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有实据的。但是若从国民革命的全过程去考察陈
独秀的言行，便不难发现这时的“二次革命论”还是一种不定型的理论，并 没有一以贯之于国民革命全过程的始终，或者说尚处萌芽状态，至于今后如
何发育，还得审慎地观察、分析而后作出判断。这个看法并非是笔者的首创 之见，早在1928年中共“六大”会议上蔡和森就提出来了，并同瞿秋白
发生过争辩。蔡和森说：在“三大”上“独秀、马林等在理论上也实在犯了 些原则上的错误。
不过这也还说不上是固定的，有系统的，继续一贯的机会主义。秋白认 为从那时就是有系统的继续下来了，这是我不同意的”。1蔡和森的论断是
符合历史实际的。也正因为陈独秀这时的错误“还说不上是固定的，有系统 的，继续一贯的机会主义”，因而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陈独秀既有放弃革
命领导权的错误，也有积极地争取领导权的主张和行动，对国民革命时期不 同阶段的陈独秀的言行，应作出具体的分析和评价。如果认定从“三大”开
始，陈独秀便是个“继续一贯的机会主义”者，那就岂不是说党组织的代表 偏要推举这位机会主义者连任了五届中共中央书记，这是无法理解的。试图
拿一种固定的思想框框——“二次革命论”，去套复杂多变的历史现象或历 史人物，必然是方枘圆凿，格格不入。对陈独秀的评价不仅仅是陈独秀个人
的问题，他是国民革命时期的1蔡和森：《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讨论政 治报告时的发言》，1928年6月22日。
共产党的一位主要代表人物，他的功过是非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 党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思想组织状况。人们常说党在二十年代还处于幼年时
期，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党的幼年性决不是一个空泛的无实际内容的套话， 而是渗透在党的机体的各个部分，而且主要地表现于它的领导层的理论水平 和政策水平。
陈独秀是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由于他早年参加革命活动，和国民党的 一些知名人士交往密切，因而他对国民党的认识比一个初到中国的外国人要
实际得多。他在积极地宣传统一的国民运动，号召所有民主主义者集中于国 民党的同时，也对国民党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努力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他
批评国民党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未认清目前最反动的敌人是谁”；1国民 党的一些领导人“只看见武力不看见群众，??
这可以说是中国领袖人物轻视民众的一个共同缺点”；2国民运动若是 忘记“最勇敢急进的先锋”——劳动阶级，“必然是软弱没有力量”的；3
揭露国民党里的种种邪说和谬论，例如有人“主张只反对军阀不反对帝国主 义，以为不宜同时树起两个敌人”；4有人主张联合奉系、皖系和西南军阀
“三派共讨直系”，陈独秀认为这等于是军阀之间的“新战争，除了损害人 民的生命财产和阻碍工商业发展外，别无丝毫民主革命123
4《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讲演》，《“六大”以前》第137页，195
1年版。
《怎么打倒军阀》，《向导周报》第21期，1923年4月18日。
《评蔡校长宣言》，《向导周报》第17期，1923年1月24日。
《革命与反革命》，《向导周报》第16期，1923年1月18日。 的意义”；1至于那些在暗幕中干“孙（中山）曹（锟）携手”勾当的
人，那真是要国民党“自杀了”！2陈独秀针对这些错误的言论和主张，明 确地指出“现在有两条对立的战线：
一是国民战线，一是军阀战线”，国民党“应该断然抛弃以前徘徊车阀 之间，鼓吹什么四派势力的裁兵会议与和平统一政策”。3陈独秀的这些批
评，以及不指名的对孙中山的批评，都是适时的、中肯的，对宣传国民革命， 和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两党的合作，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广州，孙中山聘任他为国民党特别顾问，国民党中央常委开会，如果孙 中山缺席，会议由鲍主持，会议决定的问题要得到鲍的同意。鲍氏掌握了苏
俄援助国民党的军火物资的分配大权。当中共广东区委成立以后，也是在鲍 的指导之下进行工作的。鲍的权势炙手可热，他对于国民革命的实际影响，
超过了任何一位国际代表。1924年1月18日，鲍罗廷在广州召开的一 次共产党员代表会议上演说国民党在民族革命中的任务时，说：“我们努力
使国民党真正成为民族革命运动的首领，12
