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布告，大意是国民政府如果在船上捉人，本船概

不负责。四人包了一个官舱，陈独秀扮作病人，戴上风帽，睡在上铺，连吃 饭也在舱里。船靠码头时，他们关起门来，装作睡觉。船过九江时，正值中

秋，月色分外明亮。半夜以后，甲板上人少了，陈独秀出来凭栏赏了一会江 月。

船过了九江，下一个大码头，就是陈独秀阔别多年的故乡安庆了。此时 此景，他心胸郁闷，思绪万千。他是在故乡的土地上开始他的革命生涯的。

自从创办《新青年》以来，他一直在急流中劈浪勇进，回顾他青年时代的伙

伴，有的为革命献出了生命；有的半途而辍；有的同他分道扬镳，甚至成为 他的仇敌。但也是从创办《新青年》开始，他的新战友，新朋友越来越多了，

时代赋与他的责任也更重大了，他的才识越来越不适应革命的要求。现当革 命的转折时期，他本人也被政治急流的漩涡冲到了岸边，使他那沸腾的政治

生活突然之间变得十分宁静，他独自默默地沉思前不久的那些争论不休，“理 还乱，斩不断”的问题。

一路上他躺在上铺很少开口，铁板的脸，紧闭着嘴角，有时喃喃自语， 但也只有一句话：“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他这时虽然只有4

8岁，可他那副沉闷、执拗的神态，已象是一位垂暮之年的老人了。船到了 上海，他们雇了一部汽车，开到彭礼和家。

这时黄文容还和陈独秀在一起住了一段时期。1 陈独秀说：“八七会议以后，中央不许我参加任何会议，未曾派我任何

工作。”2可中央要他到苏联去学习，他拒绝了。 黄文容问他为什么不到苏联去学习。他说：“你懂什么？莫斯科让我去

学什么呵？学中国革命问题？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懂得还是外国人懂得？你以 为中国问题还要请教外国人，难道外国问题也请教中国人，中国人能懂吗？”

3这个说法虽不确切，因为国与国之间是可以互相学习和借鉴的，但他所表 述的基本观点“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是非常浅显而又正确

的。陈独秀之所以拒绝到苏联去，一方面是出于这样的认识；另一方面也反 映了他对共产国际领导中国革命的意见分歧和不满情绪。说到意见分歧，主

要是共产国际一直坚持国共两党合作；而陈独秀却多次提出过退出国民党的 主张。在中国革命处于十分紧急的时期，联共（布）反对派首领托洛茨基也

是坚决主张中共退出国民党的。关于这个问题，陈独秀和托洛茨基在当时并 不曾有过任何的协商或讨论，他们思考问题的角度和路子也并不一致，但结

果不谋而合，这一点对陈独秀以后的政治生涯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共产国际召开第八次执委会时，联共（布）内部的派别斗争达到了白热 化的程度，而且不久托洛茨基便被开除出党，接着被驱逐出境。这个时候陈

独秀如果去苏联的话，以他那火暴性子，决不会说中国革命的失败“不能诿 过于共产国际，还是要怪我们自己”一类的话的。

甚至还会说一些早该退出国民党的话。这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能心 平气和地平等地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吗？很难想象那时他的结局是凶是吉？去

了，什么时候才能回到自己的国家，??因而，他拒绝了，没有去苏联。

1黄文容回忆，1978年3月17日。

2《告全党同志书》。

3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128、129页。

“八七会议”以后，共产党发动了许多次暴动。毛泽东在秋收起义之后， 带领部队上了井冈山，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在复杂激烈的党内斗争中，筚

路蓝缕，一步步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

而陈独秀好似来到了革命的岔路口，他不禁惆怅迷惘，中国革命为什么 失败了，他犯了什么错误，负有怎样的责任，现在是哪个阶级胜利了，中国

社会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又该怎样估量中国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势力，下 一步中国革命该怎样革法，??他依然在思考着政治潮流的方向和流速。陈

