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

当谈到对待恶国家的态度和应采取的对策时，章士钊认为可以按照卢梭 的学说，先“解散”不可爱的国家，使人人“恢复其自由”，“重谋”建国之

道。“前已解散之国家，不爱可也，今复建设之国家，不爱不可也。”2但是， 国家是由一整套的统治机构所组成的，并非卢梭在《民约论》里所说的是由

人民自愿订立契约而组成的，人民如有解散国家的能力，也就有治理恶国家 的权力。解散国家之说，是一种天真而又迂腐的见解。

张东荪认为改善中国的状况，扑灭官僚政治的方法，“第一在使人民自 治”，通过自治“引起人民之兴味，养成参政之能力，唤醒自身之觉悟。”然

后在自治的基础上实行联邦制，“上自邦之组织，下至具体之政事，皆得人 民之力以左右之。”3这个意见也是空泛不切实际的，因为问题的关键恰恰

在人民没有自治的能力。章、张二人对民众缺乏民主觉悟的12

3《行政与政治》，《甲寅杂志》第1卷8号。

《国家与我》，《甲寅杂志》第1卷8号，1915年8月10日。

《甲寅杂志》第1卷5号。 严重性的认识，也不及陈独秀认识的深刻与痛切。 十七、十八世纪欧洲一些著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他们

宣传“主权在民”，其目的不外是证明当被统治者的生命、财产、自由

受到封建统治者的侵犯时，就有权进行革命，推翻封建君主的统治，建立资 产阶级民主制度，以实现所谓“天赋”的人权。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

资产阶级民主派在辛亥革命失败以后，虽然继续宣传民主，反对专制，极力 探索革命道路，而最后竟得出了“亡国自在所不免”的结论，把希望寄托于

“海外之师”的恩赐；或幻想解散国家；或以改良主义的办法建立联邦制， 这些说法虽然不同，却都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只不过表现的形式 不同罢了。

如果说陈独秀的愤激情绪是软弱性的曲折的反映，那么章士钊的迂腐的 书生气便是直接的表现。这些意见自然是无助于推动中国民主革命的前进，

但却无意中证明了在中国这样的国度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根本不可 能的。如果单就这一点而言，陈独秀的愤慨之言似乎是有意地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必须指出他是以一种迷惘悲伤的情绪，从反面证明这一点的。

《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可谓瑕瑜互见。愤时疾世与悲怆迷惘的情绪，

无条件地倡导资产阶级民主和对它的美化，积极的基调与消极的结论，掺糅 在一起。关于哪一方面是主要的，如果一时分辨不清，那么只要我们沿着中

国民主革命前进的方向，去考察他的实际表现，便不难作出正确的判断。

《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使人们深切地感到作者为追求民主而激烈跳 动的脉搏，民主至上，而人民又缺乏民主觉悟，这种强烈的追求与深切的认

识，使人们不禁意识到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新青年》杂志，已在母腹中蠕动， 当它一经诞生之后，一个光彩夺目的思想巨人便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如果我们再把眼光放远一点，便会发现由于陈独秀与章士钊两人民主观 的差异，终于使这一对老朋友在二十年代一度分手了。章士钊做了段祺瑞执

政府的司法总长，陈独秀荣任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

第四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创办《新青年》发动新文化运动}} 一场革命过后，尤其是不彻底的革命，接踵而来的总有一股反动逆流。

民国初年出现的尊孔复古的思潮正是对辛亥革命的反动。

1912年10月由陈焕章、张勋等发起的孔教会成立于上海，不久在 全国许多城市设立分会。它的宗旨是“以讲习学问为体，以救济社会为用，??

宗祀孔子以配上帝，诵读经传以学圣人。??冀以挽救人心，维持国教”。

11913年2月，康有为创办《不忍》杂志，为孔教会作序，大肆宣扬尊 孔，说什么“夫孔子道本于天，??凡普大地万国之人，虽欲离孔教须臾而

不能也。”“中国一切文明，皆与孔教相系相因，若孔教可弃也，则一切文明 随之而尽也，即一切种族随之而灭1《孔教本杂志》第1卷1号“丛录”栏。

也。”今欲存中国，非赖孔教不可。1他主张“定孔教为国教”，祭祀孔 子必须行跪拜礼，谁若是行鞠躬礼，谁就是“媚师欧美”，“中国人不敬天，

不敬教主，不知留此膝以傲慢何为也”。2同年10月通过的《中华民国宪 法草案》其中第十九条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本”。袁世凯以

大总统名义发布尊孔祭孔令，说“孔子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树万

世之师表，亘百代而常新”。3尊孔复古的思潮为帝制复辟鸣锣开道。 袁世凯对外投降卖国；对内加快复辟的步伐，于1915年5月25日

与日本签订了“二十一条”草约。48月10日，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政

客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说中国是“民智低下之国”，实行共和制“断 无善果”。23日，以杨度、孙毓筠为正副会长的筹安会成立，公开鼓吹帝

制。各省的袁氏爪牙纷纷递交“请愿书”，要求变更国体。12月12日， 袁世凯宣布承受帝位，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定明年为“洪宪”元年，复 辟封建君主制。

但是，在一场革命失败之后，也总会出现一批新的革命志士，他们吸取 革命失败的教训，继承先辈的革命精神，把革命引向一个崭新的阶段。12

3

4二十一条共分五号。第一号是关于山东问题，其中规定：“中国政府 允诺，日后日本政府拟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

