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之因患
伤寒病于2月间住进医院，到中秋节才出院。蔡和森于“五卅”后不久便去 北京疗养气喘病，10月间返上海，旋即赴莫斯科。三位中央委员的分工：
陈独秀照顾各方面，瞿秋白主编《热血日报》，??上海总工会对外是李立 三做事，对内是刘少奇做事。刘少奇把整个总工会工作做得井井有条。学生
运动和国民党方面由恽代英负责，教职员工作由沈雁冰、杨贤江负责。陈独 秀既然是总书记，他在总的方面自然要多负点责任的。
陈独秀密切注视着“五卅”期间上海阶级关系的变动。从1925年6 月初至9月间运动基本结束，他在《向导周报》先后发表了11篇有关五卅
运动的文章（不含《寸铁栏》里的杂文）。当上海人民掀起的三罢斗争高潮， 迅速向全国范围推进时，他在6月6日发表《上海大屠杀与中国民族自由运
动》，指出这次斗争的性质和任务。帝国主义者的屠杀，使我们的暴行“都 一一活现于商人，学生、工人及一般市民的眼前”，人民奋起，“立脚在中国
民族自由的意义上，反抗剥削践踏我们的外国帝国主义者”。斗争的最终目 的是“推翻全世界一切帝国主义，目前在此次运动中最低限度的要求应该是：
（一）
惩办凶手赔偿损失；（二）撤换驻上海英、美、日领事；1张国焘：《我 的回忆》第2册第30页。
（三）取消各国领事裁判权；（四）收回全国租界；（五）撤退驻在中国 境内的外国陆海军，禁止外国陆海军在中国境内自由登岸”。指出上海是这
次运动的中心，但“民族自由运动是一个全国运动，全国的学生、工人、商 人，都应该同时起来向一切帝国主义者进攻”。斗争是长期的，“我们须有普
遍的持续力，不可得了一部分胜利便停止前进，即此次完全失败，亦不可因
此沮丧”！1 当反帝斗争中出现了一些和帝国主义者妥协的言论时，陈独秀及时地进
行了揭露与批评。他在《此次争斗的性质和我们应取的方法》一文里，列举 出当时相当流行的五种言论，即：以惩凶赔偿了事；缩小战线专门对英；法
律解决；五卅惨案是地方事件和依靠政府交涉解决，指出这五种主张都是错 误的。因为“杀人之罪不仅在英捕，而在帝国主义的国家之高压政策，??
是国家行为而非私人行为”；英国固然是罪魁祸首，而“日、美、法、意也 和英国一样”地欺压中国；“法律只能制裁私人的犯罪行为而不能制裁国家
的横暴与民族间的冲突”；“帝国主义者是根据一切不平等条约向中国全民族 加以剥削与凌辱”，因此这次屠杀不仅发生在上海，“青岛、汉口都同时流
血”，这“不但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并且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是要唤起 国际的同情才能够解决的”；至于依靠政府交涉解决，陈独秀说：卖国政府
“专知保护外人，反以严加峻法压抑本国人民的爱国运动，他们向来是代表 外国向本国人民交涉，不曾代表人民向外国交涉”。这些揭1《向导周报》
第117期，1925年6月6日。
露与批判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使他们朴素的仇恨心理，上升到对帝 国主义侵略本性的认识。陈独秀还进而指明这次斗争“乃是全中国人民为民
族的生存与自由反抗一切帝国主义之争斗”，争斗的方法“只有依赖国民自 己的团结力”。1为此，中共中央决定香港和广州工人总罢工，以支援上海
工人的斗争。闻名中外的省港大罢工直接促进了广东地区的革命化，7月1 日广州政府改组，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广东革命根据地是在共产党人领导的
工农群众运动的支持之下建立起来的。
当上海总商会于6月26日宣布开市，退出三罢斗争之后，陈独秀指出 开市并不是总商会的罪恶，因为“民族自由是要经过长期的争斗，决非罢市
可以达到目的”，总商会的罪恶”在始而离开民众团结”，拒不加入工商学联 合会，“继而背叛民众利益（删改工商学联合会所提条件），完全表现出在民
族争斗中妥协的大资产阶级之阶级性”。这时中小商人虽然“并未随着大资 产阶级妥协”，2但反帝联合战线出现了第一次的阶级分化，斗争形势在上
海地区开始趋向低落。
电，断绝了上海民族工业（主要是棉纺织业）的能源，一面向民族资产 阶级施加压力，一面人为地制造了大批的失业工人，与此同时，奉系军阀在
上海加紧镇压反帝斗争，于是中小商人也畏缩不前，以致工商学联合会瘫痪， 反帝联合战线1
2《我们如何应付此次运动的新局面》，《向导周报》第120期，19
25年7月《向导周报》第118期，1925年6月20日。 再次发生分化。 资产阶级在五卅运动中充分地表现了它的两面性，即既有一定的反帝斗
争的积极性，又有妥协性。陈独秀曾经是很看重资产阶级的力量的，但忽视 了它的后一种特性，现在他对资产阶级在五卅运动中的实际表现感到失望
