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冯联衔发出通电：“中正、玉祥与数十万将士，为三民主义信徒，?? 必期尽扫帝国主义之工具，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而后已”。这里“帝国主

义之工具”一语的含义，如果说还不十分明确的话，那末在自称1《罗易赴 华使命》第324、325页。

工农合种出来的冯玉祥个人通电里就说的非常清楚了。“近日武汉情 形，店员胁迫店主，职工胁迫厂主，佃户胁迫地主，甚至利用‘打倒土豪劣

绅’之标语，压迫出征军人之家庭，??

阴布全国恐怖之毒。他如别有用心之不良分子，掺入地方党部，擅行权 威，杀人越货??”“鲍顾问已经解职，亟宜设法使鲍回国”。至于宁汉两方，

虽“异地而同心，应通力合作等等。这两则通电为反动军官火上加油。29 日，何键发出反共宣言，“呈请我中央政府，我唐总司令，明令与共产党分

离，庶民众痛苦可望减除”。1不久，冯玉祥也发了点路费把曾为他整军经 武的共产党员“送”走了。

徐州会议，使“四·一二政变”以来，扑朔迷离，令人眼花缭乱的政局 明朗化了。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先扩大而后深入革命的意图化为泡影；

鲍罗廷的西北学说流为笑料；武汉国民党根本无力消除蒋介石所造成的分裂 局面，因此他必须摔掉那面已经黯然失色的联共旗帜，步宁方后尘而“清共”；

罗易干的蠢事为汪精卫“分共”提供了话柄。6月13日，汪从郑州回到武 汉，即节节进行“分共”，“集合非共产党的武装同志，将那决议案（指《五

月紧急指示》——引者）宣布，请他们在军队中留心防范”共产党的活动。

2这时中共中央和国际代表还幻想拉住唐生智和汪精卫，进行东征讨蒋，为 此不惜作出了最大最后的让步。1

2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一编第456、457、459页。

问陈独秀：报纸上已经登了，把枪都交给国民党了，这件事你晓得不晓

得？陈独秀听了大发脾气，说你们小孩子晓得什么呵！现在的形势多严重呵！ 国共两党关系快要破裂，交枪是表示合作的诚意。话虽这么说，可他心里“更

不舒服”，常说“究竟叫我怎么领导？我这个领导怎么领导法？”1此时的 陈独秀，象一个迷途的羔羊，陷入了无限的怅惘与苦闷之中。

时提出书面决议，“批评党的中央回避土地革命，独秀大发脾气，碎之 于地”。瞿秋白向会议提出“甚长之书面提议，??

中心问题，仍然贯彻对国民党左派之让步政策”。“独秀看完秋白书面提 议，深以为然，决定请秋白本此提议起草一正式决议案”。230日，中共

中央为了“推迟”3武汉国民党的叛变，通过了秋白起草的国共两党关系十 一条决议案：承认国民党处于国民革命的“当然”领导地位；参加政府的共

产党员，“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可以请假”；“工农民众团体均受国民党党 部之领导与监督”等等4。这个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把一向掌握在共产党

手中的工农团体的领导权也拱手让给了国民党。

7月4日，中共中央常务委员会议。陈独秀强调利用各军招兵之机会， 将农民输送进去，因各军政治部都有共产党员，123

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255、256页。 王若飞：《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96页。 黄?然回忆，1930年5月20日。

这样可使农民武装化。可见这时陈独秀对迫在眉睫的“公共”，依然没 有切实的应变措施。毛泽东提出农民自卫军上山的主张，认办上山可以造成

军事势力之基础，不保存武力，一旦发生事变，我们就没办法。陈独秀认为 枪藏不了的可以上山，但招兵工作应大力去做，他的基本态度是不主张上山

的，即使上山也是为了消极的躲藏。会上有人明确反对上山的；有不置可否， 难以表明态度的。会议虽然未能深入地讨论上山问题，但它表明了以毛泽东

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员开始在探索中国革命的必由之路。

在这次会议后不几天，鲍罗廷提议要陈独秀“去莫斯科与国际讨论中国 革命问题，??指定国焘、太雷、维汉、立三、恩来五人组织政治局兼常委。

自此独秀即不视事”。1两

年以后，陈独秀说他“消极的向中央提出辞职书，其主要的理由是说：

‘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 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

2央“继续限制群众运动的政策，任令一切反革命行为不受惩罚，?? 与以合法的根据”。

并“已在公开准备政变，以反对中国人民极大多数的利益及孙中山先生 之根本主义与政策”。

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但“共产党员 决无理由可以退出国民党，或者甚至于抛弃与国民1

2《告全党同志书》。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98页。党合作的政策”。1 上，手持《五月紧急指示》，逐条地宣读，并大肆渲染、歪曲、蛊惑，

说“综合这五条而论，随便实行那一条，国民党就完了”。会议通过了所谓

“分共”决议案：在第四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之前，中央党部应制 裁一切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各级政

府及军队中有职务者，“自即日起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国 民党党员未经许可，加入他党者，“以叛党论”等等2。

绝大多数的共产党员对武汉国民党的叛变，莫不义愤填膺，他们当然不 会“声明脱离共产党”的。汪精卫却杀气腾腾地说，共产党“既然宣布退出

国民政府，则在国民革命军中，各级政府机关中，亦无须存在”。3到7月 下旬，反动的武汉政府便以血腥的屠杀对付继续留在国民党里的共产党员。

仅国民党武汉市党部就有100余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被杀害。刹时间， 大江南北一片白色恐怖。鲍罗廷、罗易、维经斯基等百余名顾问或工作人员

纷纷离开中国返回苏联。英勇坚贞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自己赖以生存的大地 上，“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毛泽东语）！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土地革命12

