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

海线上》中的一段文字为例：“每天晚上站在那闪烁的群星之下，手里执着

马枪，耳中听着虫鸣，四周飞动着无数的蚊子，样样都使人想到法国‘客军’

在菲洲沙漠里与阿拉伯人斗争流血的生活。”瞿秋白在《屠夫文学》一文中

指出：“这真是神来之笔！中国‘中央’政府的军队驻扎在陇海线上，居然

和法国殖民家的‘客军’驻扎在菲洲——有如此之相同的情调。这是不打自

招的供状。他们自己认为是‘客军’，而把民众当做野蛮的阿拉伯人看待。

这是的确的事实。他要杀的正是这些‘阿拉伯人’。他们所以和冯玉祥阎锡

山打仗的缘故，也在于争这一口气：‘究竟是你们来杀，还是我们来杀。’因

此，打胜了冯阎之后，这支民族主义的军队立刻就去打猎了，打什么猎呢？

——就是把战场附近的小百姓当做野兽，而去打他们了。”“因此，中国绅商

就定做一批鼓吹战争的小说，定做一种鼓吹杀人放火的文学。这叫做民族主

义的文学。”1..

1《屠夫文学》。（后改名《狗样的英雄》），《文学导报》第1 卷第3 期，

1931 年8 月20 日。

正当日本侵略者打进了中国东北，进一步蚕食华北，“民族主义的文学

家”不仅不去反对外来侵略，反而坚持反革命的剿共战争，并且希望追随帝

国主义一起去进攻社会主义的苏联。瞿秋白在《青年的九月》中辛辣地写道：

“中国的肥头胖脑的绅士，大肚皮的豪商，沐猴而冠的穿着西洋大礼服，戴

着西洋白手套的资本家，本来是帝国主义的走狗。”1他们“为着保存自己

的狗命，为着保持榨取汗血的地主制度资本剥削，为着保卫帝国主义的宝座，

现在拚命的在打中国劳动民众的红军，在打中国的工农兵会议（苏维埃）。

民族主义的文艺家对于这种‘神圣战争’，又不知道要怎样的歌颂。”2“民

族主义的文学家”们被鲁迅斥之为“宠犬”“流尸”，在瞿秋白的笔下，也成

了杀人的“屠夫”，“狗样的英雄”，嗜血的“野兽”。这些，就是“民族主义

文学”的本质，真相。从1931 年夏秋到1932 年夏初，瞿秋白陆续写成《学

阀万岁》、《菲洲鬼话》、《民族的灵魂》、《流氓尼德》、《狗道主义》等多篇杂

文，彻底揭露“民族主义文学”的卖国求荣、奴役人民的反动面目。“奴耕

婢织各称其职，为国杀贼职在军人。换句话说，叫醒民族的灵魂是为着巩固

奴婢制度。”“现在抵抗不抵抗日本阎王的问题，不过是一个‘把中国小百姓

送给日本做奴婢，还是留着他们做自己的奴婢’的问题。其实，中国小百姓

做‘自己人’的奴婢，也还是英美法德日等等的奴婢的奴婢，因为这一流的

‘自己人’原本是那么奴隶性的。他们的灵魂和精神就在于要想保持他们的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3..

1《青年的九月》。《文学导报》第1 卷第4 期，1931 年9 月13 日。

2《青年的九月》。《文学导报》第1 卷第4 期，1931 年9 月13 日。

3《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1 卷，第279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年