了，他在五卅运动初起之时，“颇幻想在此次全国民族运动奋起大潮中，中 国资产阶级或不能不相当的与一切革命的民众合作了。可是事实上，中国资
产阶级对于此次民族运动的态度，使我们的幻想终于是一个幻想，而‘殖民 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不革命’这一公例，居然又在中国民族运动中证实
了”。甚至还说中国资产阶级“在实际上，他是全世界反动的资产阶级之一
部分，??”1对于陈独秀的这一观点，如果要戴什么政治帽子的话，那么 戴“左倾”的帽子要比右倾合适得多。
反帝联合战线的两次分化，使上海工人面临着孤军奋斗的困境，部分工 人产生了一种冒险情绪，“想以武装暴动来救此危机”。陈独秀认为这种“浪
漫的‘拚命’办法”是不对的，他主张为了避免孤立，保存工人阶级的组织， 应该“改变”罢工的策略，“以经济的要求及地方性质的政治要求为最低条
件”收缩罢工。28月10日，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拟定《告工人士兵学 生》书，指出反帝斗争的长期性，号召工人有1
2《我们如何继续反对帝国主义的争斗？》，《向导周报》第126期，
1925年《中国民族运动中之资产阶级》，《向导周报》第136期，19
25年11月21日。 条件地有组织地复工。112日，日商纱厂工人首先复工，其他各业也
相继复工。 以上介绍了陈独秀在五卅期间的言论和主张，如果把他的一些重要文
章，如《上海大屠杀与中国民族自由运动》、《此次争斗的性质和我们应取的 方法》与同时期中共中央发布的《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
民众》书等，对照起来阅读，便不难发现它们的观点和主张是一致的，甚至 有些词句也是相同的。陈独秀是五卅运动中中共中央政策的制定者与推行
者。经过五卅运动，共产党的队伍扩大了，威望提高了，成为真正的群众革 命的党。同时，各地国民党的组织也迅速地扩大了。五卅运动是一次极为广
泛的反帝宣传运动，它为迎接北伐战争进行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直接 把二十年代中国革命引向了武装斗争的高潮。
{{思想斗争的妥协组织领导上的让步}} 在五卅运动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的坚决不妥协的革命
精神，惊醒了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戴季陶他在1925年7月出版了一本
小册子《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从思想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组织上排斥 共产党。
戴季陶在辛亥革命时，曾用“天仇”笔名，发表了不少反满文章，并加 入了同盟会。后来与孙中山、朱执信等一起组织中华革命党，任该党杂志《民
国》的编辑。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戴任法制委 员会委员长。五四时期，戴与沈玄庐等一起办《星期评论》，又与胡汉民、
廖仲恺等办《建设》杂志。这两个刊物在当时都以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 义学说和研究劳工运动而闻名于舆论界。戴季陶研究劳工运动的目的并不是
为了争取劳工的解放，他认为“许多无组织无教育无训练又没有准备的罢 工，??是一个极大的危险”，应当“用温和的社会思想，来指导社会上的
多数人”。1他反对军阀专制，提倡民主，也另有怀抱，认为资产阶级民主 制是“对付布尔什维克的方法”，“除此而外，再也没有”其他的方法了。2
戴季陶是一个政治嗅觉相当灵敏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研究马克思主义和 劳工运动的目的，是为了预防社会革命的发生。
起经营证券物品交易所，干买空卖空的投机勾当。国民党改组时，他主 张单纯的党籍，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仍保留共产党籍，当时由于孙中
山坚持国共合作，他才不敢公开反对。1924年1月，他在国民党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后以孙中山的秘
书和翻译的身份，陪同孙中山北上，自广东取道日本到达天津和北京，同段
祺瑞谈判。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与世长辞。 此后，戴季陶以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自居，写文章，发表演说，恣意阉
