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出发，7月7日陈独秀在《向导周报》第161期发1陈独秀在“五大” 上的报告，《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表《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表述了他对北伐的意见。文章的主要内 容如下：

“北伐的意义，是南方的革命势力向北发展”，这“对于推翻军阀确是一 种重要方法，然亦仅仅是一种重要方法，而不是惟一无二的方法”。而且，

北伐必须“真是革命的势力，??北伐才算是革命的军事行动；若其中夹杂 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只是军事投机的

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至于“因北伐增筹战费，而搜刮及于平民，因 北伐而剥夺人民之自由，那更是牺牲了革命之目的”。何况“近来国民政府

对农民的态度，已经使农民怀疑”了。

陈独秀对某些将领的北伐动机，以及在北伐中可能实施的政策，抱怀疑 和批评的态度，因此他“向政府严重劝告，必须北伐与民众利益兼顾，如此

才能巩固国民政府”。陈独秀的这些意见无疑是正确的。

那未，在当时应当不应当进行北伐呢？陈独秀“肯定的说，现在国民政 府之北伐还不是由革命势力膨胀而向外发展，乃是因为吴佩孚进攻湖南，国

民政府不得不出兵援湖南自卫”。“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 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吴佩孚之南伐。“广东民众的口号不是北伐而是

‘防御战争’”，全国民众的口号也“不是响应北伐而是‘拥护革命根据地广 东’”！1陈独秀对北伐所持的态度，较1926年1《论国民政府之北伐》，

《向导周报》。 陈独秀之所以对北伐抱消极态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北伐不符合他

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设想，即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暴动。他早在192

4年10月曾主张国民党应“毅然决然抛弃以前的旧政策。建立政府，军事 行动，北伐，西南团结等等”，到“民众中做广大的政治宣传，组织工人、

农民、兵士的大民众”，而后进行“联合的大暴动”，1推翻军阀统治。

后来广州政府经过平定商团叛乱，东征与南伐，统一了广东全境，这时 陈独秀虽然承认广州政府是个革命政府，但依然强调“集中民众的组织，民

众取得武装”，2经过长期的努力与斗争，解除军阀的武装。因此他认为国 民政府北伐“在内须有坚固的民众基础，在外须有和敌人对抗的实力，民众

的暴动”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以后3，才可举行。这种一宣传，二组织，三 暴动的革命模式，是陈独秀对北伐持消极态度的重要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他

预见到北伐战争中的隐患，那些怀有“个人权位欲”的将领们，将借北伐之 名一边扩充实力，一边践踏人民的利益。但是他没有采取正确的政策防患于

未然，或减少当隐患一旦成为事实之后对革命可能造成的危害。 陈独秀的《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得到了张太雷的赞赏，受到了瞿

秋白的批评。张太雷在《独秀的意见是对的》一文中指出，国民政府“应除 去使农民怀疑的原因，政府不可因北伐而忽略人民的利益，??革命同志应 当承受这12

3《答张人杰》，《向导周报》第171期，1926年9月20日。

《世界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新青年季刊》第5号，1926年

5月30日。

《国民党的一个根本问题》，《向导周报》第85期，1924年10月

1日。 样的忠告的”。1瞿秋白写作了《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一文，指出

北伐战争“是五卅运动之继续发展的中枢”。“三二○事件”后，“民族资产 阶级夺到了领袖权”，可是“小资产阶级群众（左派）的革命化，是异常之

迅速急剧，现时民族资产阶级的指导权，已经亟亟乎殆哉了”！而且北方的

“反动政局决不足以完全镇压农民，正足以使农民革命运动日益迅速的发 展”。瞿秋白对北伐的态度是积极的，却对形势作了过分乐观的估计。但他

指出的“无产阶级正需要在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实行其力争革命领袖权之斗 争”，2是非常正确而又十分重要的。这篇文章“《向导周报》编者拒登”，

