曰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2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发展和

教育党员，执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注重组织纪律和争取群众、夺取政 权的意思。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 李达、李汉俊、王烬美、邓恩铭、张国焘、刘仁静、包惠僧、周佛海和陈公

博13人，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此外还有国际代表马林等也出席了大会。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并推

举“陈独秀任书记，李达任宣传主任，张国焘任组织主任”（指工人运动的 组织而言），三人组成中央局。3《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规定经过

暴力革命，“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 结束”，“消灭资本家所有制，没收机器，??归社会公有”。

《纲领》的第十二条规定“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12

3李达：《关于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的一封信（1954年2月23 日）》（存上海文管处）。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136页。

《“一大”前后》（二）第9页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1中国共 产党这时虽然人数很少，但它是遵照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建立起来的，是中

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象一棵新生的幼苗，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的大地，必 将成长为一株枝叶茂密的参天大树，盛开革命之花，满结胜利之果。

陈独秀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为什么大会选他做中央书记呢？对于这个问 题，过去有同志认为陈独秀之所以被选为书记，是由于他在“五四”前期宣

传科学与民主所赢得的信誉和声望。其实，与其说是“五四”前期的声望， 不如说是他在“五四”后期的声望。“五四”前期新文化运动是属于资产阶

级范畴的，那时有声望的人物，不只陈独秀一人，胡适也是个声名显赫的人 物。再说，如果仅就民主革命而言，有谁的声望能超过孙中山先生呢！代表

们选举书记显然不是以民主革命的尺度去衡量和挑选的，而是以社会主义革 命的标准去衡量和选举的。从“五四”前期宣传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新文化，

转化到“五四”后期宣传无产阶级的新文化，推动和体现这一转变、并在思 想上组织上作出重大贡献的，陈独秀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揭露和批判资

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批判假社会主义，并积极筹建中 国共产党，任党的发起组的书记，现在代表们要选举中央书记了，就当时的

实际情况而言可谓非陈莫属。

中共“一大”闭幕以后，马林多次提出陈独秀应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 委员长的职务，回沪任书记。于是又派包惠1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增订本）。

僧去广州，向陈独秀汇报“一大”情况，请他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陈

独秀原是为了推进广东革命事业而南来的，现在他当然不会不顾党的工作而 久留广州。8月17日，他致函陈炯明，辞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一职。陈炯明

从广西桂林回电，“极力挽留”，并劝说陈独秀“仍望以教育为重，当风独立， 我做我事，不萌退志为要。至于一切障碍，我当为委员会扫除之，??又批

其辞呈云：该委员贞固有为，夙深倚重，所请辞职，应毋庸议云。”1从这 件电文看，这时陈炯明是真心实意挽留的。陈独秀辞职不获准，只得借词医

治胃病请假离粤。行。2

在从广州回上海的船上，包惠僧问陈独秀“中国革命怎么革法”？陈说 共产主义在中国怎样进行还要摸索，“由于各个国家情况不同，马克思主义

的发展形态也各异，在中国是什么样子还要看发展”。又说：“做为共产党员 首先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其次是发动工人，组织工人，武装工人，推翻资产

阶级政权，消灭剥削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3这段话所表述的思想与

“一大”通过的《纲领》是相一致的，都是把社会主义革命作为当前中国革 命的直接任务。因此，党史学界有同志把这种言论称作为“一次革命论”，

这一论断似是而非，并不确切。当时一些共产党员深感旧民主革命的道路1

2

3《“一大”前后》（二）第387、388页。

《广东群报》，1921年9月10日。

《广东群报》，1921年9月13日。 是走不通的，他们渴望学习马克思主义。当时的学习是相当困难的，翻

译成中文的经典著作，少得屈指可数。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不深刻，不全 面，不过是初步地学习了阶级斗争学说、剩余价值论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但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坚信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马克思主义所独有 的特点——改造世界的实践性，使他们立即行动起来，可对本国的国情缺乏

深入分析，认识不深刻，更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与中国社会的实 际状况相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其理论准备是不充分的，也不可能形成

一套完整的什么“论”。因此，与其说是什么“一次革命论”，勿宁说是当时 的一些共产党员对共产主义理想向往之热烈与改造中国心情之急切。

2号。从这时起，他就没有职业了，也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 如果说他有职业的话，那就是以革命为职业了。二十年代脱离生产的共

产党员，组织上每月只给30元或40元的生活费，这当然不够陈独秀一家 开销的。他虽然经常给党刊写文章，可给党刊写稿是没有稿费的。那时，商

务印书馆聘请他担任馆外名誉编辑，他“表示月薪不必多（当时商务招致名 流为馆外名誉编辑，月薪有高至五、六百元的），编辑事务也不愿太繁重，

因为他主要工作是办党。愿任商务名誉编辑，不过为维持生活。结果说定： 月薪三百元，??”1陈独秀担任商务名誉编辑的时间估计是不会很久的，

因为至今没有发现陈独1茅盾：《复杂而紧张的生活、学习与斗争》（上），

《新文学史料》第4辑。 秀在二十年代曾为商务编辑或写过什么作品，商务是不会白白地给他每

月300元的，而且他后来的经济生活也常常发生困难。他的经济主要来源 于1922年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独秀文存》的版费。

亚东图书馆是他经常出入的地方，他没钱用了就来到亚东，但又“从不 开口”向汪孟邹要钱。老朋友相知有素，汪孟邹每当“见他坐的时候多了总

要问他一句：‘拿一点钱吧？’他点点头，拿了一元、二元，再坐一回，再

去了”。这些钱当然是从《独秀文存》版费里支出的。每逢到这种情况，亚 东图书馆的职员（都是安徽人，都与陈独秀相识）总不免要议论一番：“他

家里有钱哩！他不管怎么样，再也不要用家里一个钱。他真是一个硬汉子。”