割新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发挥旧三民主义的消1
2《对付“布尔什维克”的方法》，《星期评论》第3号，1919年6 月22日。
《访孙先生的谈话》，《星期评论》第3号，1919年6月22日。 极因素，鼓吹中国的封建道统，并启用原名戴传贤，以示旧道统由尧舜
禹汤文武周公传之孔孟，孔孟传之孙总理，总理传与他。 在五卅运动中，戴季陶看到了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日益增强，他
忧心忡忡，觉着再也不能“沉默敷衍含混”了，他站了出来，明确地表述他 的观点：“真正的国民革命，是要真实的国民革命主义者，才可指导得来，
才可以得到民众真实的信任。”因此，就非“脱离一切党派，做单纯的国民 党员不可”。戴季陶就是抱着这样的目的写作《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
书的。他在这本书里一方面斥责国民党右派“腐败卑劣”，不干实事，“到了 无可如何，顺便用‘反共产’的口号来掩护自己不能信仰三民主义，不能革 命的罪恶”。
另一方面着重攻击共产党。他口口声声地说，他的心目中“只有一个中 国国家和民族的需要”，“我们非得到国家的自由民族平等，便什么问题都无
从谈起”。就在他高谈“国家的自由民族平等”的同时，诋毁马克思主义阶 级斗争学说，反对共产党。他说国民党的“最高原则”只能是三民主义，“绝
对不须用唯物史观做最高原则，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了一个国民革命”。 主义是一个政党的基础，是它的“共信”。
“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诬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 党是采用的“寄生政策”，极力主张将共产党员从国民党里驱逐出去。1
戴季陶左右开弓，既反右又反左的言论，深刻地反映了1以上引文均见
《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 五卅时期资产阶级的矛盾心理，他们虽然有反帝反军阀的要求，但更害
怕由共产党代表的猛烈增长的工农群众势力。那么出路何在呢？在戴季陶看 来只有“单纯的国民党党员”才能够领导国民革命。
《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比较系统的提出了资产阶级的理论，它 的根本目的是巩固资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地位，遏止和控制无产阶级的势
力。因此，这本小册子一经出版便受到了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的批判。
了《给戴季陶的一封信》。这封信一开头便指出“自国民党改组以后， 排除共产派的运动，不曾一日停止过”。你现在对于共产派的态度与右派谢
持、马素等人“无甚出入”。你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中，“错误 的见解非常之多”，我现在“只就你所持排除共产派的根本理论及批评共产
派的态度”做一简单的答复。
共产党为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平等的“异常迫切”的心情，胜过你所说 的那些“单纯的国民党党员”。你的根本错误是借口“完成国家和民族的需
要，便抹杀阶级争斗的需要”，这“不但抹杀阶级利益，并且使民族争斗之 进行要受到极大损失”。因为，“国民革命之成功，当以工农群众的力量之发
展与集中为正比例；而工农群众的力量，又只有由其切身利害而从事阶级的 组织与争斗，才能够发展与集中。因此，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主张停止阶级争
斗，便是破坏民族争斗之主要的力量”。“你们若当真在行动上拥护工农群众
的利益，便自然要形成阶级争斗”。否则，你们党纲上所写的拥护工农利益 的话，便是“一种不兑现的支票”。
你认为“如果阶级争斗学说在国民党中盛行起来”，将会影响国民党组 织的巩固，破坏国民党的“共信”。其实“国民党的共信，只有对外谋求民
族解放，对内谋求政治自由，换句话说，就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此 外，无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