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面的原因：一、对资产阶级力量的错误估量，陈

独秀认为现时中国

社会“民族资产阶级还未完全形成，故进步的资产阶级也只有走向 k.m.t.来”。

在民族革命的时代，和中共合作的“k.m.t.乃是现时中国的惟一

民族党”。国民党里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已走上了民族革命的道路”；代 表买办、地主、军阀的老右派已被开除出党；代表资产阶级的新右派与左派

“均尚在形成的过程中”；新右派的力量虽“不及老右派1《罗易赴华使命》 第33页。

大”，但“确是反对老右派的”。1陈独秀就是这样分析资产阶级和新右 派势力的，在他看来民族资产阶级既然“还未完全形成”，新右派和左派也

不过是“在形成的过程中”，而且又“确是反对老右派的”，因此争夺领导权 的问题似乎是压根不存在的。

二、不理解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在联系。他认 为现在既然“是国民革命时代，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时代，现在

不但资产阶级需要民主政治，即无产阶级亦需要民主政治，或者比资产阶级 需要民主政治更为迫切；因此，??即在国民革命成功后之建设时期，也必

然是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并且还不是工农政府； 在那时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之下，中国的资本主义当然要发展起来，也只

有到那时，真正的中国资本主义才能够自由发展。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 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

社会”。2革命成功之后，既然政权落在“现在这样的左派领袖之手”，3因 此也就用不着去争夺革命的领导权了。陈独秀还惟恐资产阶级不放心，说“至

于国民革命成功，共产党便要与国民党左派争政权，这也是不会有的事。共 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

类问题”。4123

4《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向导周报》第172期，1926年9 月25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283页。

《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向导周报》第172期，1926年9月

25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279、280页。 那末未来的新政权给工农什么利益呢？陈独秀回答说：在工人方面如减

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工会自由，改良待遇等等。“至于农民政纲如武装、 土地及农村政权等要求，左派未必充分容许。我们和左派的联盟，将来会因

此分裂，?? 这时候世界革命的状况或已有新的变化，中国的国民革命也许转入一个

新时期”，但这是“较远将来的事”了。1可见陈独秀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 领导权的见解，又回到了他在1923年4月发表的《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

的资产阶级》一文中所表述的观点：既然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那就由资产阶级去领导罢。至于无产阶级领导革命，那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胜利之后，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事。这次他所表述的二次革命论的观点较过 去更明确了，而且出现在北伐战争的高潮期，因此它的危害性也就特别明显 和严重。

陈独秀在1925年9月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固然需要民主政治，

“然而民主革命这个口号，未免偏于纯资产阶级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 济地位，决没有欧洲十八世纪资产阶级的革命之可能”。2他朦朦胧胧地观

察到十八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与中国民主革命之间的差异，但是他没有深 入地研究它们之间的质的区别，他不了解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只有

无产阶级才能真正担负起领导民主革命的使命，将革命进行到底；不了解民 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与联系。陈独秀的认识水平在当时共产党里具

有相当代表性，它是党的幼年性在革命理论上的一个主要表现。共产党必须 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无数的革命志士在斗争、失败、再斗争的过程中，付

出血的代价之后，党才能成熟起来。

1《本报三年来革命政策之概观》，《向导周报》第128期，1925 年9月7日。

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283、284页。

{{立于主体地位决策武装起义}} 上海，推翻反动军阀的统治，建立市民政权，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

武装起义。这期间陈独秀除到汉口出席十二月特别会议外，他一直坐镇上海。 共产党在工人武装起义中所执行的重大政策，都是经陈独秀认可，或是由他

亲自制定的。这时期上海工人斗争的得失成败、功过是非，都同他的活动密 切相关，都反映了他的思想。

1926年7月11日，北伐军占领长沙以后，挥师湘北。这时苏、浙、 皖、赣、闽五省联防军总司令孙传芳以“保境安民”为借口，迅即调兵遣将

分三路援赣，并伺机进攻湖南，切断北伐军的后路。这使东南五省资产阶级、 士绅以及一些社会名流顿感不安，他们惟恐战火蔓延到东南，危及他们的利

益和安全。苏州、无锡等六县商会会长联合通电，要求孙传芳“休养生息”。

1全苏公会赞同孙传芳“消极增防”，警告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不得越闽 赣边境一步”。2苏浙公团、全浙公会要求孙传芳“保持五省安全”。3上海

总商会通电，要求孙、蒋双方“解除误会，划守疆界”，如战端一开则“商 家命123《申报》，1926年8月9、12、15日。

脉不通”。总之，他们既不同意孙传芳援赣，也不主张北伐军东进，一 味地要求所谓东南五省的和平。这时只有上海总工会发表通电，反对孙传芳

“援赣之军事行动”，1但孤掌难鸣，应者寥寥。中共四届三中扩大执委会 虽然通过了《军事运动决议案》，指出“本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党，随时都

须准备武装暴动的党，??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

2但这时上海还不具备武装暴动的条件。 然而，战争的形势却发展得非常迅速。9月1日，北伐军攻克汉口以后，

即挥师东进，攻入江西。在福建战场上，北伐军攻克永定，孙传芳军两面受 敌，他把主力部队投入了江西战场，上海的防务一时空虚。

北伐战争的胜利开展，诱发了上海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和上海国民党负 责人士推翻孙传芳的统治、获取政权的欲望。

虞洽卿由于孙传芳取消了他的上海商埠帮办，推倒了他的上海总商会会 长的地位（改由亲孙的傅筱庵任会长），又解散了他所依恃的南、北市保卫

团，“所以虞极反孙”，“极力联络”

