险了，假使我们完全独立

的干起来，那末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将要破裂。固然这是光荣的失败，但是 破裂对于我们是不利的。”1于是中共又转而依靠国民党平定叛乱。

6月4日，陈独秀以总书记的名义签发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

——关于政局的公开信》，指出如果对许克祥的反革命的活动实行妥协的话， 将“非常严重的影响”国民党的政治生命。因此，中共向国民党提出了六条

建议。第一条“明令宣布长沙叛徒许克祥等所组织之委员会系反革命，并令 军队联合革命的民众共同推翻之”。2于是国民党中央是否肯承认许克祥的

叛乱是反革命便成了问题的关键。

其实，国民党中央的态度是早已有了的。他如果不否决解决土地问题案， 不发布那些压制工农运动的训令，一个小小的团长未必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发动武装叛乱。即使胆大妄为，在叛乱之后也必定逃脱不了应得的惩处。然 而，事变发生之后，孙科说：“湖南的事（指许克祥叛乱——引者）难道真

是许克祥一个人的意思？成天的讲无产阶级在领导革命！”“湖南农民协会也 要全体停止活动，不然不得了。”汪精卫说：“本席可以大胆说一句：农民协

会是一个空前的错误，国共两党同志都应该明明白白承认的。??也难怪许 克祥他们要起来反抗。”3可见在国民党领导人看来，许克祥不过是用刺刀、

枪弹去执行他们的制裁农民运动过火的命令罢了，又12

3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速记录，1927年5月30日、6月1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141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250、243页。 何罪之有呢！中共对国民党的依靠注定要完全落空的。

于是土地问题留下的就仅有一项工作了，这就是中共中央不厌其烦地连

续下达文件，纠正农民运动过火行为，以便维持那已经无法维持的国共两党 合作。

无庸讳言，当时农民运动中确有一些过火的行动，是应该加以纠正的。 但是，对于任何群众运动中的缺点，只有在率领他们前进的斗争中，积极地

加强领导，才能克服并使群众得到锻炼和提高。领导者要做到这一点，首先

要对解决土地问题在革命全局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有透彻的认识，有无畏的胆 略，能和农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一道前进。为了解决土地问题，固然不必

主动地去撕裂国共两党的关系，但也决不能受这种关系的束缚而牺牲自己的 独立性。共产党应当勇敢地高举起土地革命的大旗，为此，就必须对两党关

系破裂有思想准备和应变措施，只有这样才能积极地创造解决土地问题的条 件。

而中共中央为了维持两党的关系不致破裂，瞻前顾后，犹豫不决，结果 完全脱离了农民群众，站在旁观者的地位品头评足，甚至认为“中国土地问

题尚须经过相当宣传时期，并且先行解决”乡村政权之后才可解决。1如此 地将建立乡村政权或建立武装与解决之地问题的关系截然分开，而忽视了二

者之间的联系（当时湖南有些乡村政权已在左派手里），结果是无形中把具 有革命战略意义的土地问题搁置起来，到头来连过火行动也未能得到纠正，

而徒然为反动派提供口实，增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105页。

长他们的气焰。马日事变后，以陈独秀为首的机会主义在中共中央占了 统治地位。

革命形势急剧的恶化，引起了共产国际的关切。国际执委会于6月18 日至30日举行第八次全会，作出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在会议还没

有结束的时候，便于五月底向中共发出紧急指示（史称五月紧急指示）。6 月1日，罗易收到了指示，其要点为：（1）“没有土地革命，就不能胜利”，

“必须反对过火行动，但不能用军队，而要通过农民协会”，并强调指出“从 下面实际夺取土地”。（2）国民党中央的某些老领袖“正在动摇和妥协，必

须从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革新”它的上层。（3）

“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 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否则就不能保证不失败”。

（4）“组织以有声望的，不是共产党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 办反动军官。1《指示》强调了从下面自动地没收土地，并首次提出了中共

