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的阶级斗争学说、资产阶级欺骗工人的劳资调协说和仁爱说，

都“不能做国民党的共信，因为国民党不是一阶级的党”，“于共信（即共同 利害所产生的政治理想共同点）之外，便应该有别信（即各别阶级利害所产

生的政治理想各别点）存在”。至于你对唯物史观的“信口批评，乃是政客 攻击敌党的态度，而为真实的学术界所不许”的。

“你说我们：‘只借国民的躯壳，发展自己的组织’??

‘尽量在中国国民党当中扩张c.p.或c.y.的组织’”，这纯属颠 倒是非。事实是“年来由国民党员加入c.p.的很少很少，比较c.p.加

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百分之二，比较由c.p.介绍加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 千分之五”。试问：“究竟是国民党帮助c.p.发展，还是c.p.帮助国

民党发展呢？”

为什么“你闭着眼睛硬否认事实”！ 陈独秀在信的末尾指出，你这部书必有许多人利用它“做反动宣传，??

对于这一点你须深加省惕”。1陈独秀对戴季陶的批判是及时的，某些立论 也是正确的，但没有击中要害。这主要表现在对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

缺乏认识，因而批判不力，斗争不坚决。戴季陶主张只许13以上引文均见

《给戴季陶的一封信》。 有共信，不许有别信，否则就把坚持别信的共产党员驱逐出去，使国民

党单纯化，使资产阶级掌握整个的革命领导权。那时，国共两党的关系可以

“联合组织一个共同的最高干部，处理关于国际的问题，和对付共同敌人的 问题”。1陈独秀对于戴的这种破坏国共合作的言论，虽然也指出“这分明

是想把全党各阶级的分子成为某一阶级化，可是这个野心的企图，在现时的 中国国民党中，颇难实现”。又说“你如果真有这个企图，在理论上我当然

不必反对，因为政党随着阶级分化而演进，本应该是这样；??然而在事实 上，我以为你这个企图，现在或者失之稍早”。3

什么“颇难实现”，什么“失之稍早”，纯属是书生的迂腐之见。陈独秀 把戴季陶排除共产党，夺取领导权的斗争，皮相地看作为政党的阶级属性问

题，他们的争论点似乎是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时间早晚的问题。因此陈独 秀在批判戴季陶的同时便准备退出国民党，退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领

导权的最重要的阵地。

议。这次会议除总结五卅运动的经验外，主要的任务是制定党的方针政 策，特别是制定对国民党的政策。就在这次会议上陈独秀提出共产党员“应

该及时准备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始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领导群众而不为 国民党政策所牵制”。2于是戴季陶与陈独秀两人从不同的观点出发：戴季 陶1

2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

是站在国民党右派立场上要把共产党员撵出去，陈独秀主观上是为维护 党的独立性，摆脱国民党“牵制”；戴季陶是自觉地争夺国民党的领导权，

陈独秀是自愿退出和放弃领导权的争夺。戴陈二人的出发点尽管不同，但殊 途同归，结果都是使四个阶级的联盟——国民党，变成清一色的资产阶级政 党。

陈独秀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一事，自始就缺乏信心”，“他一直以客 卿自居”，1国民党里一有风吹草动，他总不免有悔不当初之感，嚷嚷着要 退出国民党。

陈独秀的意见受到了“当时的国际代表和中央负责同志一致严厉的反 对”，使他“未能坚持”自己的主张。2会议通过了《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

产党的职任议决案》，重申“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指导者，是民族解放 运动的领袖的指导者”。指出戴季陶的小册子代表了右派国民党的思想，“假

使认为这种现象，已经是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国民党脱离关系 之时，那就是一种很大的错误。”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

系议决案》还进一步指出“共产党现在的职任，便是更加应当继续与国民党 合作的政策而与大多数群众接近”，并“与左派结合密切的联盟，竭力赞助

左派与右派斗争”。3大会决议的精神是积极的，也是符合国共两党合作以 后的实际状况的。国民党这一组织形式确实为共产党联系广大群众提供了许

多的便利条件。五卅运动固然是12

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403—405、417页。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254、255页。