共产党，希望帮助他“取得上海政权”。3国民党上海军事特派员钮永 健也“要工人帮助他，听他的号令起来动作”，答应在暴动成功后“保护工 人”。4123

4《上海自治市的运动计划》（十月十七日），《教育杂志》（区委油印刊 物）。

中共《中央政治通信》，1926年9月15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15页。

《申报》，1926年8月15日。 起义和市民自治问题。区委书记罗亦农认为”应提出‘人民自治’的口

号”，建立“从虞洽卿起一直到工人”的联合战线，反对孙传芳的统治，“上 海地方非有一次民众暴动不可”。1关于第一次武装起义的指导思想，根据

罗亦农的讲话可概括为如下两点，一，起义“以商界为主体”，2“无产阶 级避免领袖地位”。如果无产阶级“急于来领导，必引起帝（国）

主（义）害怕，而大进攻，而大屠杀”，“资产阶级必害怕不来合作”。 所以“要把这个领导权给虞洽卿”。罗亦农说，这个政策区委“及中央都已

赞同”。3这当然包括陈独秀在内也是赞同的。二，起义成功之后，“政权给 谁，??工人可不参加，我们完全让他们组织商人政府”，“我们只求得民众

自由，不要奢望”。4

这个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上海阶级状况，北伐军攻入江西 以后，上海资产阶级对反对孙传芳表现了一定的积极性，上海工人没有武装

起义的准备和经验，区委不能不采取慎审的态度，但是过分地重视了资产阶 级的力量及其革命性的一面。工人阶级不拿政权，或者如陈独秀所主张的共

产党处在野党地位，就能“求得民众自由”，这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不能 不说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

资产阶级对这样的政策自然是乐意接受的，虞洽卿认为123

4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20页，上海人民出 版社出版。

市运会议记录，1926年9月20日。 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1926年10月9日。 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1926年9月3日。

既有工人参加起义，又“以商界为主体的办法是对的”，1并表示“设

法捐钱”援助工人。2但当北伐军攻打南昌受挫之后，资产阶级害怕了。这 时区委又以“国民党的钮永健和吴稚晖二人为主力”策划起义。10月16

日，孙传芳的部下浙江省长夏超宣布独立，并率部由杭州向上海进发。区委 确定起义的目的是要求和平！撤退孙传芳在上海的驻兵！上海市民武装自卫！

上海市政归上海市民！等等。24日，夏超部已被孙军击败，区委误信北伐 军攻克九江的传闻，乃仓卒发动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这时资产阶级“不

干了”，号称拥有1000人实力的钮永健，实际上不过百把人，工人纠察 队也只有200余人3，且大多赤手空拳，因此，起义在当天就失败了。

第一次起义的失败，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25日，罗亦农在区委临 时主席团会议上指出：“过去我们只是要资产阶级起来，而我们只是后面跟

着进行”，以后“要以自己为主体”，去“推动”资产阶级，过去当配角，今 后争主角，“惟此问题须到中（央）局讨论”。11月2日，他在全体区委会

议上又指明这次起义中的“一大差误”，是对共产党的领导力量“没有信 心，??而依赖钮、虞”。罗亦农首先提出了武装起义以上海工人为主体的

基本方针。 陈独秀没有接受罗亦农的意见，到11月上旬，他仍然认为“我们现在

可以要两个领袖，钮永健（是）军事的，虞洽12

3活动分子会议记录，1926年10月26日。 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1926年9月7日。 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1926年9月10日。

卿（是）民众领袖”。 追击，孙传芳军也无力反攻，交战双方一时处于体战期。陈独秀指示区

委“可以停止暴动宣传，要注意工会及党的内部工作”。1同时，由于奉鲁 军阀张宗昌部南下援孙，使东南五省人民受到极大的震惊，于是区委积极开

展市民自治运动，不仅国民党市党部、江苏省党部主张市民自治，各马路商 界总联合会也发表宣言，谓“当此危急存亡之际，各界人民应起自卫，图谋

永久和平。（一）划上海为特别市，永不驻兵，并本主权在民之义，以上海 市民组织市民会议，管理上海市政；（二）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是；（三）

拒绝奉鲁军南下”。2这个宣言得到了许多团体的响应，即使迷恋东南和平 的三省联合会3，其中也有不少人士转向公开地反对孙传芳。中共中央及时

指示区委“要尽力拉出（三省联合会）各派分子”，与我们合作发动自治运 动。4

28日，上海400余团体5万余人在公共体育场召开“反对奉鲁南下 上海市民大会”，三省联合会的主要成员都到会讲话。大会决议：要求奉鲁

军撤回南下军队：一致拒绝（奉鲁的）军用票：上海划为特别市，由工商学 各界组织自治政府。123

4区委临时主席团会议记录，1926年10月17日。 三省联合会，由全浙公会（代表人为蔡元培、褚辅成等）、新苏公会（代

表人为杨千里、张君劢、黄炎培等）和全皖公会（代表人为李次山、许世英

等）三团体组成。

《申报》，1926年11月17日。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79、97页。

会后，总工会纠察队作先导，举行示威游行。当晚，被查封的上海总工

会自动启封。 会是领导自治运动的统一战线组织，它由闸北商会、商总联会、上海学

联、全国学联、上海总工会和三省联合会六团体组成，“以实现上海特别市 市民自治，谋市民利益为宗旨”。1区委在市民公会和国民党省、市党部都

建立了党团组织，以加强对自治运动的领导。群众性的自治运动为第二次起 义作了广泛的舆论准备。

正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之时，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内部发生了深深的裂 痕。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策动了一连串的破坏三大政策的活动。1927年

1月3日，他在南昌非法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将广州国民政府迁 至南昌，公然反对国民政府已通告全国迁都至武昌的决定，企图挟天子令诸

侯，使国民政府成为他的囊中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