建立军队的任务，这较国际执委第七次会议关于中国问题1《斯大林全集》 第10卷第31、32页。迄今不见这个《指示》的全文，现收录《斯大林

全集》第10卷的，是经过删节的。当国民党发表了《容共政策之最近经过》， 中共中央秘书厅于1927年7月22日发表《国民党分共政策之真相》一

文。文中逐条引用《指示》的部分原文，对国民党进行揭露。引文的第一条 里有这样一段内容：“对于手工业者商人小地主之让步并与之结合联盟诚为

必要。故只须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不要动小地主及军人的土地。如果必要 情形则不没收中等地主也可。”就是《斯大林全集》中所没有的。

的决议，确有很大的发展和进步。可惜的是这个《指示》来得太晚了， 丧失了建立军队的大好时机。王若飞说，关于建立军队，“三月不搞四月还

可，即使五月再搞亦还有可能”。1而现在许克祥部在湖南、夏斗寅部在鄂 东疯狂屠杀工农，朱培德在江西“礼送”共产党员出境，“已到火烧眉毛的

时候，来不及了”。2而且《指示》本身也包含有明显的矛盾，既要坚持与 武汉国民党合作，又要改造他的中央领导机关，使其执行《指示》中的规定，

这显然是行不通的。

但中共也并非是无可作为的。如果它敢于揭露武汉国民党中央领导集团 的反动性，同它进行坚决的斗争，并深入两湖，依靠农民大众，发动土地革

命，就能够团结国民党领导层里的极少数左派，和由中共建立的两湖国民党

省、市党部中的多数的左派。这虽然不能扭转革命的败局，但可开创革命斗 争的新局面。可是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竟然被工农运动的过火行动吓坏

了，事事迷恋于两党合作、合法的道路。

一一作了说明，表示他的意见：农民运动如果不过火，反动派的统一战 线就不能形成，因此现在不能着手解决土地问题；国民党通常是在代表大会

上确立领导成员，现在国民党没有召开代表大会，怎么能增加它的领导成员 呢？如果我们要建立一支独立的军队，问题是如何维持呢？怎样获得武器？

在我们建立军队以前，我们得进行谈判，同反动军阀打交道，我1

2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135页。 王若飞《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们不得不支持现在当政的这些将军，否则就不可能有建立我们自己军队

的机会；至于组织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这是行不通的，如果我们能够成 立这种东西，领导人就只能都是共产党员。陈独秀认为国际的这个指示不是

言过其实，就是一种幻想。1

会议经过了讨论，政治局作出对国际指示的答复，说：

“依照训令方针进行，唯声明不能即时都能实现，因为中央全体同志都 认为国际这些训令都是一时没有办法的办法。”当时列席会议的俄国人樊克

也认为“只好这样回答”了。2可是，国际的首席代表罗易却想入非非，他 一向认为“汪精卫是国民党主要领导人中唯一努力同共产党保持友好关系的

人”是国民党领导机关中“唯一的小资产阶级的代表”。3他背着中共中央 和其他国际代表，在汪精卫赴郑州的头一天，即6月5日，以“开诚”相见

的态度，把《指示》交给了汪精卫。后来又劝告汪：“最好是接受这个电报， 不然国民党左派同c.p.都完了。”汪毫不含糊地回答说：这几条“一条

也不行！我们不能牺牲国民党”。

4能说会道的罗易所干的这件蠢事，说的这些蠢话，为汪精卫实行“分 共”提供了口实。但那时汪还不便立即下手，因为武汉的主力部队唐生智部

还在北伐的前线豫南。

1国民党中央第二届常委会议速记录，1927年7月15日。

2《罗易赴华使命》第285页。

3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4转引史略：《陈独秀是怎样拒绝共产国际“五月紧急指示”的？》，《中 央档案丛刊》，1987年第2期。

