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若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

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的运动，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

1这个评论是非常公允的。 正当陈独秀积极发动文学革命的时候，蔡元培聘他任北京大学文科学

长。北京大学是全国的最高学府，文科学长相当于后来的文学院院长，这为 陈独秀开展新文化运动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社会地位。1917年1月，陈独

秀进京就职，居住在东池子箭杆胡同9号（今20号），这是一座普通的小 四合院，陈独秀租居了三间北房，中间用雕花木隔扇分开，两边作卧室，中 间会客。

同年7月，胡适回国。9月10日到北大任教授，讲授英文学、英文修 辞学和中国古代哲学。11月，由章士钊推荐，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馆长，

后兼经济学、史学教授。此外，当时在北大任教的还有钱玄同、沈尹默等， 以及后来的刘半农、1《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胡适文存二集》（二）第1

96—198页。 鲁迅等等。1918年1月，《新青年》由陈独秀一人主编改为同人刊

物，成立了编委会。据沈尹默回忆：“编委七人：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 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并规定由七人编委轮流编辑，每期一人，

周而复始。”1鲁迅回忆：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2编委 聚会的地点，常常是箭杆胡同9号，于是陈独秀的寓所无形中成了新文化运 动的指挥部。

《新青年》编委会是一个相当强壮的阵营。他们大多是一些激进的民主 主义者或自由由义者，为了提倡科学与民主团结在一起，在蔡元培的“循‘思

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办学方针的保护下，为新文化运动冲锋 陷阵，大显身手。

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使《新青年》的影响迅速地扩大了。《新青 年》创刊时不过发行一千份，到1917年猛增到一万五六千份3。据当时

北大文科学生张国焘的回忆：他的同学原来知道这个刊物的人“非常少”，

自1917年初提出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主张以后，“才引起同学们广泛 的注意”，12

3《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

《鲁迅全集》第6卷第56页。 沈尹默：《我和北大》，《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新青年》第6卷1

号登载有本卷“分期编辑表”，从第1号至第6号，分别由陈独秀、钱玄同、 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编辑。又据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357

页，《新青年》编辑为独秀、适之、守常、半农、玄同和陶孟和。??至于 他本人，他说“我一直没有参加过”编辑会，只是个‘客员”。

“每期出版后，在北大即销售一空”。1与此同时也引起了古文家林纾2 的不满。1917年2月8日，他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了《论古文之不

宜废》一文，反对白话文，说“国未亡而文字已先之”。至于为什么古文不 当废除，林纾说“吾识其理，乃不能谋其所以然”。胡适嘲笑他，古文大家

林先生对古文之不宜废，尚“不能道其所以然，则古文之当废也，不亦既明 且显耶？”3林纾受了一番奚落之后，虽然没有立时发表什么言论，但耿耿

于怀，伺机反扑。

过了一年《新青年》同人仍不见有什么动静，“颇以为不能听见反抗的 言论为憾”。他们为了传播文学改革的主张，引起社会的注意，演了一出双

簧戏，即由钱玄同扮作反对派角色，化名“王敬轩”写作《文学革命之反响》 一文，大放厥词；然后由刘半农撰文，针对“王敬轩”的文章逐点进行批驳。

4这时有位署名“崇拜王敬轩先生者”的读者看到上述两篇文章以后，写信 质问《新青年》：“贵志记者对于王君的议论，肆口大骂，自由讨论学理，固

应如是乎！”陈独秀回答说：

对于妄人“闭眼胡说，则惟有痛骂之一法”。你对于“毫无学123

4《刘半农答王敬轩先生》，4卷3号，1918年3月15日。

《通信》，3卷3号，1917年5月1日。 林纾（1852—1924），福建闽县人，字琴南，号畏庐，光绪举

人。曾任教京师大学堂，思想顽固，以清朝遗老自居。是著名翻译家，可他 不懂任何一种外国文字。翻译时，先由别人逐句口译原著，他记录，而后用

古文整理出来，他先后翻译欧美等国小说170余种，以法国小仲马《巴黎 茶花女遗事》等最有名，对文学界有较大的影响。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39、40页。 理毫无常识之妄言”，滥用讨论学理之神圣自由，“致是非不明，真理隐