中共领导的，如果没有国共两党的合作，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声势。省港

罢工如果没有广州政府的支持，也不会坚持那么长久。 但大会的决议也并非是完满无缺的。决议规定“非必要时，我们的新同

志不再加入国民党，不担任国民党的工作，尤其是高级党部（完全在我们势 力支配之下的党部不在此限）”，这个规定不利于争夺国民党的领导权。决议

还试图另“找一个与国民党联盟的好方式”，既不受束缚，又“能扩大这一 联盟”。1其实，就两党合作的基本形式而言，除了党内合作，就只有党外

合作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好方式”呢？决议里的这些条文反映了幼年他 党面对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这一特殊的联盟形式，以及联盟内部左右派的分

化和一再受到攻击与排斥之后，还不能得心应手地处理这种极为复杂而又奥 秘的关系，大会否决了陈独秀的意见，但也不免有些瞻前顾后、游移不决的 情绪。

月23日，一批老右派林森、邹鲁、张继等十余人在北京西山非法召开 国民党中央全会，通电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即日停止职权，开除任国

民党中央委员的共产党员的党籍，开除汪精卫党籍六个月，西山会议派公开 地从国民党分裂出去。

同时，国民党内又出现了以戴季陶主义为思想基础的新右派。 因此，怎样划分国民党的左右派，怎样对待新右派，便成了能否正确执

行十月扩大会议所制定的团结左派打击右派政策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1）第417、405页。 的首要问题。陈独秀在这年年底撰写的《什么是国民党左、右派？》和

《国民党新右派之反动倾向》两篇文章，就是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的。 陈独秀认为西山会议派“这班代表官僚买办阶级的右派，已公然反动，

他们虽然还以国民党自居，并且以纯正的国民党自居，可是我们只能当他们

是社会上的一种反动派，不能当他们是国民党右派了”。而新右派“只要他 们不右倾而至于反动，还算是右派而非反动派，我们对于这种右派，并不特

别反对”，可是现在“新右派，一开始即带有反动的倾向”，他们“在理论上 并且在组织上（孙文主义学会）形成起来，一天比一天明显；??并且在事

实上他们既反对阶级争斗，反对苏俄，反对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左派，并且 反对国民政府，客观上便实实在在的帮助了反革命和帝国主义者”。这个分

析是正确的。但是，陈独秀过分地强调了新老右派组织上之分界限（老右派 已分裂出去，新右派留在国民党里），因此，认为“即右派，亦应与之在每

个行动上联合作战”，如果新右派的反动倾向“继续发展下去”，便和西山会 议派一样成为反动派了，那时“‘新右派’这一名词便应该取消了”。至于戴

季陶，陈独秀说他“未曾出席西山会议，正因为发见了他们这种反革命的阴 谋”，那当然属“不必特别反对”之列了1。

陈独秀煞费苦心，要在西山会议派与新右派之间在政治上寻找一条分界 限，却完全忽视了西山会议派之所以分裂出去，主要是反对国民党的三大政

策，而在这一根本点上，新1《国民新右派之反动倾向》，《向导周报》第1

39期，1925年12月20日。 右派与西山会议派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异。新右派比那些分裂出去的老右

派要聪明机灵得多，他们对革命有更大的危害性。 他们是决不会从国民党分裂出去的，他们认为国民党是他们的发祥与发

迹之地，有朝一日必将下令驱逐“客卿”。 陈独秀把新右派作为共产党的联合对象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对革命形势

的消极的估计。 当时，北方政局发生了很大的动荡。11月22日，奉军第三军团第十

军军长郭松龄倒戈，进军山海关，以武力逼迫张作霖下野；国民军总司令冯 玉祥响应郭松龄，率部进军天津；28日，北京市民五万余人举行集会、游

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拥护广州政府，段祺瑞下野等口号。但不久，郭松 龄被捕杀；冯玉祥通电下野，国民军四面受敌；北京市民反段运动失败。奉