独秀这个人是永远不会撒手不问政治的。他经过一番沉思之后，自认为指破 迷津，毅然决然地朝着一条岔路走去了，并终于同他亲手创立的党分手了。

陈独秀传

——从总书记到反对派

陈独秀传（下）

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在20世纪 一、二十年代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第一次大革命的历史上，他都留

下了巨大的足迹，被称为“思想界的明星”、“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慧 星”。

20年代后期，由于主观与客观各种复杂的原因，陈独秀犯了错误；不 久，他又转向托派，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反对派。

从此，这颗“明星”就暗淡下去了。但是，虽然他与共产党的关系发展 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而被开除出党，然而他与党的争论，仍是革命阵营内

部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路线和方法上的分歧，而 且，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若干思想，如“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

在中国革命中反对把“拥护苏联”当作最高原则；落后的中国应注重发展资 本主义经济；人类社会最终将通过和平和民主（而不是通过暴力）过渡到共

产主义等，仍为史学界认真地议论着，而且议论得越来越深入。

本书时限，从陈独秀在1927年“八七”会议后正式离开中共中央领 导岗位起，到1942年逝世止，可称为陈独秀的后半生。在这个时期中，

陈独秀的思想和活动错综复杂，他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与国民党以及民主党派等各种政治势力的关系，都发生了与他前半生不同的

变化。自然，他与托派的关系最深，但是，除了一致以外，二者又有许多矛 盾和斗争。所有这些，都是陈独秀后期历史上的重大课题，几十年来，吸引

着不少中外史学工作者，进行研究和评论，对有些问题的争论还相当激烈， 见仁见智，众说纷纭。

笔者几年来参加了陈独秀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写了几篇 习作，与林茂生协作编著了《陈独秀年谱》，还与京、沪、皖、徐等地学者

一起合作编辑了《陈独秀研究资料》；本书是这些研究成果的一个小结，对 以前发表的论著中的错误和不足之处，凡发现的，作了纠正和补充。

本书在收集资料和撰写的过程中，得到了李新、史洛明、陈铁健、张永 通、刘传学以及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热情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大革命失败后的彷徨与思索瑕瑜共有的意见取消主义的开端 是太平洋的急潮怒号， 是喜玛拉雅山的山鬼狂啸；美满的呀、美满的人间，

已经变成了苦闷的囚牢！我的灵魂飞上了九霄， 俯瞰人间的群众颠沛如涛；宛如被射了双翼的群雁，

垂死的哀鸣，血泪滔滔。那畜辈的良心早泯，只知把民众作肉食血饮；

我们要恢复固有的幸福，

呀，但有我们自己的觉醒。

……

这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时，陈独秀编辑《革命文学史》一书时，在 卷首写的一首《献诗》。诗中表现了陈独秀对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屠杀人

民罪行的满腔悲愤之情，真是惊天地，泣鬼神。

“八七”会议后，陈独秀正式离开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

9月10日，他和秘书黄文容（又名黄?然）以及汪原放、陈啸青化装 后秘密登船，前往上海。到沪后，住在江西北路福生里（今罗浮路）酱园弄

一幢三层楼的房子里1，过起了漫长的地下生活。

9月下旬，中共中央也迁到上海。瞿秋白同志亲自去看望他，并调黄文 容到中央宣传部工作，协助郑超麟出版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

当时，陈独秀虽犯有严重的错误，并一再拒绝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决定（指 赴苏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中共中央对他还是尊重的，“并没有把他当敌人看

待。中央并没有给他处分，他的待遇还是同往常一样”2。

而其他有些中央领导同志，因领导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失败，先后受 到各种各样的处分。

尽管如此，陈独秀这时的表现，还是比较消极的：一方1

2《关于八七会议的回忆——访问李维汉同志谈话记录》，《党史研究》

1980年第4期。 汪原放：《陈独秀和上海亚东图书馆》（刘建整理），《中国社会科学》1

980年第5期；郑超麟致笔者的信（1980年10月8日）。汪原放是 陈独秀好友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的侄子。陈啸青是党在武汉开办的一个纸

行（党的地下机关）的经理。大革命失败时，陈独秀和秘书就隐蔽在纸行的 楼上。

面，对于大革命的失败，他因自责而陷于深深的苦闷之中，如他自己所 说：“自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遭受了悲惨的可耻的失败后，我因亲自负过重

