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普通话，人为的性质太过份，离开实际语言太远了，它不 能够叫做国语”；一种国语必须有一个地方语做标准，现在真正国语未成立
以前，应该以有最大影响的地方语作标准语来过渡。于是他采用了北京、上 海、汉口、广州四个地方语。他说：“这四个地方都是中国产业中心或政治
中心的最大都市；这四个地方语，确能代表全中国大多数人的实际语言，并 且它们都有相当的文学作品。”
《草案》内拟定的单声母和单韵母共43个，采用的字母形体“大致是 比较最完备的国际音标，但也有小小增改的地方”。尤其是因为“中国结合
声母的语音特别发达，国际音标不尽适用”，于是，陈独秀依据音理参照国 际音标及各国字母，创造了九个结合声母及三个单声母1。
此稿完成后售给商务印书馆，该馆主持人与国民党当局关系甚深。陈独 秀当时是国民党通缉的“共党首领”，该书自然不可能出版。但陈独秀毕竟
非一般作者，于是张菊生、王云五、胡适之，傅孟真、赵元任等共捐赠稿费 千元，使陈独秀得以维持了一段贫困的生活2。
其实，陈独秀的消极是表面现象，他的内心却奔涌着革命再起的怒涛， 如他在《革命文学史》一书卷尾写的《致读者》一诗中呐喊的那样：
快放下你们的葡萄酒杯，莫再如此的在昏迷沉饮； 烈火已将烧到你们的脚边，你们怎不起来自卫生命？呀，趁你们的声音
未破，快起来把同伴们唱醒；趁你们的热血未干， 快起来和你们的仇敌拚命！在这恶魔残杀的世界， 本没生趣之意义与价值可寻；只有向自己的仇敌挑战，
就是死呀，死后也得安心。1
2何之瑜：《独秀丛著总目》附注。《何之瑜致胡适的信》（1948年
1月7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下）第306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陈独秀：《中国拼音文字草案》，手稿。苏维埃的列宁永生，孙中山的精
灵不冥；热血未干的朋友们呀， 莫忘了你们尊贵的使命！
因此，他一直密切注视着政治局势的发展，认真阅读党的文件，紧张地 思索革命面临的各种问题，并将自己的意见经常写信给中共中央。
那么，他的意见是什么呢？ 首先，他不同意“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方针，
主张在敌人的疯狂屠杀面前，实行完全退却和防御的策略；“工农运动不要 有所动作”，要动，也“应偏重经济的斗争”，如“不交租，不完粮，不纳捐，
不还债”，尤其“不可存‘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1。
陈独秀之所以持此意见，是基于他对大革命失败及失败后革命形势处于 低潮的认识。陈独秀在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时，曾写信给中共中央，
说“国民党政权决不会像你们所估计那样快的崩溃，群众的革命情绪也不像 你们所估量的那样高昂”2。他不同意当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认为大1
2《陈独秀致中共中央的信》（1927年11月11日）。《关于中国 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8月5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
料》（三），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陈独秀致中共中央的信》（1927年11月11日）和《中共中央 常委给陈独秀的复信（1927年12月9日），《中央政治通讯》第14期。
另参见蔡和森：《论陈独秀主义》，《布尔塞维克》第4卷第5期。
革命失败后的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是直接革命形势”1的观点。 他还说服一些人同意他自己的意见。有一天，王若飞到他家拜访。陈便向王
谈了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向下落”的看法。王开始不赞同陈的看法，认 为革命是“向上涨的”，于是争了起来。陈问王：“这几天上海的外国兵大部
分撤退回国，你以为中国革命还在高涨时候，帝国主义肯把军队撤退么？” 这么一问，使王若飞恍然大悟起来，回去起草了一个“江苏省委决议案”的
文件，批评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央“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这个议决案未及 省委通过，王即赴苏参加“六大”，但它被莫斯科中山大学译成俄文，当作
中国问题材料散发）。2
但是，陈独秀生活在上海，只能根据他视野所及的一些现象和国民党报 纸的报道，来判断革命形势，看到的主要是革命力量和各地武装暴动在城市
中的失败，因此，不免流于肤浅和片面。当时，毛泽东也认为革命形势处于
低潮，但是由于他斗争在第一线，因此他对这个问题就看得更加真切，更加 深刻。他说：“现在全国是反革命高涨时期，被打击的中间阶级在白色区域
内几乎完全附属于豪绅阶级去了，贫农阶级成了孤军”；“我们一年来转战各 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
之后，才慢慢地起来??。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1
2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王若飞当时是江苏省委常委。
《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案》（1927年11月8日），《中 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
生活的终了。”1更重要的是，在领导秋收起义和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 地的斗争实践中，毛泽东不仅看到了革命的低潮形势，而且看到了“星星之
火，可以燎原”，“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的希望和 可能。由此可见，陈独秀的“低潮观”与毛泽东的“低潮观”，在本质上是 不同的。
前者得出了革命应该全面退却的取消主义结论，后者则从中国政治经济 发展不平衡造成革命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出发，主张把城市的防御与农村
的进攻结合起来，坚持革命的武装斗争。
其次，在某些问题上，陈独秀还保持着比较清醒的头脑。 例如，他在1927年11月11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对此时“所有
政治的经济的政纲，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十月革命的政纲”，表示怀疑，认 为与“国际屡次决议案”所说的“民族革命”不同，“现在的革命性质及吾
党政纲急须确定，应迅速由中国党起草送国际批准。”12月13日，即广 州起义时，他给中共中央的信，对广州起义采用“‘工农政府’、‘独裁政府’、
‘苏维埃政府’这些口号”，表示“我殊不以为然”，其理由是“苏俄政制精 义是无产阶级独裁，离此，则苏维埃并无特殊意义”。这些意见表明，他当
时仍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主革命。他甚至赞成举行广州起义：“广州暴 动，无论成败我们都应该做！这是毫无疑义的。”并积极地建议：“在广州的