军气焰复张，并与直系吴佩孚相勾结。陈独秀认为“革命低潮到来了”，要 实行让步的策略，“主张尽可能地把各方面的‘人物’都包括进国民党中央

委员会中去”。1避免西山会议派的活动，造成国民党的全面分裂。

于是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由陈独秀“主动，并获得 维经斯基的协助”，同和西山会议派有或多或少联系的孙科、叶楚伧、邵元

冲在上海“苏俄领事馆内，商谈国共关系问题”。中共方面参加这次会谈的 除陈独秀外，还有蔡和森和张国焘。会上陈独秀首先发言，“表示中共并没

有包办国民党事务的企图，而且反对这种企图。中共中央已通知各地党部， 多推选国民党人士出席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吴玉章回忆录》第13

2页。 中共亦不希望在大会的中央委员改选中，增加中共方面的国民党中央委

员人数”。孙科等表示“只要情况许可，他们都愿意去广东参加大会”。这些 意见始终是得到维经斯基“支持”的。会后中央派张国焘到广州去，代表中

央指导在国民党“二大”中的中共党团活动。

中共广东区委反对中央的意见，“认为是对右派退让的明证”。1他们原

“计划在大会上公开开除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党籍”，在中央执委中共产党 员“占三分之一，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绝对的优势”。由于张国

焘推行中央的意见，“在选举上，向右派作了极大的让步”，孙科、戴季陶等 右派分子都当选了。在选出的60个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共产党员

只占14人。在中央监察委员中，右派势力更大。这正如周恩来说，这次选 举“结果成了右派势力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形势。这是陈独秀右倾错

误对国民党右派、中派的第一次大让步”。2

{{“失踪”期间的二月会议三二○事件后的争论与退让}} 以后不久他便隐蔽起来了。大约是1924年，他和高君曼的感情破裂，

经汪孟邹多次调解，无效。身患咯血病的妻子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去南京， 陈独秀却另有新欢。高君曼说：“我到南京去，为的要省一点。??南京生

活程度低，??那里知道他每月只寄五十元给我了。这不是明明逼我上死路 吗？

1《周恩来选集》（上）第119页。

2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66－68、80页。

…… 〔他〕倒拿经济接济心爱的人，过天上的好日子。”1高君曼对陈 独秀是很不满意的。

陈独秀这时“心爱的人”是谁2，谁也不知道。所谓“过天上的好日子” 更是无从查考。因为没人知道他住在上海的什么地方。同志们都猜想他一定

有个女伴，因此每当他来中央看文件时，同志们“用话引他泄露秘密，但每 次都失败了。

话一说到边缘，他便闭口不谈”。身负重任的陈独秀，他的住址只有他 自己知道，这种现象是极不正常的。一位熟识而崇敬陈独秀的八旬高龄的老

人也说在男女关系的问题上，陈独秀不能做青年的表率。1

2时隔60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在新疆工作的两女一男 的年轻人，向有关方面写信，说他们的母亲叫陈虹（解放后在上海电影制片

厂工作，1969年病故），外祖母叫施芝英（1973年病故），外祖父是 陈独秀，三人自称是陈独秀的外孙。这才知道陈独秀与高君曼分居以后，是

和一位女医生施芝英同居的。他们大约在一起生活到1927年8月才分 手。施与他人结婚，陈独秀无家可归，住到中共中央宣传部机关——北四川

路横浜桥南路安慎坊，白天在这里办公，夜晚睡在郑超麟的房间，郑在办公 室临时搭一个铺。至于陈虹，经有关方面调查了解，她并非是陈独秀的生女，

而是施芝英的养女，实际上是个丫头。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从南 京老虎桥监狱里放了出来，到了武汉，陈虹与陈独秀见面，自称是他的女儿。

陈独秀当面告诉她：你不是我的女儿，你是你母亲的养女。当时武汉的反动 报刊还登载此事，并借机渲染，说陈独秀拉了屎不揩屁股。（上海电影制片

厂有关陈虹的调查材料及郑超麟的手稿《陈独秀在上海住过的地方及其另一 个爱人——施芝英》。）

汪孟邹日记，1925年10月13日。 从1926年1月上旬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