开近万人的示

威大会，并当场抓获工贼“小滑头”，公审后，立即处死，人心大快。

瞿秋白得知后，赞扬了工人的革命行动。

由于事先准备不够，加上罢工已延续多日，部分工人已自动复工，起

义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很小。因此，23 日晚，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即

江浙区委）举行联席会议，检讨这次起义失败的经验和教训。陈独秀、彭述

之、罗亦农、赵世炎、任弼时、汪寿华、瞿秋白、杨之华等参加了会议。会

议由陈独秀主持，罗亦农、赵世炎报告了起义的情况和问题，大家进行了讨

论，不少同志发言。瞿秋白对于这次起义的教训和下次起义的准备工作等，

作了系统的发言。他指出：罢工开始以后，党对组织士兵、学生、市民和小

资产阶级群众响应工人罢工的决心不够；起义缺乏准备；对组织人民政权，

只作为一般的宣传口号，没有实际组织工人和各界人民选举市民代表大会的

代表；一味依赖大资产阶级，等待上层分子去接洽李宝章部下兵变，严重地

脱离革命群众。结果，工人罢工已经三天，兵变无望，党才决定把罢工转变

为武装起义。会议经过讨论，为了保存力量，准备第三次起义，决定由上海

总工会下令复工。会议同时提出了准备第三次起义的方针：扩大武装，准备

暴动，扩大市民公会，准备建立市民政权；领导左派，严厉打击右派，等等。

决定由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组成中央特别委员会（简

称特委会），作为起义的最高决策机关，同时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军委，

以加强对起义的领导和指挥。

为了切实地吸取第二次起义的经验和教训，使第三次起义的计划和政

策更加正确，瞿秋白于24 日写了《上海“二·二二”暴动后之政策及工作

计划意见书》。他鲜明地指出党在领导第二次起义工作中的错误：“我党将工

人群众放在街上（总同盟罢工），整整三天不去理他们，不领导他们前进。

至于暴动的进攻，甚至不但不攻，并亦不守——工人群众之夺枪杀工贼拒捕，

在二十二日下午六时之前尚大半系自动的（上总于发出罢工纪律‘不准打厂，

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之后，等到李宝章开始屠杀，尚未有决然

令工人防守的通告）”。对于党领导起义的策略，意见书说：“这种策略是：

工人罢了工，等候大资产阶级之援助，撇开小资产阶级，而不加以领导鼓动，

只想得了钮铁（惕）生接洽李宝章部下兵变（军官改变态度），大商肯发命

令罢市等种种所谓‘暴动之胜利的保障’后，然后再准备暴动。这种策略，

简直客观上是卖阶级的策略。”瞿秋白列举了工人自发地惩罚工贼，进攻警

署、兵工厂，赞扬了工人阶级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而我们的领导者却远远

落后于工人的行动。他说：“22 日晚9 时半，集中于北站的某处工人代表，

向我（秋白）说：‘大家不动，你们教我们五十工人骚动，岂非叫我们白白

去牺牲’”。工人们的批评和抗议，说明了党的领导不力，“教训了我们的党”。

瞿秋白在意见书中对于第三次起义，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意见，强调党

“亟宜集中政治领导”，掌握领导权。“上海市民应以工人阶级为领袖，武装

暴动响应北伐军，自动召集上海市民代表紧急会议，这就是集合一切革命的

行动的分子的总机关，在暴动前暴动后，指挥上海革命运动”，“所以，‘一

切政权归市民代表大会’是一个总口号”。

新政策的策略是：对于大资产阶级，“逼迫他们服从‘民意’，牵制他

们妥协政策，尽量利用他们内部之冲突，及其军事上的联络”；对于小资产

阶级，“尽可能引导一般市民群众，使他们做我们反对大资产阶级领导革命

中的友军”；对于反动派及买办阶级，“竭全力暴露其罪恶，不断的极急烈的

攻击其卖国卖民勾当并攻击帝国主义军阀之一切压迫——这亦是与民权资产

阶级在此次上海革命中争领袖权之另一方面，而且是很重要的方面。”党对

于工人阶级，应当‘竭全力（一直到公开的向他们承认党此次之错误），鼓

励其武装斗争的意志，指明其夺取其参政权之目的”，“工人应当领导小资产

阶级力求民权独裁之实现而实行群众暴动而不是自己单独的干”。瞿秋白进

一步指出：“新政策之策略必定要根本认定总同盟罢工之后（假定二月二十

八日早的一小时罢工起，假定不妨愈早愈好）之后四五小时内就能过渡于群

众的武装暴动。”因此，“在政治上，我们要从现在（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四

日下午十时）起使工人及市民群众中逐渐紧促的造成一种心理——革命情

绪”；“在军事上，尤其要造成一种武装斗争夺取武器的革命意志”。在意见

书中，瞿秋白还就组织起义的具体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在党的工作上，

他强调对各部委书记、支部活动分子及新同志等分别进行训练，分配他们工

作任务。

他要求党“指出客观上卖阶级卖革命之‘错误’的危险，而激励对于

在新政策之下誓死前进之决心与意志。”要“宣布戒严的军事状态，统一的

政治指导，不动摇的政治指导，万分的紧张工作，施行政治的纪律”。这个

意见书被提交中央特委会讨论。2 月24 日晚9 时，中央特别委员会举行会

议，讨论军事、工运和党务工作等问题。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

