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于农家，母早丧，受继母虐待。幼年
牧鹅，散失两只，不敢回家，路宿麦田，恰遇清官兵路过，被收留作勤务。 后步步高升，以安徽统领虚衔副将，清廷赏穿黄马褂，置田4000余亩。
高登科原配夫人早丧，继弦詹氏，生一女名晓岚，乳名大众。詹氏亡后，续 弦阜阳元家女儿为妻。元氏生女名君曼，乳名小众。当高登科得知晓岚在家
受后母元氏虐待当丫头使唤时，不禁想起自己的童年遭遇，乃将晓岚带到安
庆。1高登科在与陈家联姻的竞争中得胜，将长女晓岚许配给陈独秀。18
97年冬，陈独秀18岁与高晓岚结婚。2按照封建婚姻的观点，这对夫妻 可谓是门当户对，文武相亲。结婚大典时，想必众亲友祝愿他俩白头偕老，
说了许多的吉利话。至于当事人男女双方对结婚有什么意见，这勿关重要。 因为包办式的婚姻根本不需要征求他们的意见，也不允许他们发表什么不同 的意见。
高晓岚长陈独秀3岁，因自幼受继母虐待，虽是出身将门之女却目不识 丁。她身材修长，面目清秀，一双小脚，总是穿着老蓝布做成的长长的大褂
子，宽大的裤脚管，用细绳子扎得紧紧的，很少穿颜色鲜艳的衣服。她自从 嫁到陈家，就再也没有回过娘家。她除了1927年去武汉探望患重病的儿 子1
2陈独秀哪年结婚，无文字记载，也无确凿之回忆。陈松年说只能按长 兄延年的生年（1898年）向前推算一年。
马启荣、蔡亚樵：《关于陈独秀姻亲高家的情况调查》（未刊稿）。 乔年，从没有出过陈家的大门。她是一位普通的旧式妇女，虽没有文化，
但很有教养，善良温和，孝敬公婆。 而陈独秀本来就不是安分守己之辈，不久又受到革新思想的影响，转向
了康梁派。婚后，他们夫妻关系，如果说原来还有爱情的话，那么到了这时 候也发生了动摇。“平时家庭不和，多口舌之争”。陈独秀东渡留学时，“欲
借其夫人十两重金镯作为游资，坚决不肯，时常吵口”。1陈独秀经常在外 走南闯北，思想日新月异，而高氏则足不出户，墨守成规。
两人的思想感情，生活情趣越来越合不拢。这对高氏来说也许算不上什 么大事，她的婚姻观本来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而陈独秀却无法忍受 得了。
高晓岚有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略识文学，思想新颖，与陈独秀颇相 得，关系渐趋亲密，“进而发生爱情”。1911年，陈独秀在杭州与高君曼
同居，结为伉俪。这引起了全家的反对。嗣父衍庶认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 比陈独秀干革命还难以容忍，骂他败坏门风，扬言今后不许他俩踏进陈家的 大门。
高家也认为两姐妹同嫁一人为礼教所不容。陈独秀与高君曼却不顾家庭 的反对和舆论的指谪，决然自行成婚。到民国元年陈独秀任安徽都督府秘书
长时，与君曼同居在安庆城宣家花园内，同高晓岚的夫妻关系已名存实亡。 在那个时代，男的挣脱了封建婚姻的羁绊，女的却照例要蒙受最大的不幸，
她心中虽然不满，但不外露，郁闷于胸，默默地过着没有爱情1潘赞化：《我 所知道的安庆两个小英雄故事略述》，《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第1辑，19
80年7月。 的生活。
陈独秀同原配夫人生了三个儿子，长子延年，次子乔年，三子松年。他 和孩子们很少生活在一起，但关心他们的教育和成长。大约在陈独秀创办《新
青年》杂志的时候，他把延年、乔年兄弟俩叫到上海，“寄宿在《新青年》 发行所亚东图书馆店堂的地板上，白天在外工作，谋生活自给，食则夸饼，
饮则自来水，冬仍衣袷，夏不张盖，与工人同作工，故颜色憔枯，人多惜之， 而怪独秀之忍也。”君曼认为自己是他们的姨妈，也是继母，看到孩子这般
受苦，曾“流涕不已”，托潘赞化向陈独秀说情，让两个孩子在家里食宿。
陈独秀跟潘赞化说：“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 生，叫他自创前途可也。”1陈独秀本人就是自创前途的，他也按照自己成
长的方式，去教育他的下一代。
不久，延年、乔年都进入震旦大学读书，陈独秀也晋京任北京大学文科 学长，他托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从他的稿费里按月支付给每人每月五元的
生活费。延年、乔年都受到过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但很快就转向马克思 主义，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延年曾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因工作