版。

瞿秋白、鲁迅、茅盾和左联的其他革命作家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揭

露和批判，使这个反革命文学派别一出笼便处于被声讨的地位。它虽有反动

政府的权势和金钱的支撑，仍然成不了气候，终于败下阵去。

国际和国内弥漫着反苏反共的烟瘴，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冲

突的时刻，一些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和特性的文人，居然公

开申明要做超然于阶级斗争之外，实则是反对无产阶级的“自由人”和“第

三种人”。他们的代表人物是胡秋原和苏汶（杜衡）。

1931 年12 月，胡秋原在他所主持的《文化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阿

狗文艺论》1一文。他自称遵循普列汉诺夫唯物史观，以“自由人”面目出

现，一面批评“民族主义文学”，一面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发起了攻击。

胡秋原说无产阶级把文学艺术当作政治斗争的一翼，是将艺术堕落成一种政

治的留声机，是艺术的叛徒，诬蔑左翼作家提倡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是以不

三不四的理论，来强奸文学，是对于艺术尊严不可饶恕的亵渎。其后，他又

连续发表了《勿侵略文艺》、《钱杏邨理论之清算》二文，诽谤无产阶级革命

文学运动，因此受到左联的批评。1932 年5 月23 日，瞿秋白在《文艺新闻》

上发表《“自由人”的文化运动》2，揭露“自由人”企图以自由的智识阶

级的名义和无产阶级争夺文化运动的领导权。文章批评了胡秋原标榜“艺术

至上”的错误，指出：胡秋原所谓“勿侵略文艺”，反对文艺成为阶级斗争

的武器，“是帮助统治阶级..来实行攻击无产阶级的阶级文艺”；“文艺自

由”论所真正反对的，是文艺为大众服务。瞿秋白严正地指出，真理并不是

要什么“自由人”来领导文化运动，而必须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使当前的

文化运动为大众的解放而斗争。6 月，洛阳（冯雪峰）发表《致文艺新闻的

信》、《“阿狗文艺”论者的丑脸谱》；7 月，瞿秋白发表《红萝卜》等文，继

续批评“自由人”。瞿秋白揭穿胡秋原在唯物史观的幌子下，贩卖反对唯物

史观的赝品。他形象地把他们比做红萝卜：“外面的皮是红的，里面的肉是

白的。它的皮的红，正是为着肉的白而红的。”他们“自己认为是群众之上

的一个‘阶级’，把群众的文化斗争一笔勾消，说这和封建余孽资产阶级的

文化现象同样也是些乌烟瘴气，说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够开辟光明的道路；—

—那么，他们究竟是群众的朋友，或是群众的老师，还是群众的敌人？究竟

是不是红萝卜？！”3胡秋原在他的文章中，摘引着列汉诺夫的话，为他的

谬论张目。冯雪峰指出，普列汉诺夫的艺术理论中本来已经有许多不甚正确

的成分，而胡秋原，却是普列汉诺夫言论的“最坏的歪曲者，是恶劣的引用

者”。他对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到处都是”“断章取义的引用，切断上下文的

抄袭”。4

1《文化评论》创刊号，1931 年12 月25 日。

2《文艺新闻》第56 期，1932 年5 月23 日，发表时未署名。

3《红萝卜》。《北斗》第2 卷第3、4 期合刊，1932 年7 月20 日。

4《致文艺新闻的信》。《文艺新闻》第58 期，1932 年6 月6 日。

当左联的革命作家批评胡秋原的时候，曾经是左联成员的苏汶按捺不

住，出来为“自由人”辩护。他在《现代》上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

的文艺论辩》1一文，自称“第三种人”，貌似不偏不倚，实则站在胡秋原

一边，对左联的理论和活动谩骂嘲讽。他说，“第三种人”作家之所以搁笔

不写，是由于左翼批评家的“凶暴”，和左联对他们进行政治“干涉”，甚至

“霸占”了文坛的缘故。苏汶诬蔑左翼文坛不要文学，把文学变成连环图画

之类；并在文中对人民革命斗争进行歪曲和诽谤。当这些攻击遭到批驳，他

又写《“第三种人”的出路》、《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继续散布谬论，与“自

由人”一唱一和，攻击左翼文艺运动。1《现代》第1 卷第3 期，1932 年

7 月1 日。

胡秋原、苏汶的言论，对于为数不少的小资产阶级作家具有很大盅惑

性。因此，鲁迅、瞿秋白、冯雪峰、周扬、陈望道等许多作家，都撰文给予

严正的批判。

1932 年10 月1 日，瞿秋白署名易嘉在《现代》上发表了《文艺的自由

与文学家的不自由》的著名文章，专门批驳胡秋原和苏汶的谬论1。文章开

头引用了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中揭露资产阶级文艺“自由”

的名言：这种自由是虚假的，骗人的，它“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

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2。

胡秋原说“自己的方法是‘唯物史观’”，俨然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命。

“可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的所谓‘自由人’的立场不容许他成为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阶级社会中，不可能有独立于阶级利害之外的“文