要责任，一时实感觉无以自处，故经过一年之久，我差不多完全在个人的反 省期间。”1另一方面，他拒绝共产国际和党中央要他去苏联“讨论中国革

命问题”的决定；《布尔塞维克》出版时，瞿秋白叫他写文章，他只写些“寸 铁”一类的短文，署名“撒翁”，可见他的情绪。

他整天埋头于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问题和音韵学问题。 这是他个人学问爱好所在。当时有人到他家去，寒暄几句后，他就把这

个问题提出来：遇见湖北人时，他问这几个字湖北音怎样读；遇见广东人时， 又问那几个字广东音怎样读，等等。对于他进行这项文字研究工作有种种议

论：有人认为他像《汉书》中的曹参为相一般，人家去见曹参有所建议，曹 总是醉人以酒，以堵塞建议者之口。陈独秀也是故意以文字学的研究来回避

政治问题，并掩盖他在党的路线政策问题上与中央的分歧。因此，不少人果 真以为他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了。2

有人还认为他像历史上有些知识分子出身的政治家那样，在政治上受挫 或失意之后，到纯学术的领域中去寻找精神寄托。历史上的这类人物，有的

还在学术上取得辉煌的成就，也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陈独秀在文字 学研究领1

2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柯柏年谈话记录》（1980 年6月29日，唐宝林整理）。

陈独秀：《答国际的信》（1930年2月27日），《无产者》第2期。 域中，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因为不管人们对他从事这一研究工作的动

机作何种猜测，谁也不否认，他对这项工作的确达到了入迷的程度，并且一 年以后，即1929年3月，终于写成《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一稿。此稿分

五部分：（一）自序及说明；（二）北京话；（三）汉口话；（四）上海话；（五） 广州话。陈独秀还请邓颖超校核北京话，项英校核汉口话，沈雁冰和陆缀文

校核上海话，杨殷和罗绮园校核广州话1。 陈独秀为什么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问题？他在《自序》中说，用现在的

文字——衍音的象形字，“不能够使多数人识字写字”，“加造新字很不自 由”；还由于中国文字长期以来被官僚文人用来作八股文，“所以一用现在的

文字，代表现在的语言，叙述现在的生活，便自然感觉到中国的文字已经破 产了”。“文字只是代表语言的符号，中国许多语言只能说出，不能写出，它

不成了有语言而无文字的国家！”他还指出，现在有许多人努力平民识字运 动，但所谓平民千字课丝毫不曾注意平民日常生活之所需，所以其中平民日

常所必需的字，百分之九十都没有，“教他们识了这些字又有什么用处！”

当时我国文字改革运动的阻力很大，只做了一些注音字母的工作。但陈 独秀认为当时的注音字母还不如日本的假名便当。他指出：“注音字母不能

通行，自然原因很多，而其自身缺点太多，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尤其是制造 注音字母的人们，既然没有把它做成拼音文字的决心，而又要用拼音文字1

何之瑜：《独秀丛著总目》附注。转引陈独秀：《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及其 他》，1949年8月商务印书馆清样搞。该稿在上海解放后没有出版。

的方法，方法太简陋，不成其为拼音文字，所以弄得不三不四，自然没 有人肯用了。”为此，陈独秀决心率先向旧的传统宣战，为后继者扫除前进

的障碍。他说：“有人讥笑制造拼音文字的人，是想做仓颉第二，其实想做 仓颉第二并不是什么可以被人讥笑的事；中国文字当然不是什么仓颉一人所

造，是从远古一直到现在无数仓颉造成的，今后需要许多仓颉来制造新的文 字。”

他表示自己“贸然做这本书，??十分冒险，所以希望许多有志做仓颉 的人们，加以讨论，纠正，并且有实际的运动，使最近的将来，中国真有一 种拼音文字出现”。

在《说明》中，陈独秀讲了为什么不用当时流行的国语，而用四种地方 话做标准语，主要是他认为当时中国还不曾达到国语成立时期，“现在的所

谓国语，或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