关系，父子常一起出席党的重要会议，但几乎没有一起过家庭生活。延年给 父亲写信时称“独秀同志”而不以父子相称。1927年6月，1928年
2月延年、乔年兄弟俩先后被国民党杀害。他们的母亲高晓岚悲痛万分，身 体越发虚弱，加1潘赞化：《我所知道的安庆两个小英雄故事略述》，《安徽
革命史研究资料》第1辑，1980年7月。
上患肺病和妇科病，于1930年去世。三子松年在他的记忆里第一次 见到父亲是在三十年代初，那时陈独秀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里。松年在
狱中见到父亲不免伤心落泪，而父亲眼睛一瞪，对多年不见的小儿子说的第 一句话是：“没出息！”
陈独秀与高君曼生一男一女。女名子美，死于十年动乱中。子名和年， 今健在。1915年5月，高君曼患病咯血，数年后，陈独秀又另有新欢。
大约在1925年10月间，高君曼为了节省生活费用携带两个孩子到南京 居住。早在“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失败以后，陈独秀在南京东厂街（今秀
山公园旁）盖了两座草屋，约10余间，置地数十亩1。君曼和孩子们就住 在这里，陈独秀每月给他们50元生活费2。一对经自由恋爱而结成的夫妻，
现在也散伙了。
高晓岚去世时，君曼带着孩子回安庆奔丧，这时陈家的人和亲友对她和 独秀的婚事仍然有所非议。独秀姐姐的孩子本应呼君曼为舅妈，却偏叫她小
姨。君曼气愤地说：“叫我小姨当然也可以，但他们对舅舅（指独秀）是怎 样称呼的？难道也叫姨夫吗？”据和年回忆，他母亲君曼从安庆回到南京以
后的第二年，即1937年因患癌症也离开人世了。
大约在1931年，陈独秀与上海英美烟厂的一位青年女工潘兰珍结为 夫妻。潘氏，江苏南通人，1908年生于贫苦农家，较陈独秀少二十九岁。
两人结合以后，陈教潘读书识字，进1
2汪原放日记。 沈寂：《再访陈松年谈话记录》，《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第1辑，19
80年行启蒙教育。潘忠厚善良，待人热情慷慨，有舍己助人的优良品德。 陈独秀在南京坐牢时，她也到南京租了间破屋住了下来，就近照料陈独秀。
晚年的陈独秀贫病交迫，她不但不嫌弃，而且一直陪伴着他，料理他的生活。 这是陈独秀晚年不幸中的惟一的幸事。陈独秀临终时嘱咐潘兰珍：“今后一
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潘分得了陈独秀的一部分稿费，另嫁他人。19
49年春，因患子宫癌死于上海。1
{{乡试落第转向康梁派}} 陈独秀考中秀才的第二年，即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紧接
着就参加江南乡试2。 陈独秀对院试曾经抱轻蔑的态度，认为“那算不得什么正经事”，而结
果却名列榜首。
现在他对参加乡试倒是“着实准备了”的，对讨厌的八股文也“勉强研 究了一番”。他所以如此认真的对待，并不是想沿着科举的阶梯一级级地爬
上去，而是觉得既然乡试“这场灾难是免不了的，不如积极的用点功，考个 举人以了母亲的心愿”，往后好“正经做点学问”。
他“打定主意，只想考个举人了事，决不愿意再上进”。可见他参加乡 试的动机，不是为了会进士，点状元，而是“以了母1
2乡试，每逢子、卯、午、酉年八月在各省省城举行，中者为举人。清 顺治二年，设江南省。康熙六年将江南省分置江苏、安徽两省。但两省乡试 仍合并举行。
张君等：《关于潘兰珍的情况》，《党史资料丛刊》，1983年第2辑。 亲的心愿”。他最终是要与科举分手的。这种态度，反映了他的思想开
始发生了变化。 这年夏，18岁的陈独秀，离开母亲，“初次出门到南京乡试”。同行的
人，有他的大哥，大哥的先生和同学等。他们乘坐轮船，船头上扯着一面黄 旗，上书“奉旨江南乡试”六个大字，一路上威风凛凛向南京驶去。
乡试共3场9天（每场提前一日入场，后一日出场），陈独秀在《自传》 里对这9天的考场生活，有极其辛辣的刻画：
“到了八月初七日〔即阳历9月3日〕，我们要进考场了。 我背了考篮、书籍、文具、食粮、烧饭的锅炉和油布，已竭尽了生平的
气力，若不是大哥代我领试卷，我便会在人丛中挤死。一进考棚，三魂吓掉 了二魂半，每条十多丈长的号筒，都有几十或上百个号舍，号舍的大小仿佛
现时警察的岗棚，然而要低得多，个子长站在里面是要低头弯腰的，这就是
那时科举出身的大老以尝过‘矮屋’滋味自豪的‘矮屋’。矮屋三面七齐八 不齐的砖墙，当然里外都不曾用石灰泥过，里面蜘蛛网和灰尘是满满的，??