{{放弃领导权右倾错误的恶果}} 冯玉祥部占领了郑州。10日，武汉国民党领导人汪精卫等一行移樽就

教来到了郑州，同冯玉祥举行会谈。当初，之所以要举行第二期北伐，由武 汉出师北征，冯部末出潼关，两面夹击奉系军阀，对武汉国民党中央来说是

为了同蒋介石抢夺北伐的旗帜；对中共中央来说，是为了先扩大革命而后深 入；对鲍罗廷来说还有更深一层的目的，即避开帝国主义在东南的强大势力，

打通与苏俄直接相连的国际路线。因此，无论是武汉国民党或是中共中央和 国际代表都十分重视郑州会议。同日，罗易发表给冯玉祥公开信，说：“共

产国际授命我对你的辉煌胜利致以热烈祝贺”，现在“消灭南京反革命中 心??是国民革命军面临的迫切任务。

我希望在前线聚会的革命领导人妥善办法，全面协调上述任务和攻占北 京的任务”。1罗易对冯玉祥抱有极大的希望。而郑州会议的结果，却是唐

生智部撤回武汉，把河南的地盘全部留给了冯玉祥。 在郑州会议之前夕，传出冯玉祥的“共同北伐”，即宁汉双方“共同北

伐”的主张。这时陈独秀“已悟前此北伐政策错误，??他知道共同北伐成 功之日，便是共同解决c.p.之日”。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独秀、立三、

秋白是主张东征的；鲁（罗）易、平山则仍主张南取广东；和森则主张解1

《罗易赴华使命》第329页。 决两湖问题”。并提出湖南、湖北议案：围攻长沙，自动的没收土地，

发展农军，扩大工人纠察队，推翻国民党中央，进行改组。1“此日（即6 月8日2——引者）恰好国际来一电报，责斥中央对于土地革命的态度不坚

决，??警告中央改变态度，否则将在国际机关报上公开批评”。罗易看完 国际电报表示同意两湖决议案。中央与国际代表为组织湖南暴动成立了湖南

特别委员会，并派出大批军事同志前往。后来一位外国同志听说中共在湖南 的势力已完全瓦解，暴动已不可能，鲍罗廷拒绝支付已经决定的款项，结果

取消了湖南特别委员会。此后中央政治局虽还曾设想进攻，但“由多数的反 对否决了”。3

回电的答复。中共中央对这个第二次的紧急指示必须做出回答。15日， 陈独秀根据政治局的意见致共产国际电，说：“大多数的军官来自中小地主

阶级”，他们以农民运动的过火行动为借口，“反对土地革命”。在这种情况 下，共产党“必须采取让步政策，必须纠正过火行为，节制没收土地的行动”。

然后“加速建立”，农村自治和农民武装，为没收土地作准备。12

3《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80—82页。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80页有一段话：“此日恰好国际来了一个 电报，??翌日鲁（罗）易提议??派五十名军事同志赴江西，??”。6

月9日鲁（罗）易在《反革命活动和共产党人的策略：防御还是进攻？》一 文中说：“应立即派遣50名同志到江西??”（《罗易赴华使命》第320

页）由此可知蔡文中所说的“翌日”即6月9日，而“此日”即6月8日。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79、80页。

“否则，将立即引起大部分反动军队的冲突，与国民党发生分裂，而我 们将变成一个反对党。”

“你们的指示是正确的而重要的，我们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要建 立民主专政，但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实现。用改组的办法驱逐汪精卫尤其困难。

当我们还不能实现这些任务的时候，必须与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将领保持良 好关系。??

如果我们同他们分裂，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军事力量将是很困难，甚至是 不可能的。”但是，又说：“在最近的将来，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在客观上大概

是不可能的。”可见，中共中央陷入了无法解脱的思想矛盾，他既害怕冲突、 分裂，想保持两党合作的良好关系；同时又意识到“在最近的将来，继续留

在国民党内客观上大概是不可能的。”但害怕冲突和分裂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因此解决矛盾的唯一方法是“我们的迫切任务是要纠正‘过火’行为，然后

没收土地”。1然而，越是纠正过火行动，反动军官的气焰就越是嚣张。以 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和国际代表经过了几度的争论，多次的犹豫动摇，终

于一起陷入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深渊。

冯部占领郑州的第二天，6月2日宁方北伐军占领了徐州。郑州会议结 束之后，冯玉祥于19日到达徐州，同蒋介石连续举行三天会议。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