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
孔子“所提倡之道德”，垂示之礼教，主张之政治，都是封建时代的道 德、礼教、政治，“所营心注目，其范围不越少数君主贵族之权利与名誉，
于多数人民之幸福无与焉”3。道德，“应随社会为变迁，随时为新旧，乃 进化的而非一成不变的，此古代道德所以不适合于今之世也”。4对于封建
时代的道德，今天如有人仍“恋恋不舍”，是“奴隶性未除，不敢以国民自 居”的懦弱表现。陈独秀对旧礼教旧道德的批判，他所持的思想武器主要是
进化论，同时也含有朴素的阶级观点。
在1916年和1917年，参加由陈独秀发难的批判儒家伦理道德 观，为争取个性解放而斗争的，有李大钊、易白沙和123
4《答淮山逸民》，3卷1号，1917年3月1日。
《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2卷4号，1916年12月1日。
《答常乃惠》，3卷2号，1917年4月1日。
《通信》，3卷1号，1917年3月1日。 吴虞等人。
李大钊以孔子与宪法的关系为题，针对复古思潮展开了批判。他说：“自 由为人类生存必须之要求，无自由则无生存之价值”。自由的敌人，“惟皇帝
与圣人而已”，“自我之解放，乃在破坏孔子之束制”。而中华民国宪法第十 九条竟然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这是对言论、出版和信
仰自由的限制。1孔子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宪法是“现代国民自由 之证券”，“专制不能容于自由，即孔子不当存于宪法”。2
吴虞，早在1911年写有《辛亥杂诗九十六首》，批判旧礼教。由陈 独秀发表于《甲寅杂志》第七号。1916年底，吴虞在四川成都看到了《新
青年》上刊载的陈独秀和易白沙写的《孔子平议》等批孔文章以后，写信给 陈独秀说：“尚有”
多篇非儒非老庄的文章，但“成都报纸，不甚敢登载”。陈独秀立即回 信给他，说：“尊著倘全数寄赐，分载《青年》、《甲寅》，嘉惠后学，诚盛事
也。”3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发表吴虞的《家族制 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一文，综合分析了《四书》、《孝经》、《礼记》以及
宋儒语录等书，抓住儒家的“孝弟”与封建家族制的关系，进行了猛烈的攻 击。吴虞论证儒家是以“孝”立教的。“孝为百行之本”。
“凡人未仕在家，则以事亲为孝；出仕在朝，则以事君为孝”。12
3《通信》，2卷5号，1917年1月1日。
《孔子与宪法》，《甲寅》日刊，1917年1月30日。
《宪法与思想自由》，《宪法公言》第7期，1916年12月10日。 孝，是维系封建大家族的灵魂。人在家既然能尽孝道，那他做官以后，
也就不会“犯上”，“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孝”是“忠”的基 础，“二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其流毒“不减于洪水猛
兽”。吴虞非儒的言词甚为激烈，胡适称誉他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
英雄”，1为批判旧礼教立下了汗马功劳。 破除宗法制度的家族本位主义，立个人本位主义，是《新青年》创刊后
两年多时间里所大力反对与提倡的。
{{发动文学革命白话文取代文言文}} 中国古典文学渊源流长，硕果累累，是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在封建文人的眼里，只有诗、古文、辞、赋，才
是文学的正宗，并为少数上等人所专有，至于为“下等人”所喜闻乐见的白 话文学，象戏曲、小说和俚歌等，则被视为旁门小道，贬斥于文学殿堂之外。
到本世纪初，一些先进分子创办了白话报，如1904年陈独秀主办的《安 徽俗话报》，但当时他们都是把白话报当作开通民智的工具，并不是为了改
革文学。事隔十年，陈独秀在创办《新青年》时便把改革文学的问题提到议 事日程。他认为“旧文学与旧道德，有相依为命之势”，2因此，正当批判
儒家三纲教义的斗争方兴未艾之际，便与胡适等发起文学
12《答张护兰》，《新青年》第3卷3号，1917年5月1日。
《吴虞文录·序》。 革命，以白话文为传播科学民主的工具，把思想解放运动引向了更广阔
的领域。
《新青年》从第一卷第一号起，即连载屠格涅夫的小说《春潮》，第二 号登载了用白话文翻译的王德尔的《意中人》。
第三、四号刊登陈独秀撰写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简要地 介绍了欧洲文艺思想发展史：在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由古典主义（c
lassica－lism）一变而为理想主义（ramanticis
m）”，到十九世纪之末，“再变而为写实主义（realism），更进而为 自然主义（naturalism）”，推崇左拉是“自然主义的魁杰”，易
卜生的剧作重在“刻画个人自由意志”，托尔斯泰的著作“尊人道，恶强权， 批评今世文明”，明确指出“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
趋向写实主义。文章以纪事为主，绘画以写生为重。庶足挽今日浮华颓数之 恶风”。
这时，另一位关心中国文学改革事业的是胡适。胡适生于1891年， 较陈独秀少12岁，是安徽绩溪人，汪孟邹的小同乡。1910年，胡适到
美国留学，进康奈尔大学农科，不久改文学科。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 研究院，跟杜威学哲学。他在这年9月17日赠友人梅光迪诗里写道：“梅
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 革命其时矣。吾辈誓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仗马褂，鞭笞驱
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1这时陈、胡两人并不相识，但不谋而合， 都在思考中国文学的改革问题，因此一经书信往来，便成了好朋友，191
51胡适：《留学日记》（三）第784页。 年10月6日，汪孟邹写信并寄《青年杂志》一册给胡适，告诉他这个
杂志是皖人陈独秀主编，并向他约稿。12月13日，再次写信给胡适，重 申陈独秀约稿之恳切。1916年2月3日，胡适写信给陈独秀，说：“今
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 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1六月间，胡适与友人任鸿隽、
杨杏佛等谈改良文学问题时，明确提出“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 而“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白话不但不鄙俗，而且甚优美适用”。2“吾
以为文学在今日不当为少数文人之私产，而当以能普及最大多数之国人为一
大能事”。3这些真知灼见使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初期赢得了显赫的地位。 陈独秀对胡适的意见，表示“甚佩，甚佩”，请他在“功课之暇”为《新
青年》多译像《决斗》（载《新青年》第二卷一号）那样的短篇名著，“以为 改良文学之先导”。4这时两人远隔重洋，一个在东半球，一个在西半球，