坐进去拿一块板安放在面前，就算是写字台，睡起觉来不用说就得坐在那里 睡。??那一年南京的天气，到了八月中旬还是奇热，大家都把带来的油布
挂起来遮住太阳光，号门都紧对着高墙，中间只能容一个半人来往的长巷， 上面露着一线天，大家挂上油布之后，连这一线天也一线不露了，空气简直
不通，每人都在对面墙上挂点烧饭的锅炉，大家烧起饭来，再加上赤日当空， 那条长巷便成了火巷。??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最深，考头场时，看见一位
徐州大胖子，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鞋，手里 捧着试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走着走着，上下大小脑袋左右摇晃着，
拖长着怪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得最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翘起大拇 指叫道：
‘好！今科必中。’” 考场中的这种怪现状，始于哪年哪月，未加考证，不得其详，但至少也
有150年的历史了。因为吴敬梓（公元1701—1754年）在他的长 篇小说《儒林外史》里，就曾经淋漓尽致地揭露过这种怪现象。一百五十年，
该有多少个童生亲身经历过这种腐朽愚昧、坑害人的怪事呵！但都见怪不怪， 习以为常。尝试过‘矮屋”滋味而中举的，以此引为自豪；而绝大多数的童
生却由青年而老年三番五次地尝试这种滋味，因未能中举而引为终生的憾 事。不论是成功的或失败的，他们都把“矮屋”看作是他们一生中“上进”
的关口。吴敬梓对考场的揭露是难能可贵的，但也仅限于揭发和鞭挞而已， 他那时还不可能透过这种怪现象去观察国家大事。现在情况不同了，而且匍
伏在“矮屋”里的是一位思想敏捷、眼光锐利的青年。“矮屋”的滋味像是 给他增添了思想养料，他不禁浮想联翩，百感交集。
那位摇头晃脑、利欲熏心、丑态百出、“今科必中”的徐州大胖子，使 陈独秀“看呆了一两个钟头”，并“联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现状；由那些怪现
状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所谓抡才 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
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 人们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呀”！
这一连串的联想“便是”陈独秀“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 康有为（1858—1927年），广东南海人，博通经史，后接触西
方资本主义文化，称赞西人治国有法度，并精心研读各种西书译本及报纸， 以究其进步之原因。梁启超（1873—1929年），广东新会人，举人
出身，后从学于康有为，并深受其影响。 康、梁是维新派的领袖，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产生过广泛的进步影响。
近代中国先进人物的思想的发端与发展，往往同列强对华侵略的加剧和
国内政治形势危机的加深密切相关的。 早在1888年康有为鉴于中法战争后，国事日蹙，便第一次上书清廷，
请求变法。1894年爆发了中日战争，以清政府战败，订立了《马关条约》 而告终。一个泱泱大国，被一个维新不久的小国打败，并割去了台湾宝岛，
赔款库平银二亿两，还允许外国人在各通商口岸开设工厂等等，这对中国的 影响，对中国人民的刺激，超过了鸦片战争以来的任何一次战争。战争的失
败与屈辱，激起了人民的强烈反抗，推动了先进分子谋求富国强兵之道。于 是维新变法运动趋向高潮。
1895年5月2日，康有为联络在北京的18省1300余名应试举 人，签名上书，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等三大主张，和设立学
堂，开设报馆等改革教育制度的意见，资产阶级改良派登上了政治舞台。六 月间，再上书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