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以后,他既
限制、排斥,又联络、利用共产党,他们攻击的主要对象是旧军阀,同时又 压迫工农群众运动;他在群众中有相当的威望,但人们并不了解他的底细。
就是陈独秀对他也了解不深,“始终牵就他向他让步想拉他向革命路上 走”,2惟恐“失掉联合战线”。陈独秀同这样一位对手进行决斗,首先在精
神上就处于被动状态了。 在英、美帝国主义炮轰南京之后,陈独秀指出“帝国主1
2《蒋介石反动与中国革命》,《向导周报》第198期,1927年6 月11日。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89页。 义与新军阀已经进攻了,??中央与区委已决定准备防御战争”。可见
所谓决斗,其实质不过是防御而已。以一支纠察队去防御一支正规军的进攻, 且不说停泊在黄浦江的军舰里还有数万名帝国主义的海军陆战队员,谁胜谁
负,未卜先知,陈独秀不会不明白的。于是他在3月26日上午的区委会议
上,一会儿提出“包围白崇禧,号召反英,要蒋反英,民众愿作后持(援)”, 这样“可逼蒋对民众的进攻减少”,企图以发动反帝运动,突出民族斗争,
冲淡国内阶级矛盾。一会儿又说“最好要将反英反蒋联合一起”。1可见在 决斗之前,已经是主意不定,步伐乱套了。
以几分疑虑的眼光审视着他的态度。蒋介石明确表示:“本人对沪租界 绝无用武力收回之意。”2沪上商界希望他“对于商业有维护方法,而商界
当与合作到底”。他回答说有关护商的“各种条例,不日当可颁布,决不使 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3“所有上海地方秩序与中外人民财产,自由鄙人
完全负责。”蒋介石确给帝国主义者、买办和资产阶级带来了福音。至于工 人纠察队,蒋说“在此军事期间,应该受军事当轴的节制”,4所谓“军事
当轴”舍蒋氏之外,还能是谁呢!
蒋介石来到上海以后,陈独秀写信给区委,说:“目前我123
4《申报》,1927年3月30、27日。 上海市档案馆:《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48页。
《申报》,1927年3月28日。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92页。 们表面上要缓和反蒋、反张(静江),实际准备武装组织,上总除力争
保持纠察队外,要少说政治。对蒋要求我们的问题,差不多都可答应,但要 他积极反英”,发动罢工反英的“第一先决条件要得到国民党及老蒋同意”。
1可结果呢?反英罢工发动不成,而且老蒋也决不会同意反英的。
“在此军事期内,一切行政处处与军事政治统系攸关,若不审慎于先,
难免纠纷于后,中正为完成政治统系及确定市政制度计,??务望暂缓办 公。”2这当然是封恐吓信,但是出自于手握重兵的总司令之手的恐吓信。
蒋介石早已看中了东南这块宝地,他要在这里安营扎寨,卧榻之旁岂容他人 鼾睡。他一定要把市政府这个新生的婴儿扼杀于摇篮里。而市政府的惟一的
武装支柱是工人纠察队,因此必须从这里开刀。
30日,陈独秀“决定以市政府与老蒋冲突,免工人纠察队直接与他们 冲突”。3而这个时候的市政府委员们已是“中夜徨徨,莫知所适”,还怎能
“与老蒋冲突”呢! 从工人武装起义的准备开始,蒋介石就像个鬼魂似的一直纠缠着共产党
人,陈独秀和特委会的委员们曾设想过各种方案,以对付这个魔鬼,但觉着 既不能战胜他,又不能摆脱他。
陈独秀提出过反蒋问题,却没有公开地揭露蒋摧残工农运动的罪行,发 动群众向他作坚决的斗争。蒋介石还拥有相12
3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1927年4月1日。
《申报》,1927年3月30日。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428页。 当雄厚的政治资本,他还没有完全撕开他的假面具。陈独秀害怕因公开
的反蒋而导致联合战线的破裂,他面对着一个阴险狡黠、令人捉摸不定的对 手,苦思焦虑的结果,除了工人纠察队固守自己的阵地,再也想不出良计妙
策了。陈独秀智穷力竭,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困境。
就在这个时候,共产国际于3月31日发来了电报,指示中国共产党“开 展一次反右派运动。鉴于力量对比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我们不要仓卒进
行公开斗争。武器不要交出,必要时须隐藏起来”。1罗亦农“看了这个电 报,很愤怒地把他摔在地下”。2罗的“愤怒”表达了上海共产党人的义愤 心情。
在第三次起义前后,共产党处于公开的或半公开的地位,工人纠察队更 是完全公开的。
工人用鲜血和生命夺来的数千支枪也许是可以藏起来的,可数千名纠察 队员藏到哪儿呢?!