他关系对中国政府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等等。

《政府公报》，1913年11月27日。

《以孔教为国教配天仪》，《不忍杂志》第3册，1913年4月。

《孔教会序二》，《不忍杂志》第1册，1913年2月。 正当封建复古思潮泛滥、袁氏步步登极之时，陈独秀和易白沙从日本回

国，于1915年6月中旬到达上海。陈独秀住在法租界嵩出路吉谊里二十

一号一楼一底砖木结构的楼房，和阔别一年，患病咯血的妻子高君曼团聚一 起。20日，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为陈独秀等设宴洗尘。1陈独秀很早就

想办个杂志，让亚东图书馆负责印刷和发行。他跟汪孟邹说：“只要十年、 八年的功夫”，这个杂志“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陈独秀胸有成竹，信心

十足。袁氏政府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虽使陈独秀受到很大的刺激， 但他认为现在中国进行政治革命没有意义，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不过

是一块招牌而已，现在袁世凯连这块招牌也不要了。中国要进行政治革命须

“从思想革命开始”，首先“要革中国人思想的命”。2“欲使共和名副其实， 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3这就是陈独秀在二次革命

失败之后，他苦苦地沉思、求索所得出的结论：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 行思想革命。

亚东图书馆因生意清淡，经费困难，从5月间起又承担了《甲寅杂志》 的印行，无力接受陈独秀所提出的任务。于是汪孟邹介绍同业老农陈子沛、

陈子寿兄弟开办的群益书社承担。7月5日，陈独秀与群类书社商定，每月 出一本，编辑和稿费200元。这个即将问世的杂志就是著名的《新青年》。

12

3任卓宣：《陈独秀先生的生平与我的评论》，《传记文学》第30卷5 号。

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一大”前后》（二）。 汪孟邹日记。

《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当时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办有《上海青年》

（周报），他们写信给群益书社，说《青年杂志》和他们的《上海青年》“名 字雷同，应该及早改名，省得犯冒名的错误”。1916年3月3日，陈子

寿征得陈独秀的同意，将《青年杂志》从这年9月1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一号 起，正式改名为《新青年》。1

《新青年》的创刊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它擂响了思想解 放运动的战鼓，创刊号上的第一篇文章是陈独秀撰写的《敬告青年》。他满

怀激情讴歌“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 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他以进化论的观点，论证“青年之于社会，犹如新

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 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

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陈独秀“涕泣陈辞”，寄希望于活泼之青 年，呼唤青年“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号召青年“奋其智能，力

排陈腐朽败者以去。”

但怎样判断“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敦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 置于脑里”呢？陈独秀提出了六项标准。

（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人，“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 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自人权平等之说兴，“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

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1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31、

32页。 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

动，求男权之解放也”。所谓“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成其自主 自由之人格之谓也”。即人的“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

各自固有的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非然者，忠孝节义，奴隶之道德

也”。

（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宇宙大法，“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 现状之理”。我国“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

同白种人相比，其“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 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

（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夫生存竞争，势所不免，一息尚存，即无 退守安隐之余地。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人之生也，应战胜恶社

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应超出恶社会，进冒险苦斗之兵，而不可逃循 恶社会，作退避安闲之想”。

（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居今日而言锁国闭关之策，匪独力所不能， 亦且势所不利。万邦并立，动辄相关，???

国民而无世界知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

（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欧洲社会制度，凡政治、教育、文学技术，

“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吐弃殆 尽”。而我国“名教之所昭垂，人心之所祈向，无一不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

而驰。倘不改弦而更张之，则国力将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

（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 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想象者何？既超脱客观之现象，

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空构想，有假定而无实证??”。

陈独秀在阐明六项标准之后，着重指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 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之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

羞为浅化之民也，即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所谓科学，既包括 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和哲学，重在提倡科学精神，尊重科学规律，它

的对立面是主观臆断、盲从迷信、愚昧无知，简言之曰蒙昧。所谓人权，即 民主，它的对立面是封建专制。

《敬告青年》一文是陈独秀发动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贯穿于六项标准 中的一条红线是科学与民主。科学与民主是检验一切政治、法律、伦理、学

术以及社会风俗、人们日常生活一言一行的惟一准绳，凡违反科学与民主的， 哪怕是“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

一文不值也”。

《敬告青年》一文采用了欧洲与中国、西方人与东方人相对比的写法， 处处赞扬近世欧洲文明，特别是法兰西文明。在《新青年》创刊号上还刊有

陈独秀的另一篇文章，题为《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说近代有三大文明，“一 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这“三大文明，皆法兰西人

之赐。世界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仍居何等”。显然，陈独秀的科学 与民主思想源渊于近代欧洲资产阶级所代表的文明，尤其把握住最具有革命

精神的法兰西资产阶级所倡导的文明。至于三大文明中所说的社会主义，指 的是欧洲十八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而言，陈独秀这时还不懂得什么是科学社 会主义。

在《新青年》创刊之前，中国先进人物向西方学习已经经历了一段漫长 的过程。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改良派，便提出兴办实业，实行西方国家

的上下议院的代议制，但他们对中国的传统纲常名教，却采取了无保留的维 护态度。稍后，康有为接受了自由、平等的民权思想，但也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