3《北京政变与国民党》，《向导周报》第31、32期，1923年7 月11日。孙中山于1923年2月21日到达广州后，曾发表演说，和平
统一，化兵为工，“先裁兵，后统一”。22日发表谈话：为了促进统一，除
“以西南之团结为必要”外，同时与“张（作霖）、段（祺瑞）之三角联盟， 现进行亦甚顺利”。吴佩孚若不从，“当用联盟之力讨伐之”（《民国日报》，
1923年2月25日）。
《北京政变与孙曹携手》，《向导周报》第31、32期，1923年7 月11日。
《北京政变与国民党》，《向导周报》第31、32期，1923年7月
11日。
切实地发展它，赋予他斗争的意义和口号，促进它达到最终目的。国民 党作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代表，应该掌握政权。”1初来乍到的鲍罗廷，
他关于革命领导权的观点竟与马林、陈独秀的一模一样，这自然是由于倡导 和支持这一观点的是最有权威的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
月，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维经斯基再次来到上海，接替马林（9月回莫 斯科）的工作。
11月24、25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 议，会上作出关于《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指出“国民运动，当以扩
大国民党之组织及矫正其政治观念为首要工作”，在国民党有组织的地方，
“同志们一并加入”；在没有组织的地方，“最重要的如哈尔滨、奉天、北京、 天津、南京、安徽、湖北、湖南、浙江、福建等处，同志们为之创设”。至
于“我们与国民党的关系：（1）我们的同志在国民党中为一秘密组织，一 切政治的言论行动，须受本党之指挥；（2）我们预〔须〕努力站在国民党
中心地位，但事实上不可能时，断不宜勉强行之；??”212月25日， 陈独秀以中共中央委员长的名义签发了《中央通告第十三号》，要求在“有
国民党组织的地方，同志们立时全体加入”；并由中共地方会与社会主义青 年团地方会“合组国民党改组委员会，以主持目前即应进行诸事”。在没有
国民党组织的地方，望切将党内1
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146、147页。 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第85页。
外同志“可加入国民党之人数及何人可以负责，报告中局，以便中局与
国民党接洽，请其派人前往成立分部”。《通告》还指出即将召开的国民党第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最重要的问题是讨论党纲章程，??俟各省代表过沪
时，我们的同志再集合议决一致的主张”。1从上面这两份文件里，可以清 楚地看到中共对于国民党的改组，以及在改组过程中的领导权问题都持以积 极争取的态度。
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陈独秀、蔡和森、恽代英、鲍罗廷等。鲍罗廷在发 言时指出国民党的纲领是首先同中央代表一起制定的，而且这个纲领已提交
国民党讨论。陈独秀发言时扼要说明了去年11月底举行的三届第一次全会 所做出的关于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和国民党改组的决议，并着重指明我们同
国民党的关系是作为国民党内的秘密支部，??虽然要尽力争取国民党内的 领导权，但做法要自然，??会议在讨论到陈独秀是否作为国民党中央候选
人的问题时，鲍罗廷发言，认为这种做法未免太早，对工作没有好处。陈独 秀说他实际上无法在负责上海工作的同时再参加国民党在广州会议的工作，
同意鲍的意见，不当国民党中央的候选人。会议全体出席者都同意这个意见。 中国国民党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与支持之下，于1924年1月2
0—30日，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约200人，其中 共产党员23人。代表产生的办法，有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1
65、166页。 由孙中山直接指派的；有由共产党提名经孙中山同意的；有的是由各省
党员推举的。陈独秀被孙中山指定为安徽省的代表，但没有出席会议。 大会通过了著名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分
析了中国社会的现状，采纳了中共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政
纲，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宣
