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作用。在其他大部分工业革命中，宗教革新无疑也

有类似的作用可以发挥。

（四）企业管理

经济的发展使得对称职的经营管理人员的需求量大增，无论是在工商界还是在行政

机关里都是如此。较为贫困的国家往往有大批商人——尤其是小商小贩——他们热衷于

赚钱，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或者放高利贷。不足之处不是没有进取精神，而是没有管

理经验。只要能找到能够卓有成效地经营大企业，包括管理大量人员和有形资源的人，

大规模生产的经济就可能大大增加收入；这些国家最为明显的是缺乏大规模经营管理的

知识和经验。

伟大的企业家是生出来的，不是制造出来的。推出新商品和新的组织制度的人——

福特家族或伍尔沃思家族——为数很少，是不能定制的。不过，大部分歧业家只需按常

规办事，他们只要有知识和经验就能胜任。

这种知识有些可以在商业学校中学到，但是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只能靠工作经验学得，

其余知识则取决于个人的气质和秉性。商业学校能教授记帐（股票、订单、信贷、借支

等等）的方法，掌管有形资源（工厂布局、机器维护、顺利生产）的一些方法以及人员

管理（职员选拔、职责委任、培训方法等等）的一些方法。但是学校无法教一位企业家

怎样同他的下属相处得好，使他们既忠心耿耿，劳动效率又高——

如果他的气质确实容许，他必须在实践中学习这一点。这些学校也无法传授消除浪

费，按照产量多少调整资源的使用，知道按什么价格付钱或收钱，知道如何买卖以及给

予多少信贷的商业意识。而灌输诚实意识是学校完全做不到的，要是没有这种意识，厂

家就得不到信誉或好感，因而就不能持久。

实际上，胜任经营管理所需的经验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国内外的外国厂家中工作时得

到的，此后，雇员成为一名独立负责的经理人员。所以，对有些外国厂家提出的最严重

的告发不外是它们通常因为种族、宗教或其他偏见，不愿雇用当地人负责下等职务之外

的任何职务。如果没有一家厂家愿意雇用当地人担任办事员以上的职务，他们就难于学

到怎样为自己经营工业企业；这样他们的经济事务将永远受外国人的支配，经济的增长

将因为依靠外国企业所涉及的费用和种种缺陷而停滞不前。这就是大部分殖民地国家一

旦独立，就通过立法或采取其他步骤，迫使外国厂家向当地人民开放管理职位的一个原

因。而且，甚至非殖民地国家也采取这些措施。

因而当16世纪和17世纪外国人把新的行业带到英格兰时，他们得到的垄断专利往往

包括这样的条件：外国人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培养若干英国人学会他的技术。

与此同时，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的国家发现，派一些年轻人到国外学习外国厂家的经

验是合算的。因此，德国人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派了大量青年到英国去做工，其后不久，

