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1942年6

月4日。 柏文蔚：《五十年经历》。

《民立报》，1913年7月8日。

《民立报》，1913年4月13日。 任皖督兼民政长。10月21日，倪嗣冲发出通告，捉拿革命党人，第

一批名单有20人。陈独秀被列为第一名“要犯”旋即逃往上海。军警抓不 到陈独秀，延年、乔年也逃至乡间躲避，最后抓走了他的侄子永年，抄了他

的家，抢走了衍庶多年收藏的字画。1这是陈独秀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被抄 家。当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第二次抄封了他的家。1938年，日本人

占领安庆后，他家就彻底衰败了。

陈独秀逃到上海以后，“本拟闭户读书，以编辑为生。近日书业，销路 不及去年十分之一，故已搁笔，静待饿死而已。”

“此时全国人民，除官吏兵匪侦探外，无不重足而立。生机断绝，不独 党人为然也。”2陈独秀本想以写作卖文为生，“寒士卖文为生，已为天下至

苦之境。”3而今，卖文也无以为生。他“急欲学习世界语，为后日谋生之 计”，写信给在日本的章士钊，问他“能为觅一良教科书否？”41914

年，亚东图书馆出版了他编辑的《英文教科书》和文字学著作《字义类例》。 前者销路不好，后者是学术专著的冷门货，这两部书所换得的123

4《生机》（致《甲寅杂志》记者），《甲寅杂志》第1卷2期，191

4年6月独秀山民：《〈双枰记〉叙》，《甲寅杂志》第1卷4期，1914年

11月10日。

《生机》（致《甲寅杂志》记者），《甲寅杂志》第1卷2期，1914 年6月张君等：《访问陈遐年谈话记录》，《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第4辑，

1980年10月。 稿费并不能使他摆脱“生机断绝”的困境。陈独秀在《国民日日报》社

工作时，生活也是相当困难的，不过那时他和他的同事们都满怀信心，期待 着推翻清王朝以后的光明来临，而现在取代清王朝封建专制的却是代表大地

主大买办的袁世凯独裁。革命一时处于低潮，因而生活的压迫就显得更加沉 重与难熬。

{{奇文受诘问民主第一}} 后一次去日本。他到日本后，进雅典娜法语学校学习法文，同时帮助章

士钊编辑《甲寅杂志》，“度他那穷得只有一件汗衫，其中无数虱子的生活。”

1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爆发不久，亡命东京的一些革命党人李根源、熊克 武、邹鲁、章士钊等人，都不愿意加入孙中山新创立的中华革命党，他们于

8月间另组一团体欧事研究会，陈独秀也加入其中。欧事研究会没有进行什 么活动，倒是《甲寅杂志》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甲寅杂志》是个政论性的刊物，1914年5月创刊于东京，主编是 章士钊，发行人是王无生，主要撰稿人除章士钊外，有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

书的李大钊和高一涵、易白沙、张东荪、梁漱溟、苏曼殊等人。陈独秀以文 会友，也就在这时结识了李大钊、高一涵和易白沙，他们后来都成为新文化

运1傅斯年：《陈独秀案》，《独立评论》第24号。

动的著名人士。《甲寅杂志》在东京出了四号，自第五号起，该刊的“印 刷、发行两事”，都由上海亚东图书馆代理。1《甲寅杂志》提倡共和、反

对专制的政论文章，曾轰动一时，流传甚广。后来出版的《新青年》杂志称 赞它“多输入政治之常识，阐明正确之原理，且说理精辟”2，是二次革命

失败以后一个最有影响的民主刊物。

“独秀”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独秀”的名字即从此见诸于刊物。 这篇文章全文约四千余字，结构严谨，文笔洗练，观点鲜明。

陈独秀在这篇文章里，首先指出“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 自觉心者，其国亦殆。二者俱无，国必不国。”

然后，他分别对爱国心和自觉心作了阐述，并指出中国人与欧美人对待 国家的两种不同的认识和态度。中国人把国家看作“与社稷齐观”，爱国与

“忠君同义”。而人民不过是那些缔造大业、得天下者的“牺牲”品而已， 并“无丝毫自由权利与幸福”。欧美人看待国家与中国人不同。他们把国家

看作“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人民之所以要建立国家，“其目的在保 障权利，共谋幸福”，这才是立国的精神。所谓“爱国者何？爱其为保障吾