晦，是曰‘学愿’；‘学愿’者，真理之贼也”。1双簧戏的做法，不免有些 幼稚，《新青年》的朋友也有不赞成的。

但这种做法反映了《新青年》同人求战之心切与战必胜的信心，而且他 们都是从旧营里走出来的，对林纾一伙人仇视白话文的心理状态和反对白话

文的论点，是一清二楚的。“王敬轩”这个人固然是虚构的，但那些反对白 话文的言论是客观存在的，社会上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王敬轩”式的人物。

双簧戏仍然有它的文学革命的现实意义。

文学革命兴起之后，一时讨论到许多问题，有旧诗、旧戏的改革，注音 符号和国语的统一，标点符号，汉文由直排改为横排，汉文是否当废和推广

世界语以及对外文的统一译音等等问题。但首要问题是以新鲜活泼、言文一 致的白话文，代替僵尸般的言文背驰的文言文，即以平民文学代替封建文学，

将封建贵族从他们世袭的文学领地上驱赶出去。 陈独秀认为推行白话文，“首当有比较的统一之国语；其次则创造国语

文典；再次国之闻人多以国语著书立说”。2胡适认为提倡新文学的“惟一

宗旨”是建设“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 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真正国语”。“白话能产生出

有价值的文学，也能产生出没有价值的文学”，但是“用死了1

2《通信》，3卷2号，1917年4月1日。

《通信》，4卷6号，1918年6月15日。 的文言决不能做出有生命有价值的文学来”。1这些见解使新文学运动

有了更具体明确的目标。 新文学的思想内容是科学与民主，反对封建主义，它的表现形式是言文

一致的白话。内容和形式的问题都解决了。因此，文学革命运动的发展迫切 需要创作出高质量的作品，这正如陈独秀所说“国之闻人多以国语著书立

说”，胡适所指出的死文学“所以还能存在国中，正因为现在还没有一种真 有价值、真有生气、真可算作文学的新文学起来代替他们的位置。”有了活

文学，死文学“自然会消灭了”。2为了适应这一要求，《新青年》从191

8年1月四卷一号起，大部分的文章都改用白话，从第二号开始陆续刊登胡 适、沈尹默、刘半农写的白话诗。这些作品有助于破旧立新，开创新风，但

称不上是上乘之作。真正创作出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是鲁 迅。

表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借狂人之口愤怒控诉绵延数千年的旧礼教是

“吃人的礼教”。“我翻阅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 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

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也被 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他们会吃我，也会吃你，一伙里面，

也会自己吃。”“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1

2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4卷4号，1918年4月15日。

《通信》，4卷4号，1918年4月15日。 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 鲁迅警告那些封建礼教的卫道士，“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

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

《狂人日记》是应时代精神的召唤而诞生的，是篇讨伐封建礼教的战斗 檄文。此后，鲁迅在《新青年》陆陆续续发表了许多作品，到1921年共

发表了五十多篇，其中有小说、随感录、政论文、新诗和译文等。鲁迅是中 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

旧文学与旧道德、旧思想相依为命。新文学与思想解放运动相辅相成。 反对旧道德，提倡个性自由，为新文学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新文学一旦

兴起之后，便把思想解放运动推向广大的知识青年。陈独秀以写作政论文发 动了这场思想革命运动，鲁迅以文学作品呐喊助威，将这场运动发扬光大。

鲁迅是怎么做起小说来的呢？ 当《新青年》创刊之时，鲁迅在教育部任职，公余时研究古碑。他说那

时“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与主义，1而我的生命却居然 暗暗的消失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但在《新青年》的启示与鼓舞之

下，鲁迅呐喊了。

“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2独秀已经被中共中央开除出 党，蜕变为托派首领，但鲁迅仍1