日本仿效他们的榜样，把日本人派到德国和美国。待他们返国后，经营他们自己企业的

人数很少；大部分人在现在的本国或外国的厂家处谋得职业；也有人在不断扩大的政府

机关任职，这些机关也需要经营管理的知识和经验。世界上有色民族对白人实行这种政

策也许并不那么容易，因为先进国家的肤色偏见，也许难于找到愿意接受有色人种练习

生的厂家，但是存在的机会比事实上利用的机会要多。一个有利的情况是，有些工业国

家为了把定货从别的工业国家转到自己方面来，渴望同较为贫穷的国家扩大人事关系，

因此，这些工业国家可能欢迎有机会接待和训练那些返国之后将提出定货的人。

不过，传授商业经验的主要学校是由从事贸易、用一二辆卡车经营货运、开办小作

坊或类似小商号的小人物组成。其中许多人要破产。少数人不断壮大，取得经验，最后

成熟成为大企业。这些行业的数量经常是过多，资本严重浪费。因此有时候有人认为，

从事这类行业应予控制，以保证适当的收入，或者减少资源的浪费。作为立即取得产量

的手段来看，这些行业的过分发展可能是浪费；但是如果人们把它看作使人取得经营管

理经验的手段，这种浪费也许是一种必要的培训费。

在一些不发达国家，有人感到当地小商业阶级的成长因从事类似行业的移民的竞争

而受到威胁。欧洲各大公司往往限于进行大规模买卖，但是在东非的印度人和阿拉伯人、

在西非的叙利亚人、在牙买加的华人和在东南亚的华人，甚至在最小的行业中都有他们

在竞争，因为他们比起他们生活在其中的当地人有更长的经商传统，他们往往经营得更

加成功。

此外，移民往往团结在一起，互相帮助，这使得他们作为一个整体繁荣起来。在这

类国家，往往有这样的要求：当地的商人在某些行业应受到保护，外来移民不得竞争。

这就出现了棘手的种族歧视问题，此外，因为模仿和竞争是通往学习的两条道路，如果

移民的活动受到限制，当地的商人是否会进步得更加迅速，或者整个社会是否会得到利

益，这一点并不清楚。看来较好的政策是坚决要求移民收当地的徒工（如英国都铎王朝

所做的那样）和为当地的商人创造其他的机会来提高他们的才干。（移民问题在第六章

中作进一步论述）

有些国家的政府切望开发当地的企业源泉，创建特殊的金融机构，贷款给小实业家。

如果当地的企业仅仅缺乏资本，那么这样做是有所助益的。不过这种情况不多。当地的

资本家缺乏经营管理技术，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把钱贷给没有经验的小商贩往往等于把

钱白白扔掉。这些人首先需要监督和指导，其次才是资本。他们的地位非常像小自耕农。

因此特殊金融机构应把拥有一批经验丰富的企业管理人员看作它们的主要职责，这些人

能给要求指导的小商贩出主意（就像先进工业国中的工业顾问或农村中的农业技术推广

工作人员所做的那样）。把钱借出去以后，应对贷款的使用情况严加监督；

作为放款的先决条件，金融机构的高级职员应有权对经营方法实行改革，至少在贷

款收回以前，要制止得不偿失的经营方法。如同在农业中要提供咨询服务一样，在商业

上也有提供咨询服务的很大余地。

在这些国家中贷款给小商人的最大难题是不大重视商业信誉的人太多。在先进的国

家里，“企业信誉”被认为是企业最珍贵的资产之一。厂家都切望保护它们信守合同的

信誉——按规格交货，交货迅速，接受定购的货物付款迅速。然而，在许多不发达国家，

买方、卖方或贷方如果主要靠与之做生意的商人的诚实，他们肯定十之八九要受骗上当。

实际上，外来商人在这些国家多有所成就的一个原因，恰恰是由于外国供货人、银行、

甚至国内的公众从经验中发现他们比较靠得住。“企业信誉”的重要性（或说“诚实是

最佳政策”这个事实的重要性）大概随着时间的推移是能为人所了解的，而竞争以及新

的商业道德准则的成长到适当的时候会结合到社会的传统中去。与此同时，由于这种意

识相对缺乏，使得政府机构在试图用贷款、合同或其他涉及个人可靠性的方式帮助小商

人时有必要非常谨慎小心。

企业经营管理的另一个训练场所是合作社运动，当合作社运动在民主基础上进行管

理时，它将使许多人深入了解企业的问题以及商业经营管理的一些经验。这或许是合作

社运动最可珍贵的方面；它所做的工作，推销产品、沟通储蓄渠道、购买供应平等等许

多时候由私营企业或政府机构来做可以做得一样卓有成效，但是这些其他机构的教育价

值是比不上的。从广义来看，这又一次表明，经营能力和进取精神在那些分散作决定的

国家比之在那些专制统治的国家，可能传播得更为广泛。这是主张民主的重要论据之一。

民主不但适用于公共行政管理，同样适用于商业生活。实际上，在公共行政管理权力分

散和民主的国家，在人民习惯于从乡级以上的各级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的国家，商业生