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那么“爱之也愈殷， 其愚也愈深，”“爱国1

2《新青年》第2卷2号，《通讯》。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28、29页。适以误国。”1

所谓自觉心，除了懂得立国的目的，还要了解自己的国家在当前世界政

局中所处的“情势”。“不知国家的目的而爱之者”，如现在世界大战中的德 国人、日本人，他们的爱国心“乃为侵犯他人之自由而战者也”，这不是爱

国主义，而是帝国主义，侵略主义。“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者”，如朝鲜人、

中国人等“皆是也”。 现在中国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危险，而中国本身却法日废、吏日贪、兵

日乱、匪日众、财日竭、民日偷、群日溃，“政纪至此，夫复何言。”即使换 一批官吏上台执政，“取而代之者，亦非有救民水火之诚，则以利禄毁人如

故也”，依然是敌视异己，耀兵残民，漠视法治，紊乱财政，奋私无已，“殆 更有甚焉。”总之，“中国之为国，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不独无以保民，

且适以残民，朝野同科，人民绝望。”

陈独秀对政府及其官吏进行了一番鞭挞之后，又进而论证“今吾国之患， 非独在政府”，更为严重的是“民无建国之力”。

“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 有人说：“恶国家胜于无国家。”陈独秀却认为“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

无国家。失国之民诚苦矣，然其托庇于法治国主权之下，权利虽不与主人等，

视彼乱国之孑遗，尚若天上焉。” 谓予不信，试看中国的大地上，“惟租界居民得以安宁自由。”

1以上引文见《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以下凡引文未注出处者，也均 见此文。

因此，一旦“海外之师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者矣！”

“亡国为奴，何事可怖。”这并非是没有爱国心，而实在是国家“不能保 民而致其爱，其爱国心遂为其自觉心所排而去尔。”

读者对以上的引文不会觉着太长，而抱怨笔者占了较大的篇幅吧！要知 道这是一篇有争议的文章，不得不将陈独秀的观点逐个地作一简要的介绍。

陈文发表以后，章士钊说：“读者大病，愚获诘问叱责之书，累十余通， 以为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敢为是论。1可见文章引的反响是何

等的强烈！ 李大钊针对《爱国心与自觉心》专门写了篇《厌世心与自觉心》的文章，

说他有一位朋友初读陈独秀的文章时，认为“伤感过甚”，等过了一段时间， 这位朋友看到许多专制残民的事实以后，又说“曩读独秀君之论，曾不敢谓

然，今而悟其言之可味，而不禁以其自觉心自觉也。”李大钊说：“世人于独 秀君之文，赞可与否，似皆误解，而人心所蒙之影响，亦且甚巨。盖文中厌

世之辞嫌其太多，自觉之义嫌其太少”，致使他的朋友“欲寻自觉之关头， 辄为厌世之云雾所迷，此际最为可怖。”2李大钊对陈独秀的批评是相当委

婉而温和的。陈独秀论证爱国心与自觉心，最后得出如此的结论：亡国“无 所惜”，“亡国为奴，何事可怖”，中国人在殖民主义者统治下当亡国奴，也

比在当时中国做一个国民好，这显然是伤害了民族感情，理应受到“诘问叱 责”。1

2《甲寅杂志》第1卷8号。

《国家与我》，《甲寅杂志》第1卷8号，1915年8月10日。 然而“诘问叱责”并不能代替科学的分析，“宁复为人，何物狂徒”的

怒骂，也无助于了解陈独秀为什么竟然“敢为是论”。 十年前陈独秀在主办《安徽俗话报》的时候，他满怀爱国热忱，向人民

大声疾呼，列强要“把我们几千年祖宗相倚的好中国，当作切瓜一般，你一 块，我一块，大家分分”，号召大家赶快“振作起来”，保家卫国，反抗帝国

主义的侵略与压迫。现在时隔十年，他的思想好似转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弯， 竟然发表了亡国“无所惜”的意见，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爱国心与自觉