这可能是陈独秀所为。3

陈独秀的文章在国民党里引起了更大的反响。“中派及右倾的左派领 袖，均表示不满”，顾孟余斥责陈独秀“有意挑拨人民与政府之感情”，张静

江请鲍罗廷“劝仲甫勿再作这类文章；黄埔特区党部则提出中央党部控告， 并禁止同学购阅向报，左倾分子不赞成，竟至用武”。在中央党部开会讨论

控告问题时，“李济琛第一个起来说这篇文章并不错，孙科亦然，左派诸人 亦借此机会向中派发牢骚，最后勉强敷衍的由主席张静江写一信给仲甫”，

4指责陈独秀对北伐“糊涂闪烁，加以投机权位之恶名”，并说“因北伐而 筹款，为此间不得已之办法”，你却“据远道传闻，遽施攻击，??”12

3

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247页。 郑超麟：《我对瞿秋白的一些回忆》，《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2期。

《瞿秋白选集》编辑组：《瞿秋白选集》第291—293页，198

5年版。

《人民周刊》第18期，1926年8月12日。 陈独秀对张静江这样一个头面人物的来信，把它刊登在《向导周报》第

171期的读者来信栏里，并作答复，这自然是要存心贬低他。陈独秀在答 书中说：北伐军“是否含有投机权位分子，即训练最好之党军现在是怎样，

你们倘不需求我详细指陈，我姑且不必多说”。

至于筹款，既然出兵，那当然是“不得已”的，“然不筹之于殷商，不 第之于官吏中饱，而摊派公债预征钱粮及于小商贫农，且有恢复赌捐之议，

好一个不得已之办法，这都是远道传闻吗？”你说我“对于国民政府的政治 实力及国民革命军革命一概加以否认，??尤近于臆断”。我认为“凡是尊

重国民政府的人，应该要求他有高度的革命性，事实是怎样呢？中山先生拥 护农工利益联俄联共，此革命政策，都几乎推翻了，现时还在推翻的运动中，

北伐总司令部成立后，国民政府几乎无形取消了”。广东、广西许多县的农

民“被驻军县官蹂躏的事，你们不知道吗？中央党部中，国民政府中，都有 大喊农民协会是土匪，你们不听见吗？这样怎令农民不怀疑！??”1陈独

秀的答书痛快淋漓，好似把“三二○事件”以后憋着一肚皮的晦气一股脑儿 地发泄了出来。

但是，陈独秀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批评，并不能对北伐战争的进行产 生多大的影响。

7月11日，北伐军占领长沙，然后挥师北上。9月7日攻克汉口，而 后东进江西，与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部展开激战，并于10月9日第

三次攻克南昌。10日占领武昌，击败了直系军阀吴佩孚的主力。北伐1《向 导周报》第171期，1926年9月20日。

军进军之迅速，出乎交战双方的意料。在北伐军节节胜利的形势下，7 月31日中共中央及时发出《通告第一号》，说“在一月前还是为防御吴之

南侵必须北伐”，现在“乃由防御而转为进攻形势”，北伐“是为民众争自由 而战，应该由民众积极的起来推动这个北伐，响应这个一北伐，才能使北伐

更具有革命意义”。1这时，陈独秀纠正了他对北伐的消极态度。但是北伐 战争的胜利推进所造成的革命形势又远远地向前发展了。

北伐战争首先使两湖地区出现了革命高涨的形势。人民支援了北伐战 争，战争的胜利为群众运动的迅速开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两湖地区的国民

党组织基本上是由共产党人建立起来的，现在得到了发展壮大的机会；地方 旧政权有的崩溃，有的瘫痪，新政权的建立刻不容缓。另一方面，那些怀有

二心的北伐将领，虽然扩充了地盘和实力，但他们正忙于同直系军阀厮杀， 他们还没有站稳脚跟，稳住自己的阵脚。蒋介石由于在“三二○事件”赶走

了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战斗力衰退。同时由于北伐军第八军军长唐生智部 扩充至六师之众，占据了两湖，蒋唐之间开始发生了矛盾，但无论是蒋，或