瞿秋白、彭述之、尹宽、汪寿华出席了会议。周恩来、汪寿华、罗亦农分别

作了军事、工运、党务方面的报告。瞿秋白在发言中说：在军事方面，应当

解决“怎样摇动敌军，怎样联络军队与保卫团二个问题”，“纠察队之组织，

应由工会与党一块工作，要宣传武装使群众心理安定，要有作战计划，有主

力军之训练。”中央特别委员会，每天晚间举行会议，讨论分析形势，研究

制订政策，指挥起义的准备工作。瞿秋白先后出席了2 月25 日至28 日、3

月1、2 日的会议，分别对宣传工作、市政府民选、攻击兵工厂等发表了重

要意见。起义的实践证明，上述书面和口头意见，都是正确的。

3 月中旬，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发动的前夕，瞿秋白奉命前往武

汉。

支持毛泽东

武汉是在1926 年10 月10 日，被北伐的国民革命军第四、七军攻占的。

武汉大捷使一切革命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感到无比的振奋。同月，国民党

在广州召开中央委员和各省各特别区市、海外各总支部代表联席会议。会议

通过的宣言和政纲，明确体现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方向，反映了联合战线中

各阶级阶层人民的共同愿望。会议对西山会议派分子继续给予打击。会议致

电汪精卫，要求他即日由欧洲返回国内，销假视事。11 月，鲍罗廷、宋庆

龄、陈友仁、孙科、宋子文、徐谦等到武汉考察，为迁都作准备。12 月13

日，在武汉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代

行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职权。1927 年1 月1 日正式办公。但是，曾

经力主迁都武汉的蒋介石，这时却提出迁都南昌。他截留第二批由广州迁往

武汉的谭延闿（国民政府代主席）、张静江（国民党中常会代主席），并召开

所谓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擅自决定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改迁他所控制的

南昌。武汉的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人民群众同蒋介石的行径进行了坚决

斗争，使其改迁阴谋未能得逞。2 月21 日，中央临时联席会议宣布结束，

国民政府在武汉正式办公。3 月上旬，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闿和一部分中央

委员由南昌到达武汉。

1927 年3 月间，当瞿秋白踏上江汉码头的时候，距他第一次来武汉已

经整整过去十个年头了。旧地重游，时势剧变，已有天翻地覆之感。作为国

民政府和中央党部的所在地，武汉俨然成为革命的中心地。正在启程返国的

“左派”领袖，文质彬彬而又高唱革命的汪精卫和他的拥护者们，似乎与长

江下游的杀机毕露、摧残革命的蒋介石派形成了明显的尖锐的对垒，以致中

共中央机关也准备从上海迁到武汉，并将在这里举行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

会。瞿秋白先期到达这里，为的是就地参予指导五次大会的筹备工作。不久，

约在4 月间，他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主持党的宣传鼓动工作。

处于革命高潮中的武汉，在轰轰烈烈中，也潜伏着危机。暗里明里的

反动派，集中而猖狂地攻击席卷两湖地区的农民运动。毛泽东为了证明农民

运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打击这股反动的逆流，于1927 年初深入到湖南农

村进行考察，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但是报告只在《向导》刊出

一部分，便被停发。瞿秋白到达武汉，读到毛泽东的报告，表示了钦佩和赞

同，并为其被停发表而感到气愤。4 月中旬，他把这篇报告交给共产党办的

长江书店出版单行本，广为传播。书名改称《湖南农民革命（一）》。这是计

划出版的湖南农民运动系列丛书的第一本。由于局势发生了变化，以后各本

的出版计划未能实现。4 月11 日深夜，瞿秋白为毛泽东的这篇报告写了一

篇热情洋溢而又旗帜鲜明的序言。他写道：

中国所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谁是寇呢？都是失业贫困而暴动的农

民。谁是王呢？都是利用暴动农民而得胜的“土匪头儿”。..如今的世界

可大不相同了。西洋外国的世界革命起来了，是把俄国的“土豪头儿”，“巨

腹贾”的代表——所谓“察尔”（tsar）也者，和大资本家，一箍脑儿推翻

了。这是谁做成功的事？是工人，所谓无产阶级率领的革命呵！中国的无产

阶级也就起来，他在城市中的斗争足以率领三万万九千万的中国农民。

中国农民从今以后渐渐的要脱离土匪头儿的利用，他们现在有了新的

领袖——工人，这个新的领袖的利益是和他们相同的，是能率领他们革命到

底的，不象土匪头儿似的，事成了自己便去当皇帝。..

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是土地。因为他们要这些应得的东西，便说他

们是“匪徒”。

这种话是什人说的话！

这不但必定是反革命，甚至于不是人！

农民要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