心》一文的中心思想是什么，难道陈独秀真的愿意当亡国奴吗？ 十年前，初出茅庐的陈独秀，他的思想基调是救亡图存，反帝爱国。那

时民主主义在他的思想里尚处于发轫时期，他所作的一些粗浅的民主、科学 的宣传，都是着眼于救亡，为救亡而服务的。现在民主主义成为他观察一切

社会问题的出发点，他把民权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作为判断一切是非和决 定取舍的惟一准绳，即使对国家存亡的大事，也毫不例外地用这一准绳去衡

量，并决定对它的态度。人民所以要建立国家，既然是为了维护人民的权利， 那么当国家不仅不能保护民权，反而残害民权时，这个国家是否还有存在的

价值呢，陈独秀认为民权高于一切，民权的价值重于国家，这就是《爱国心 与自觉心》一文的主导思想。

陈独秀用民主观洞察了袁世凯政府的专制与腐败，对外屈膝投降，对内 残害人民，鞭辟入里，疾恶如仇。他不像李大钊那样还希这个政府“及早觉

悟其复古之非，弃民之失，??回复民意机关。”1他看透了恨透了袁氏政 府，对它不抱任何的幻想。

十年前，陈独秀在论述中国衰败的原因时，曾着重指出中国人“只知道 有家，不知道有国。”“只知道天命，不知道尽人力。”因此他反复宣传“国

亡家破四字相连”。2现在他进一步认识到中国民众普遍地缺乏民主觉悟， 没有建立民主国家的智能。这见解是非常宝贵的，反映了当时的实际状况，

看到了中国人民严重地受到封建意识的束缚。且不说陈独秀本人在安徽地区 所进行的一系列的革命活动，即使具有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也没有唤起工农

大众的觉悟。辛亥革命时还有一个松散的全国性的团体同盟会，现在也瓦解 了，孙中山创立的中华革命党，参加者寥寥无几，影响甚微。无可否认，中

国民众还没有觉醒，尤其缺乏民主觉悟。这是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陈独秀认为国家对外不能御侮，对内残害人民，而人民又没有建国的能 力，于是发出了“时日曷丧，与汝偕亡”的愤激的哀叹。又因为他崇拜资产

阶级民主制度，便得出一旦“海外之师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的结论。 陈独秀从民主主义的立场出发，并始终不渝地坚持这一原则，而最后却得出

了挫伤民族感情的结论。如果说前者是真知灼见，那么后者是令人无法接受 的。

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宣传民主，反对专制的不乏其人，就1

2《亡国篇》，《安徽俗话报》第17、19期，1904年11月7日、

12月7日。

《国民之薪胆》，《国耻纪念录》，1915年6月。 以为《甲寅杂志》的撰稿人来说罢，陈独秀的好朋友章士钊就是一位著

名的民主派政论家。他认为“国家之职务，一面在巩固个人之私权，一面在

维持社会之秩序”，以使“人权自由之理与公安利国之道，互相调融而无罅 漏”。1他既讲人权自由，又讲公安利国，好似比陈独秀的思想论点要全面 些，其实不然。

的目的，都在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 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第四条规定：“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

人的行为。因此各人的自然权利的行使，只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受有 同样权利为限制”。可见正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所倡导的自由是有限制的，

而这种限制依然是为了保障每个人的自由权利。陈独秀之所以认为人民建立 国家是为了保障自己的权利，而不强调“公安利国”，在他看来这本来是题

中应有之义，是不言而喻的。 那么，章士钊为什么要画蛇添足呢？他说：“人为一国之民，不能自立

于国家之外，祖宗丘墓之乡，饮食歌哭之地，尚曰不爱，岂复人情。国之难， 即己难也。”2这是说国难当头，人民的自由权利应当从属于救亡这一大前

提，救亡第一，民权第二。他在《时局痛言》一文中，还极力主张“使国家 中利害感情希望意见不同之点，得其调和，各方面优秀分子，戳1

2《爱国储金》，《甲寅杂志》第1卷8号。 章士钊：《自觉》，《甲寅杂志》第1卷3号。 力并进，不酿鸡鹜蚌鹬之势，以隳和平进步之基。”1这里所谓的“调

和”，无非指各不同政见、利益的社会集团之间相互的妥协与让步，其中当 然也包含人民权利的让步与牺牲。事实也正是如此，这种调和主张实施的结

果，总是为统治阶级所利用，他们借口国难当头，振振有词，越发剥夺人民 的自由权利。章士钊的民主观显然带有较大的妥协性，不及陈独秀的坚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