藏起来就能避免斗争和屠杀吗?4个月之后,武汉工人纠察队不是主动 地交了枪的吗,结果又如何呢?秘密的零星的持续不断的搜捕与屠杀,未见
得比公开的大规模的屠杀要仁慈宽厚些。罗亦农把收藏武器斥之为“自杀的 政策”,是符合当时共产党人的认识逻辑的。
无巧不成书。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位为各派政治势力所瞩目的人物汪精 卫从法国途经苏联,于4月1日回到了上海。
陈独秀是主张迎汪复职,削弱蒋介石的权力的,并已得1
2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罗易赴华使命》第58页。 到国民党左派的支持。3月10日至17日,国民党举行了二届三次全
会,通过了若干限制蒋介石权力的决议案,并推举汪精卫任国民党中央常委 和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原是极力反对汪精卫复职的,反对不成功,便接过
迎汪的口号,欢迎他回国。
汪精卫一到上海便被蒋介石、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包围,并连 日举行会谈。他们说:“共产党已提出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的口号,
并要使工人冲入租界,引起冲突”,造成不可解的纠纷。蒋介石提出两件事 要汪赞成,“一是赶走鲍罗廷,一是分共”。
汪精卫是在“三二○事件”被蒋介石排挤出洋的,现孤身一人在沪,不 免心有余悸,而且他也不愿在蒋的麾下进行“分共”,他的目的地是武汉,
他需要了解那里的情况,因此对蒋表示等将来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至南京 以后,“召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以讨论决定”这两件事。1
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皆须在汪主席指挥之下,完全统一 于中央”。2这个通电在字面上完全符合陈独秀过去的主张,党权、政权交
与汪,军权交与蒋。处于困境中的陈独秀本来是希望缓和与蒋的矛盾的,现 在他认为缓和的时机随着汪精卫的回国而到来了。因此,当汪精卫与陈独秀
会晤时,汪将中共要打倒国民党、冲入租界一类的话,向陈提出1
2《申报》,1927年4月4日。 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1927年11月5日。 质问。“陈独秀力称决无此事”,并“亲笔”起草了国共两党联合宣言,
“以解释谣传表明态度”。1据郑超麟回忆,宣言草成之后,陈独秀把自己 的名字签在稍后面一点,前面留给汪精卫签名,还说在大报上很久不见我的
名字了。可见他这时的心情是兴奋和舒畅的,是很相信宣言能起作用的。《汪 陈联合宣言》于5日见报。它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四个方面:一、郑重声明“中
国共产党坚决的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
民党的主义,??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错误,也不至于主张打倒自己的 友党,主张打倒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与军阀)素所反对之三民主义的国民
党,使敌人称快”。这段声明表示中共是坚持国共两党合作的,在政治上是 有利的。
二、严正指出现在“国内外一切反革命者,造谣中伤离 间,无所不用其极”!所谓“共产党组织工人政府,将冲入租界,贻害
北伐军,将打倒国民党”等等,纯属谣言,是反革命分子破坏两党合作的阴
谋。 三、但是,把“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
与工人纠察队”,一律看作是谣言,甚至说“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 中央(指蒋的通电——引者)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释”。
这段言论是典型的右倾麻痹思想的表现,如果主观上不是自我欺骗的话,客 观上也是欺人之谈。