2《鲁迅全集》第1卷第6页。 指后来胡适与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论战。 念念不忘的是《新青年》的编辑“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

篇，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1 又说我那时做的小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尊奉的，是那时革命

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愿意尊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

金元和真的指挥刀”。2鲁迅所说的“革命的前驱者”是谁呢？过去人们常 说是李大钊。诚然，李大钊是其中的一位，但无可讳言，陈独秀是其中主要 的一位。

陈独秀对鲁迅是很敬重的，说他“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

“很盼望”他“为《新青年》创作小说”。对鲁迅作品的出版，也抱热情支 持的态度，通过他和群益书社的关系重印鲁迅的《域外小说集》，还建议鲁

迅把发表在《新青年》和《新潮》上的作品，“剪下自加订正，寄来付印”。

3可见陈独秀对鲁迅小说的推崇。 历史每当急剧前进的时期，常常呈现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光采夺目的

景象。他们相知有素，相得益彰。各有其不可抹煞的贡献，随意地拔高一个， 贬低或甚而抹掉另一个，都是违背史实的。12

3陈独秀给周启明的三封信，《历史研究》，1979年第5期。

《鲁迅全集》第4卷第348页。

《鲁迅全集》第4卷第393页。

{{廓清愚昧推倒偶像}} 科学与民主相辅而行。愚昧与专制相依为命。科学是愚昧的对头；专制

是民主的死敌。 宣传科学与民主，就必须廓清愚昧，破除封建迷信，打倒一切偶像。 中国民间的偶像，可算是天上的、地下的无处不有，有活着的，有死去

的，有由贵重的金石材料精制而成的，也有是由烂泥巴堆起来的，物物都可 以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

人们的现实生活愈是灾难丛生，人们就愈是匍伏在偶像的脚下，向它三 跪九叩，顶礼膜拜，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虚无缥缈的幻境。即使当人们挣扎

于死亡线上，不得不站起来拚死一搏之时，也往往是打着偶像的旗号，好象 它真有力量能解救人们似的。

辛亥革命失败之后，封建迷信活动随着复古主义思潮的兴起，一起泛滥 开来。民国初年的上海，阴风飕飕，妖气袭人。道士巫婆纷纷设坛扶乩，装

神作鬼。文化界的一些败类有鬼论者将乩书汇集成册，名曰《灵书丛志》， 并进而成立“灵学会”，大肆散播妖言鬼话，蛊惑人心。例如，“圣贤仙人”

临坛题诗，竟然能使周末诸子作七言绝诗（七言诗，起于汉末民间歌谣，到 唐代大发展，才有七言绝句——笔者）。

武松和黄兴同时临坛；“孔圣人张天师传言由山东来”；孟子能书大草（草 书在东汉以后——笔者）等等。这些荒诞不经的鬼话，并非是为了向人们提

供笑料的，有鬼论者正二八经地认定“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运遂促”， 要借神仙鬼怪之力以拯救众生。

国家将亡，必兴妖孽。陈独秀等从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四

卷五号起，奋笔疾书，向有鬼论者展开了猛烈的进攻。陈大齐撰写了《辟〈灵 学〉》，以心理学、生物学证明“扶乩者所得之文，确是扶乩者所作”。他们

若不是有意作伪的“奸民”，就是无意作伪的“愚民”。他们“喜为古人的奴 隶，以做奴隶为荣，而以脱离古人绊羁为耻”。因而假冒神鬼之名或借古人

的招牌“以自欺欺人”，这是奴隶的劣根性。

陈独秀写了《有鬼论质疑》，全文七百余字。向有鬼论者接连提出了六 个质问。陈独秀说：“吾人感觉所及之物，今日科学，略可解释”；而你们却

说鬼“非感觉所及，非科学所能解释”，那末你们又怎能看见鬼，并闻其声？ 还说鬼亦“有衣食男女之事”呢？“若谓鬼属灵界，与物界殊途，不可以物

界之观念推测鬼之有无”，那么你们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