1陈独秀到达上海的第二天便同马林见面会谈，对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 题发生了争论。马林认为各国共产党都是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

和计划，应在国际的统一领导之下制定。陈独秀认为中国革命有中国的国情， 目前也不必要国际的经济援助。因此，谈了几次都谈不拢。有一次马林的翻

译张太雷跟陈独秀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之 下，??中国不能例外。”不料，“陈独秀把桌子一拍，说：‘各国革命有各

国情况，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 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

子走，??’说完了拿起皮包出门要走。张太雷仍然1汪原放：《亚东六十 年》（手稿）。

笑嘻嘻地请他坐下来谈，陈独秀不理，很气愤地走了。”1这里且不说 中共不要共产国际的领导是否正确和能否行得通的问题，而须着重指出的是

陈独秀一上任他的老毛病作风生硬粗暴便暴露出来了。他平时和同志们辩论 问题，“动辄拍桌子、砸茶碗，发作起来”，过后“才觉得适才的动作是过火

了。他就是这么样的人”。2李达说陈独秀是“恶霸作风”，“这个家伙要有 了权，一定先杀了人以后，再认错”。3这个批评不免失之偏颇，但作风粗

暴伤害同志的自尊心，这对于一位书记来说，确是一大缺点。

陈独秀初到上海时，在中央工作的只有他和李达、张国焘三人，别无工 作人员。三人聚会常在陈的卧室楼下的客堂间或统厢房里。“当时决定宣传

工作，仍以《新青年》为公开宣传刊物，由陈自己主持”。李达“编辑《共 产党》月刊，作为秘密宣传刊物（从第三期至第七期止）”4。张国焘主持

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中央局还决定成立人民出版社，出版十五种共产主 义读物。

正当中共中央积极开展工作的时候，10月4日下午2时许，有三位“白 相人”从前门闯入陈宅，先说要见陈独秀，又说要买《新青年》。陈独秀从

楼上下来，“见此情形想从后门出去”，但后门已有人把守，无法脱身。“不 一会儿来了两部123

4《“一大”前后》（二）第14页。

《“一大”前后》（二）第54页。

《“一大”前后》（二）第16页。 包惠僧：《回忆马林》，《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汽车”，把陈独秀和他的妻子高君曼以及正在陈宅聚会的杨明斋、包惠

僧、柯庆施一共5人，都被法租界当局捕去，《新青年》等印刷品也被搜去。 到捕房后，陈独秀化名王坦甫，其他人也都报了假姓名。

不久褚辅成和邵力子去陈家访问时也立时被捕。褚辅成到捕房后“一见

陈独秀就拉着他的手说：‘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拉到这儿来 了！’”这一下陈独秀的身分暴露了。等捕房查清褚、邵两人身份后，即被释

放。其余五人关入牢房。

第二天会审公堂审问，说包等4人是陈的党徒。陈独秀说：“他们是我 的客人，高是家庭妇女，客人陪我太太打牌（被捕时，4人确是在打牌——

笔者），有事我负责，和客人无关。”法庭将高释放，其他4人仍回监。在牢

里陈独秀对包说： 家里有马林给我的信，如果被搜出来，可能要判七、八年刑。 我打算坐牢，你们出去继续干，不愿干也不必勉强。

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各大报纷纷登载，闹得满城风雨。第三天褚辅成和

张继等将陈保释出去，但得随传随到。五天后，包等也被保释。为了营救陈 独秀，李达“通报各地的组织派人到上海来”，并电请孙中山先生设法。“孙

中山打了电报给上海法租界的领事”。马林请了法国律师巴和承办这个案子。 青年》已被封闭禁止出售，被告明知故犯，罚洋100元，销毁查抄书

籍，释放陈独秀。 陈独秀等出狱以后，他们才知道马林为了营救他们五人，“花了很多钱，

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这才顺利结案的。“马林和陈独 秀和中国共产党算是共了一次患难。陈独秀本是个很重感情的人，现在无形

中增进了对马林的感情。他们“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适当的 解决”。1从此，中共接受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的支援。

11月间，陈独秀签发《中央通告》，提出从现在至明年7月以前的工 作计划，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都能得同志三十人，成

立区执行委员会”；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须超过2000名；“各区必须有直 接管理的工会一个以上，其余的工会必须有切实的联络”；中央局宣传部必

须出版共产主义书籍20种以上。“关于劳动运动，决议以全力组织全国铁 道工会”，青年及妇女运动，各区也应“切实注意”。2中共开始有计划有步

骤地开展各项工作。

在上述各项工作中最主要的是发动和领导工人运动。8月中旬，在上海 设立了中国工人运动的领导机关——劳动组合书记总部，主任是张国焘，干

事有李启汉、李震瀛等人。不久又设立了五个分部，即北京分部（包括天津、 唐山地区，负责人是邓培、罗章龙）、武汉分部（负责人是包惠僧、林育南）、

湖南分部（包括江西安源，负责人是毛泽东）、广州分部（负责人谭平山、 冯菊坡等）和山东分部（负责人王烬美）。中共将它的主力投入了工人运动。

各分部的负责人和一些党员创办了工人刊物，启发工人觉悟；或深入工人区， 开办工人补习学校，联络和教育工人；或按产业组织工会，发1

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 李达：《关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几个问题》，《“一大”前后》（二）第2

页（李达对被捕时间误为1922年1月）。 动罢工斗争，并在斗争中各地工会互相支援，增进工人阶级的团结。总

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中国工人阶级迅速地由自在阶级转变成自为

阶级。 陈独秀这时很重视工人运动。蔡和森、李立三于1921年底从法国回

到上海，经中共中央批准为党员，陈独秀将蔡留在中央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