非战斗员悉数遣到有农民暴动之可能的地方迅速促其暴动，此事一刻也不能 延搁??不如此，则不独广州孤立不能1《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
（合订本）第69、76、77页。 持久，并且广州一旦失败，我们什么都得不着。”“可以在赞成土地革命
的条件之下，与任何国民党一派或个人党外合作。
…… 即谭平山1如以国民党地位或另组他党而能从事土地革命工作，我 也不可以加以排斥。我们不可持‘党外无党’的谬见”。这些意见，应当说
是难能可贵的。可是，以后陈独秀在转向托派、反对“六大”路线时，却背 弃了他的这些正确主张。
当时，中共中央在给陈独秀的回信中，否定了陈的错误主张，坚持了“八 七”会议制定的武装斗争的方针，指出：
“发动工农的经济斗争，以引导到政治暴动是非常之必要，而且是唯一 的方针。”“农民群众在现在阶段，已经分不开经济与政治的。所以以‘四不’
口号（不交租、不完粮、不纳捐、不还债）发动农民群众是非常之对，非常 之必要；然而由此便必须走到暴动，??接下去立刻就是政权问题。”“只准
备做经济斗争，而不要指出政权的目标，这就不对了。”“如今经济上改良的 可能非常之少??非工农自己取得政权是不可能得着改良的。”2但是，此
时的中共中央也有许多错误的认识和政策，包括陈独秀信中提出的那些问
题，以至这些错误的认识和政策发展成“左”倾盲动主义，并一度统治了党 的中央领导机关。
在给人以醉心于文字学研究印象的同时，陈独秀把上述1
2《中共中央常委给陈独秀的复信》（1927年12月9日）。 当时因领导南昌起义失败，被开除党籍，然后参加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
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的活动。 这些意见不断写信贡献给中共中央。但是，他的错误意见，当然不被接
受；正确的部分，则由于中共中央正在盲动主义错误统治时期，也未被采纳。 在此期间，陈独秀的次子陈乔年，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时常来
看望他。乔年同情父亲的遭遇，也赞同父亲的某些意见。但他对父亲与党中 央之间的矛盾，很感为难。有一次乔年劝告陈独秀不要再给党中央写信了，
因为中央里有些人把他的意见“当作笑话到处宣传”1。于是，陈独秀听了 乔年的话，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不再给党中央写信，直到1929年7月中
东路事件时，他才按捺不住，又动起笔来写信给党中央。但是，在这段时间 里，他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思考，始终没有停止过。
“中国革命应由中国人领导”拒绝参加“六大”担负的历史使命，而陈 独秀又是大革命时期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大革命失败后，对中央路线也提
出过重要意见，所以被共产国际和党中央列为特邀代表参加大会。可是这次 与“八七”会议相反。那时他人在武汉，本可以参加会议而未被邀请。这次
特邀他参加，他却坚决拒绝了。
党中央为了争取他赴苏参加“六大”，做了许多工作。除了共产国际代 表和中共中央领导人瞿秋白等亲自邀请外，还1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
题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8月5日）。
通过与他关系亲近的人劝说他，如王若飞、郑超麟、黄文容等，但都没 有做通他的工作。为什么陈独秀如此坚决地拒绝邀请？是否像王若飞为他担
心的那样，怕苏联“正在反对托洛茨基，他去时一定坚持自己的意见，反对 国际的意见，那时人家一定为了打击托洛茨基原故来打击他”？这种担心对
陈独秀来说，也不是不可能有的，但其主要的原因：第一，是他日益滋长起 来的对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不满情绪。他认为中共中央是在排挤他和谭平
山两个老人1；尤其在大革命失败的错误和责任问题上，他不满意共产国际 文过饰非，把他当替罪羊，作为右倾投降主义的代表来批判，甚至出现“某
些超过事实的指摘”。他承认，他没有这种“万方有罪在予一人”的雅量2。 第二，他自己解释不赴苏的原因时，很强调“中国问题要由中国人自己
来解决”。他曾提出：“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并认为大革命失败 的错误主要责任在国际身上；而国际之所以错误，在于外国人不了解中国的
情况。他曾反问当时劝他赴苏的人说：“中国人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还是外 国人了解？我是中国人，我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到
莫斯科去研究？”3所以，不管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如何决定，叫他去苏联
123黄?然：《党的“六大”前后若干历史情况》。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
黄?然：《党的“六大”前后若干历史情况》，《党史资料》（丛刊）19
79年第1辑。 学习也好，研究中国问题也好，参加“六大”也好，他都一概拒绝。 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有人称他是“怪
杰”。他有高度的政治敏感和顽强的个性，常常能提出一些惊世骇俗的见解
（自然，也有些是奇谈怪论）。
“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在当时，提出这个想法，无疑是大胆 而深刻的。因为，当时党内几乎没有人怀疑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领导，也
不敢怀疑。而恰恰在当时及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
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1。可惜的是，陈独秀不是个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思想纵然经常能迸发出闪光的火花，却提不出正确
而完整的理论和路线，同时又不承认后来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开辟的中国革命 的正确道路。所以，他自己一直未能实行“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 的愿望。
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隆重举行。这次大会，制定了反帝反封建、实行土 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纲领，批判了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盲
动主义的错误。大会在批判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时，不仅批评了陈独秀，还批 评了国际代表鲍罗廷、魏经斯基、罗易等。共产国际虽然未作自我批评，但
1《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国 共产党第11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