言》为国共两党合作奠定了政治基础。大会通过了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 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选出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
员共41名，其中共产党员10人，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中国国民党第一 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国民党改组成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
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政治联盟，从此国共两党合作，中国革命才逐步高 涨起来。
{{回击右派的进攻维护党的独立性}} 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后，为国民党增
添了一支朝气蓬勃的新生力量，他们中有许多人在国民党中央或地方组织中 担任了重要的职务，以公开的国民党员的身份积极地开创各项革命事业。共
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机关任职的有组织部长谭平山、秘书杨匏安，农民部长 林祖涵、秘书彭湃，工人部秘书冯菊坡。国民党中央派赴各省市建立党组织
的负责人，也大多是共产党员，如湖南夏曦、直隶于方舟、山西韩麟书、湖 北刘芬、江苏张曙时、浙江沈定一、热河韩麟符等。在国民党的三大执行部
里也有许多共产党员担任要职，在汉口执行部（辖湖北、湖南、陕西三省） 任职的有林祖涵、李能郅（李立三）、许白昊、刘伯垂、项德隆（项英）、林
育南等；在上海执行部（辖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等省）任职的有毛泽东、 罗章龙、恽代英、沈泽民、邓中夏、王荷坡、向警予等；在北京执行部（辖
华北和内蒙）任职的有李大钊、蔡和森、于树德、张昆弟、何孟雄、王烬美 等。从这个很不完全的名单，也可以看出在国民党“一大”之后，共产党以
它的主要力量从事于国民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工作。到1926年1月，国 民党在广东、湖南、湖北、河北、山东、河南、察哈尔、绥远、内蒙、江西、
江苏等十一个省区成立了省、区党部；在广州、北京、汉口、哈尔滨成立了 四个特别市党部，全国国民党党员猛增到40万人。与此同时，到1925
年底共产党员也发展到1万人。
当国共两党积极建立和发展组织的同时，也大力恢复和开展工农群众运 动。1924年5月1日，召开了广州工人代表大会，成立了广州工人代表
会议执行委员会，初步地统一了广州的工人组织。7月15日，沙面华工为 反抗法国殖民主义的统治，举行罢工，并得到其他地区工人的声援。从此，
中国工人运动出现了转机。同年5月5日，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黄埔军校开 学。7月3日，以共产党员为主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国共两党合作
使中国革命迅速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
革命每前进一步，都意味着是一场斗争的胜利。国民党改组时，曾经淘 汰了一些公开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右派分子，但还有一些人，他们虽持
有同样的反对态度，因一时慑于时代的潮流，留在国民党里，采取了比较隐 蔽的斗争手段。到国民党“一大”之后，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便公然叫嚷要 排斥共产党了。
在国民党“一大”召开的前夕，邓泽如等11名国民党党员联名写信给 孙中山，说：本党改组，党章党纲等草案，“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
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共产党的 反帝反军阀的主张，是“使我党丛国际之仇怨，??在国内断绝实力派（指
奉系等军阀——笔者）之协助”，“使我党陷于孤立无援之地。此陈独秀共产 党对于我党阴谋之纲领也”。孙中山对于来信中所提的各点，或作解释，或
批评邓泽如等人“疑神疑鬼”，1并于1924年3月2日发表《通告党员
解释本党改组容共意见书》，指出容共可以使“吾党之新机，于是乎生”，斥 责反对容共的人，“非出诸敌人破坏之行为，即属于毫无意识之疑虑”。2孙
中山无愧是一位顺应时代潮流的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可是邓泽如一帮人并 未放弃他们反对国共合作的立场。
当时，陈独秀并不知道邓泽如等写信给孙中山，他认为“国民党之改造 方在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