3汪精卫：《容共政策之最近经过》。 该日会议速记录。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170、182页。 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不指名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

主义。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十分艰难困苦的历程中，逐步开

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八七会议”，在中国二十年代的革命史上是一次伟大的转折，但“在党

内斗争上造成了不良的倾向，没有让陈独秀参加会议，而把反对机会主义看 成是对机会主义错误的负责者的人身攻击”。1机会主义错误的负责者是谁

呢？毫无疑问，陈独秀是一个，而且他作为总书记是主要的一个，那末中共 中央其他的领导者和国际的代表又怎样呢？对于这个问题，最好是引用当事

人自己的话来回答。

蔡和森在《党的机会主义史》一文里写道：大约是6月底，在一次政治 局会议上，鲍罗廷发表长篇演说，“斯大林主张土地革命的政策是对的”，可

是他所接受的前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的遗产太坏了。“以季诺维也 夫及其在中国的代表（当然包括鲍本人在内——引者）只教我们帮助中国资

产阶级，武装中国资产阶级，未教我们武装工农，准备与资产阶级决裂。所 以现在斯大林的政策难于执行。”陈独秀接着说：“以前季诺维也夫一向教我

们帮助资产阶级，现在斯大林教我们二十四点钟内实行土地革命！”但鲍陈 二人都闭口不谈自己应负的责任，把机会主义的错误，统归于一位在共产国

际第八次执委会上受到严厉斥责的联共（布）反对派的首领之一——季诺维 也夫。

蔡和森还指出，国共关系十一条标志着机会主义的破产，1《周恩来选 集》（上）第172页。

“但这·不·是秋白同志和独秀同志·个·人的责任；秋白主持的决议 和说明中，不过是两个月来（五次大会后）动摇、犹疑、回避土地革命，向

所谓左派让步政策之总结罢了”。又说那时“中央政治局的精神愈益混乱不 振，·大·家·都沉闷得很，又象迷失路途似的。对于每一个问题都是动摇

的，犹疑的”。1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一书里写道：蒋介石叛变 后，“党内没有一致的意见”。“当时·政·治·局·委·员之中，·个·个（以

上着重点都是引者打的）

关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及其责任问题，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第 六次代表大会上引起了讨论。瞿秋白在作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时，说：

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中共中央应负责，而不能诿过于共产国际，还是要 怪我们自己。

中共中央本身，作为总书记的陈独秀的责任，以及他在中国革命历史上 的地位，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力求公允。他说：是否由陈独秀一人负

责呢？大家说不应该，又说他应多负一点。瞿秋白的这段话确是公允的。至 于“诿过”一语是在特定的条件下所说的，可以谅解，今天却不必再做谦谦 君子了。

以上引文中所说的“不是??独秀同志个人的责任”，而是 “大家 都??”，“政治局委员之中，个个都是??”，以及1

2《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第106、107页。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97、98、91页。 陈独秀“应多负一点”等等的论断，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机会主义既然

作为一条路线，那末它的形成、贯彻直至破产，不可能是个人的行为。把路 线错误的过失，归咎于一个人，是英雄史观的另一种反映，同样是违反历史

唯物主义的。一个刚刚创立七年的党，要领导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社 会关系极其复杂的大国的革命，而且又是加入进另一个党里以实现革命统一

战线，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一次革命就能出现成功的奇迹，在世界革命史

上也是罕见的。因此，以上引文中所说的“大家”、“个个”，并非是偶然的

现象，而是与党的幼年性有着内在的联系。 一个幼年党可能犯右的，也可能犯“左”的错误。在二十年代的国民革

命中，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确与共产 国际指导之失误分不开的。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里说：“认识不彻底、

主张不坚决、动摇不定的我，当时沉溺在机会主义的大气中”，这是符合实 际的。但把犯过错的原因说成是“忠实的执行国际机会主义的政策”，却失

之偏颇。至于斯大林所说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政策，无论是在广州时 期或武汉时期，都“是完全正确的”，1则是文过饰非了。其实，“忠实”之

谈，并不忠实；“完全”之说，也更不完全。陈独秀和共产国际及其代表， 在许多观点上是息息相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是在某些问题上表现的

形式不同罢了。对他们都应当采取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

1《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306页。 毛泽东说得好，“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

错误路线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 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犯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

办法，??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

1这就是在分析、批判陈独秀的错误时，应有的正确态度。

{{岔路口的沉思与抉择}} 七·一五“分共”的前夕，陈独秀便隐蔽起来了，地点在武昌一个偏僻

的工人住宅区，和他住在一起的只有黄文容。 此时两人相对无言，一个在深沉的思索，另一个想问又不便开口，沉闷

得很。陈独秀的心情坏透了，以致生了一场病。 一天，陈独秀要次子乔年去找汪原放，并陪他到这里来。

乔年领着汪原放来到了一条深巷里的一楼一底的房前，见门口摆着一张

竹床，一个人面孔朝屋里，头靠着门躺在床上，赤着膊，肩上披着一条粗夏 布的大围巾，手里拿着把芭蕉扇，活象一个拉大车的苦力。等他们两人走进

屋里，躺在竹床上的人说：“来了！”这时汪原放才认出这个“苦力”就是他 相识多年的前辈陈独秀。

陈独秀先问了问汪原放手上的工作，然后说：我打算到上海去，可是对 于那里的情形，一点不知道。我想，你到上海去走一趟，问问孟邹，看我可 去不可去。

1《学习和时局》。 汪原放到了上海，第一件事是同他大叔商量陈独秀回上海的事。汪孟邹

说不要紧，可以来，要啸青（亚东图书馆的职员）陪你一道去把他接来，免 得大家放心不下。

约9月上旬，陈独秀、黄文容、汪原放、啸青四人同乘一艘英国船“公 和”回上海。船上贴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