活本身比之在政治权力属于寡头统治的国家或许更有活力。这也是主张竞争的最大的论

据之一。在经济生活中，竞争同样使决策和行政管理的经验分散。

由于另一个原因，不管怎样竞争对卓有成效地经营企业也是至为重要的。总之，企

业家极有可能利用培训和咨询的便利，找出提高他们自身的能力的一切办法，如果他们

有这样做的推动力的话。最强有力的积极动力是取得成功的前景，而最强有力的消极动

力则是害怕破产。这两种动力都取决于竞争的存在。竞争本身不会保证企业有高效率，

但是，要是连竞争也不保持，任何其他要素也不会保证企业有高效率。

第一节 资本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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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增长与人均资本的增加是有联系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与其它许多问题，

如与激发人们努力的制度、重视经济效率的态度和日益增加的技术知识等也是有联系的。

资本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条件，只有资本而不同时为资本的使用提供富有成效的

基础，那么资本就会被浪费。在本章的以下各节中，我们认为已经谈过的关于这些其它

事情的所有情况都是正确的。因此，我们能够集中研究在使用资本的条件适当的时候资

本的成效问题。

资本的成效有多大？由于缺乏有记载的证据，这个问题极难回答。对于过去几十年

资本和收入的增加情况，我们只有一些根据了解的情况进行推测的材料，而且这些材料

仅仅是关于几个先进工业国的。实际上，我们关于收入和资本的数量关系的全部知识，

都是从西蒙·库兹涅茨教授和科林·克拉克博士的开拓性工作中获得的，本节中的以下

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他们的计算结果写成的。

对资本和收入增长的价值的估计数字在以下两点上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第一，在

工业国家里，当把资本密集工业和资本稀疏工业计算在一起时，资本价值和产值的比率

在边际上看来是相当稳定的；第二，如果土地和其它自然资源的价值不包括在资本里，

国外资产的价值不包括在资本和收入里，那么这种边际比率达到3比1到4比1。这种结果

可以用不同方式来表示，例如可以说，投资100英镑，国民收入每年平均增加25英镑到3

3英镑；或者说国民收入累积每年提高3％，年度净投资额就占国民收入的9—12％。工业

国确实往往将它们10—15％扣除折旧以后的国民收入用于投资，它们的收入也确实往往

每年增加3—4％。

从数学上说，现有股本与收入的比率（即不同于边际比率的平均比率）仅仅是用于

投资的那一部分国民收入、平均投资期限和收入增长率的函数。因此，如果总收入是常

数，每年将12％的总收入用于对结构的投资，投资期限为50年，将8％的总收入用于对设

备的投资，投资期限为10年，这样50年以后，平均资本一收入比率为3：4。（任何时候

都存在的结构原始成本为国民收入的6倍，设备的原始成本为国民收入的0.8倍；假设资

本平均消耗一半，那么它的平均值为国民收入的3.4倍）。如果所持股票比如说增加0.

5，那么这个比率就达到3.9。改变收入增长率并不会产生如人们可能期望的那么大的影

响；例如，如果我们现在假设国民收入每年增长3％，并且其它假设不变，那么包括股票

在内的资本—收入比率就会下降到只有3.0（这没有多大关系，因为早先的资本到现在

己消耗一半以上，比后来的资本少得多，由于累积的增长，后来的资本消耗不到一半。）

鉴于资本的平均期限，资本—收入比率的主要决定因素是每年用于投资的那一部分国民

收入。所以，一些国家从国民收入中拿出差不多一样多的钱进行投资，它们的资本—收

入比率差不多也是一样的，这就毫不奇怪了。

由于同样的原因，不发达国家现有资本与年收入的比率要低得多（接近于1比1），

因为它们的积累率低得多。然而我们不知道边际资本—收入比率在工业国和欠发达国家

的比较结果（此处以人均资本作为发展指数）。人们有许多理由不指望边际资本—收入

比率是相同的。用于投资的那一部分国民收入即使是相同的，也不可能使国民收入达到

同样的增长率，资本的平均期限可能也是不同的。有些人深信，在欠发达国家，边际资

本—收入比率较高，他们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是由于他们认为，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