是唐，他们这时都还需要共产党的支持。北伐战争的进展，确为中国共产党 争取革命领导权提供了一个极为有利的时机，问题是中共中央和陈独秀能不

能把握住这个时机，和用什么政策去争取领导权。

面临着北伐战争引起的新形势，中共中央与远东局于1《中共中央文件 选集》（2）第204、205页。

东中派政权之下，“亦可发展农民运动，这个见解完全不合实际。因为 我们要不反对中派政权，只有停止发展农民运动；愈发展农民运动，则民众

愈不满足，愈反对中派政权。”这个见解是非常正确的。问题是用什么政策 和策略去对付中派政权呢？

会议认为“不维持中派政权有三条路可走：一，迎汪倒蒋；二，汪蒋合 作；三，使蒋成一个左派，执行左派政策”。

会议经过讨论之后，感到“第一个办法太危险”。现时正在北伐，一旦 去蒋，影响不好，而且继蒋而起的唐生智等“亦不可靠”。他们现在虽然反

蒋，“恐怕去蒋后，行动比现在之蒋还右”。“第三办法进行亦多困难。?? 比较最好的是取第二办法”，即迎汪复职，汪蒋合作。陈独秀和国际代表过

分地重视上层人物的力量，他们的眼睛紧紧地盯住了蒋介石、唐生智、汪精 卫等，完全忽视了在北伐的新形势下，发动群众，联合国民党左派，壮大两

党的组织，建立地方革命政权这一重要任务，更不要说乘机建立工农武装力 量了。

迎汪复职的主张提出以后，蒋介石即派胡公冕来上海见陈独秀，“请

c.p.勿赞成汪回，??汪回后将为小军阀所利用和他（蒋）捣乱”。陈 独秀回答说：是在下列三个条件之下赞成汪精卫回来的，“一、是汪蒋合作，

不是迎汪倒蒋；二、是仍维持蒋之军事首领地位，愈加充实，扩大蒋之实力 作更远大之发展，决不主张别的军人拥汪以倒蒋；三、不主张推翻党务整理

案”。1总之，在陈独秀看来，“现在已非汪回不可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2）第224、225、261页。 了”，1“汪回左派将有中心，左派政权在广东将能建立”。29月20

日，中共中央局作《关于最近全国政治情形与党的发展的报告》，系统地提 出了迎汪复职，汪蒋合作的方针。《报告》认为“革命势力分散了是不好的；

但现时的军队，若果权力集中在一人之手，反而更有右倾的危险。因此我们 现时对于蒋唐的冲突不去助长，也不去消灭，只维持其平衡，在这个平衡的

维持中，还可以逼他们多做点革命工作。”为了保持权力的平衡，蒋介石“只 能做国民政府军事首领，党及政府首领仍请汪回任，否则无法减少”唐生智

等人对蒋的“反感”。3

军权归蒋，党政大权归汪，那末什么权力归共产党呢？陈独秀说：“我 们的人力务全用在民众方面，万勿参加政府工作”，4共产党“必须立脚于

在野党地位”，5党权、政权、军权都一概不要，这正是制定迎汪复职、汪 蒋合作这一右倾错误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这个政策不仅在共产党里得到了贯彻，例如，10月22日湘区书记的 报告里就明确地向中央表示要“彻底的取在野党的态度”，6中央要求江西

一些担任地方行政职务的共产党12345

6《中央政治通信》第10号，1926年11月3日。

《中央复湘区的信》，《中央政治通信》第6号，1926年10月7日。

《中央给鄂区的信》，《中央政治通信》第5号，1926年9月27日。 陈独秀在“五大”上的报告，《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第2

40、239页。

《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第113页。

《中央政治通信》第3号，1926年9月15日。 员，“必须辞职，或者退党”，1也推行到国民党和群众团体。

因为迎汪复职的目的是削弱蒋介石的专权，这在当时不仅为国民党左派

所拥护，也是那些出于个人权力欲的右派分子所乐于接受的。10月中旬， 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中央委员和各省市代表联席会议，通过了迎汪复职案。

当两种势力因利害关系而发生矛盾的时候，第三种势力若企图使这两种 力量保持均势，而不致发生尖锐的冲突，那就必须具有较强大的实力，因为

只有用实力才能维持两种势力的平衡，并使其向有利于第三者方面发展。可 是当时中共除了掌握群众运动的领导权，并没有掌握军权、政权和国民党的

党权，这是迎汪复职、汪蒋分权合作，纯属为他人作嫁的政策产生的客观原 因。因此当均势一旦破裂之后，为他人作嫁者往往会成为两方的牺牲品。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迎汪复职、汪蒋合作政策的产生，若就陈独秀本人的 思想而言，主要有以下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