四、因此,整个《宣言》只讲合作,不讲斗争,说什么 两党同志“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谣言,相互尊敬,1汪精卫:
《武汉分共之经过》。 事事协商,开诚进行”,1纯粹是一厢情愿的痴想。
陈独秀对《宣言》里的每一句话,未必都信以为真,但这也不能减轻他 对《宣言》所产生的影响应负的责任。
《宣言》发表的第二天,罗亦农在活动分子会议上仍然指出每当革命力 量胜利的时候,“反革命的势力也愈益团结反攻”。现在上海工人或者是“更
进一步求得胜利,或者不能保持他已有的胜利”。这关系到革命的全局。蒋 介石在江西烧工会、捣党部的事,现在上海“正酝酿中”,我们“严取防守
态度,??决不投降与退却”。可见在《宣言》发表之后区委领导并没有丧 失警惕。但另一方面却把《宣言》的积极作用夸大了,认为它“打破”了许
多造谣中伤的伎俩2。在区委、沪东各工会联合会、南市各工会联合会发表 的拥护《联合宣言》的宣言里,一面指出革命危机,一面也夸大了《宣言》
对揭露谣言的作用。3其实,综观《宣言》全文,在说到谣言时,主要是共 产党作了自我的表白和解释,并没有指明谣言的背后所隐藏着的阴谋诡计。
《宣言》没有起到动员人民群众的作用。 陈独秀是真心诚意地搞缓和,而蒋介石则一面搞假缓和,一面策划于密
室,暗布杀机。 于是《宣言》原有的一点积极作用也消失了,而完全成了一个可耻的历
史记录。12
3《新闻报》,1927年4月6日。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444、445、44
9页。
《民国日报》(上海),1927年4月5日。 与纠察队。五天之后便指使他的党徒、走卒,用最卑劣的手段,剿杀工
人纠察队,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当上海工人和市民举行示威游行,要夺回
他们的胜利果实时,反动派不惜血洗宝山路,疯狂地屠杀上海民众。 莫测。陈独秀在工人武装起义中扮演了一个很不和谐的角色。
他在第一、二次起义时还保留有忽视革命领导权的二次革命论的观点;
在第三次起义时,他却积极地去争取革命领导权,成为起义的主要决策者; 而在起义胜利之后,他又成了一个不光彩的《宣言》的起草人了。
共产党在中国产业工人最多最集中的城市,也只有在这样的城市才能成 功地演奏一篇武装起义胜利的乐章,把从大城市广州出发的国民革命在中国
最大的城市上海推向高峰。
但产业工人在全国人口总数中,毕竟只占极小的比例,因此,工人武装 起义的凯歌不能不以英勇壮烈、哀号感人的悲调而告终。从此,二十年代的
中国革命开始走入低谷。上海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所进行的这场艰苦 卓绝、激烈复杂的斗争,其悲壮的结局暗示着中国革命的主要基地并不在灯
红酒绿、花花世界的十里洋场,而在最广阔的穷乡僻野,这就是形成陈独秀 所扮演角色之前后的种种不和谐的根本原因。
{{“五大”时的争论先扩大后深入}} 当国民政府迁到武汉以后,中共四届中央委员也陆陆续续来到了武汉,
约在1926年底前后,中共在武汉成立了临时中央局。1927年3月底 前后,临时中央局连电陈独秀,催他来武汉。陈独秀在《汪陈宣言》发表后
不久,便离沪去汉,于4月15日左右到达汉口(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 里说是4月初到达的,恐记忆有误),是中共中央五个常委中最后一个到达
汉口的。他住在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四民街61号。这是临街的三层楼 洋房,三棱中间住着陈独秀,左右房间分别住着彭述之夫妇和蔡和森夫妇,
二楼大房间布置成会场。1协助陈独秀处理日常工作的有任作民、任秀兰和 黄文容。他们三人组成了陈独秀办公室,任作民(任弼时的弟弟)任办公室
主任,任秀兰(任弼时的妹妹)管事务,黄文容(现名黄?然)任陈独秀的 秘书。
据黄文容回忆:陈独秀给他的第一个印象是严肃,不好接近,中等身材, 身条魁武,胡子刮得光光的,黄褐色的眼珠,炯炯有神。他生活简朴,室内
整洁,喜爱抽雪茄烟和在屋内踱来踱去。他记忆力特别强,他摆的东西谁也
不能动,一动他就知道,问谁来过?谁动过?黄文容说跟他时间久了,还是 相处得亲密的。
当陈独秀外出参加重要会议时,由黄文容陪同,共乘一部旧汽车,负责 警卫。但黄不参加会议,等会议结束后,再陪陈一道回来。晚上,陈独秀口
述一天的主要活动,由黄作记录。至于群众大会,则大多由黄去参加,了解 情况,回来1《郑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