但文学改革的事业把他们联结在一起了。 陈独秀的信，说：“年来思虑观察所得，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
入手，八事者何？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陈套语，三曰不讲对仗，四曰不避
俗字俗语，五曰须讲究文法结构，此123
4《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3页。
《留学日记》（四）第956页。
《留学日记》（四）第939、940页。 胡适：《留学日记》（三）第845页。 皆形式上之革命也；六曰不作无病呻吟，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
我在，八曰须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这八条意见不啻是文学革 命的信号，但胡适觉着自己的意见“或有过激之处”。
陈独秀在复信中说：对八事除五，八两项外，“无不合十赞叹”。但又觉 着这些主张立意不高，态度也不够坚决，因此在10月5日写信给胡适，明
确表示“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盼他“切 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1胡适接信以后，对“八事”略加修
改和阐述，题为《文学改良刍议》寄给陈独秀，发表于1917年1月1日
《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 胡适的《刍议》与他给陈独秀的信相比，在用词和行文上都较温和谦虚，
他“考虑到那无可怀疑的老一辈保守分子的反对”，因此用了《文学改良刍
议》这个题目，“说明是改良而非革命；同时那只是个‘刍议’，而非教条式 的结论”，2但并不因此而丧失其基本精神。《刍议》中最值得称道的是胡适
明确地指出了“吾国言文之背驰”的弊端，主张“言文合一”，以“白话文 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
《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之后，陈独秀紧接着于同年2月1日《新青年》 第二卷第六号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四点：
1
2《胡适自传》，《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下）第160页，华东师范 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5页。 一、“近代欧洲文明史，宜可谓之革命史”，政治界、宗 教界、伦理界以及文学艺术“莫不有革命”。我国“政治界虽经三次革
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大半原因是“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伦理道德 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
文学。陈独秀是从革命着眼，为了进行政治思想革命而提出文学革命的。
二、伦理道德的革命已经兴起，文学革命之“酝酿已非 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
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 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
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
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三、简要地分析了中国文学发展史，颂扬“元明剧本，明
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但被明朝的前七子后七子和桐城
派的归、方、刘、姚等此十八妖魔1“所厄，未及出胎，竟尔流产。”四、 在文章的结尾处，陈独秀发出了响亮的战斗号召，
“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 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1明中叶以后的前七子，以李梦阳、何景明最著名；后七子以李攀龙、 王世贞为代表。
前后七子都是文学的拟古主义者。归有光，虽反对拟古，但推崇唐宋八 大家的文学传统。方苞、刘大狄、姚鼐都是清中叶著名的散文流派的代表。
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故称“桐城派”。
《文学革命论》一文，旗帜鲜明，气势磅礴，作者无愧是一位老革命党。 他把文学革命作为“开发文明”、解放思想和改造国民性的“利器”，同政治
革命密切结合起来。《文学革命论》的发表，下达了向封建文学进攻的号令。 当时立即响应和投入战斗的有钱玄同、刘半农等人。钱玄同斥责一味拟古的
骈文、散文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1刘半农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 积极支持这场革命。陈独秀美誉胡适为文学革命的急先锋，那么文学革命主
将无疑是陈独秀本人。
胡适在大洋的彼岸美国读了《文学革命论》以后，立即写信给陈独秀， 说：他那些文学改良的“刍议”，不过是他个人的“私意”，目的在引起人们
的“讨论，征集意见”。“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 定”，“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匡正也”。2胡适有点胆怯 了。
陈独秀回信说：“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 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
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匡正也”。3
一面说“自由讨论”是学术发达之原则，一面又说“不容反对者有讨论 之余地”，这似乎是矛盾的，很有点专横霸道的作风，其实不然。在接受“白
话文为文学正宗”的前提之12
3《通信》，3卷3号，1917年5月1日。
《通信》，3卷3号，1917年5月1日。
《通信》，3卷5号，1917年7月1日。 下，对文学改革中的许多问题，在《新青年》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而
那些反对白话文的人则没有资格参加平等的讨论。 陈独秀这个人，只要是他认准了的大事，就挚着不放，奋进搏击，一干
到底，从不瞻前顾后，怕这怕那。对于陈独秀这种坚定不移的态度，胡适在
五年以后，回忆起文学革命发难时的情景时，说“他的历史癖太深，故不配 作革命的事业。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是他的朋友陈独秀??正
式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子”，他的“态度太和平了，若照着他这个态度做去， 文学革命至少还须经过十年的讨论与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