艺自由”，“事实上，著作家和批评家，有意的无意的反映着某个阶级的生活，

因此，也就赞助着某一阶级的斗争。有阶级的社会里，没有真正的实在的自

由。当无产阶级公开的要求文艺的斗争工具的时候，谁要出来大叫‘勿侵略

文艺’，谁就无意之中做了伪善的资产阶级的艺术至上派的‘留声机’。”胡

秋原的错误，“最重要的是他要文学脱离无产阶级而自由，脱离广大的群众

而自由。”胡秋原“把普列汉诺夫和安得列耶夫，艺术至上论派等等混缠在

一起”，企图为他反对艺术的阶级性、文艺只是表现生活的观点寻找理论根

据。实际上，“他恰好把普列汉诺夫理论之中的优点清洗了出去，而把普列

汉诺夫的孟塞维克主义发展到最大限度——变成了资产阶级的虚伪的旁观主

义”。3

1《现代》第1 卷第6 期。文中的两个小标题：一、“万华缭乱”的胡

秋原；

二、“难乎其为作家”的苏汶。

2《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列宁全集》第10 卷，第28 页。瞿秋白

原来的译文与此稍有出入。

3《现代》第1 卷第6 期，1932 年10 月1 日。

对于苏汶，瞿秋白指出，苏汶的反对“某种政治目的”，其本身就抱有

确定的政治目的；他的“这种文章是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锐利的武器。”苏

汶的文章固然巧妙，但说来说去，无非是说：“理论和行动本来是不能并存

的，文学和革命也是不能并存的，艺术和煽动也是不能并存的。”1瞿秋白

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建立真正科学的文艺理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需

要用文艺帮助革命，用文艺来做改造群众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的武器。即使是

前进的战士，也要努力取得文艺这个武器。“谁要劝告新兴阶级不要去拿这

种武器，他自然客观上是抱着‘某种政治目的’的，——虽然他自己都觉得

‘并没有丝毫政治臭味’。”2阶级社会中的文艺，反映着一定阶级的利益和

观点。“文艺——广泛的说起来——都是煽动和宣传，有意的无意的都是宣

传。”3瞿秋白反驳胡秋原关于文艺不是“政治的留声机”、文艺阶级性应予

否定的论调，而说“文艺也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4这种“以

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反驳方法，有点失之简单。

但他本意在于强调，阶级社会中，阶级性是作家和文艺作品的固有属

性。他仍然主张文艺是生活的反映；作家和作品的阶级性，并不意味着政治

是文艺的本原，文艺应从属于政治。瞿秋白强调了艺术的重要性，批评了那

种毫无文艺价值的作品，他说：“文艺只是煽动之中的一种，而并不是一切

煽动都是文艺”，“并不是个个煽动家都是文学家”。

“真正能够运用艺术的力量，那只是加强煽动的力量；同时，真正为着

群众服务的作家，他在煽动工作之中更加能够锻炼出自己的艺术的力量。”

5苏汶关于煽动与艺术不能并存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12345《现

代》第1 卷第6 期，1932 年10 月1 日。

苏汶把文学比做“卖淫妇”，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想占有她”。

而最吃苦的是“第三种人”的“作者之群”，于是他感叹不已：“在人人都不

肯让步的今日，诚哉，难乎其为作家”。对于这种谩骂式的比附，瞿秋白尖

锐地指出：“事实上文学并不是卖淫妇，文学是附属于某一个阶级的，许多

阶级各有各的文学，根本用不着你抢我夺。只是这些文学之间发展着剧烈的

斗争；新兴的阶级，从前没有文学的，现在正在创造着自己的文学；而旧有

的阶级，从前就有文学的，现在是在包围剿灭新兴阶级的文学。剿灭不了呢？

用一点儿别致的巧妙的手段，或者毒死它，或者闷死它，或者饿死它..而

新兴阶级的文艺运动却并不在‘霸占’或者‘把持’什么，它只要指出一些

文学的真面目——阶级性。”1至于作家，也必然具有阶级性。瞿秋白说：“作

者呢，本来就不是什么‘第三种人’。作者——文学家也不必当什么陪嫁的

丫环，跟着文学去出嫁给什么阶级。每一个文学家，不论他们有意的，无意

的，不论他是在动笔，或者是沉默着，他始终是某一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代表。

在这天罗地网的阶级社会里，你逃不到什么地方去，也就做不成什么‘第三

种人’。”2

1《现代》第1 卷第6 期，1932 年10 月1 日。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