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也认可了中国方面对其所派代表的批评，并在组织上采取了一定的措 施，从此改变了由外国人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体制，而改为中共中央

在共产国际设立常驻机构——中共代表团，以此来指导国内共产党的工作。 大会就陈独秀对大革命失败应负怎样的责任，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王若

飞对陈独秀的错误比较注意实事求是，他曾在1927年11月中共中央扩 大会议上，反对不让陈独秀参加那次会议；在“六大”选举中央委员会时，

甚至提名陈独秀当候选人。1由于他和其他一些同志的工作和斗争，瞿秋白 在《政治报告讨论后之结论》中说：“是否责任由他（注：指陈独秀）一人

负呢？大家说不应该，又说他应多负一点。他的思想是有系统的，常有脱离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政治意义上说，是他要负责的。??但当时的中

央政治局是和他共同负责的。至于过去，则“五四”运动的《新青年》杂志

以来，他对中国革命有很大的功绩。 现在只能说他个人做了错误，在政治上，机会主义应由政治局负责”。

2不仅如此，“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在写到这个问题时指出，大革 命时期的机会主义是发生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甚至没有采

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

应该说，这个“结论”和“决议”，对于陈独秀来说，是比较公道的。 而且，“六大”制定的路线，与他1927年11月12“六大”记录。

李培之：《飞度关山的人——回忆王若飞同志》（李小丁整理）《人民日 报》，1982年1月8日。

致中央的信中的基本思想也是吻合的。所以，当王若飞从莫斯科写信告 诉他“六大”的情况，劝他不再消极，站在“六大”路线上重新工作时，他

比较平静。后来他还承认：“幸而六次大会对于盲动主义命令主义及革命高 潮之盲目的肯定，和对机会主义一样，加以相当的矫正。”1所以，当那些

别有用心的人鼓动他起来反对“六大”选出来的党中央时，他就明确表示拒 绝。因此，“六大”以后他对于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对立情绪，不说是完全

消除，也理应有所缓和。在拒绝参加“六大”时，他曾表示再不参加党的领

导工作，不为自己辩护，也不出面批评别人，可如往常为中央刊物多做些短 篇文章；如果第六次大会成绩不错，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将不持反对态度

2。“六大”以后，他本来是应该履行诺言，继续跟着党前进的。当时的党 中央也是这样认为的。“六大”期间，斯大林接见中共领导人时，曾担心陈

的对立情绪，会导致他另行办报和另行组党，进行反对派的活动。中共领导 人还为他辩解说：没有可能3。然而，陈独秀毕竟在大革命失败的根源和责

任问题上背的包袱太沉，又对自己取消主义的意见太自负，所以经不起托洛 茨基主义这一外来因素的刺激，他终于动摇了。他的历史也就发生了根本性

质的转折。123同2第425、426页。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第366、367页，现代史料编刊社

1980年版。

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8月5 日）。

没有陈独秀的“陈独秀派”托陈取消派的胚胎在叙述陈独秀与托洛茨基 主义结合之前，先要交待一下存在于陈独秀身边的派别活动，因为它对这个

“结合”起了催化剂的作用，而且以后成为托陈取消派的胚胎。 这种派别活动，发端于大革命失败之后不久。参加这个活动的人，都在

大革命时期到“六大”以前，担任过中共中央或地方党组织的领导职务。例 如彭述之先后任中央宣传部部长、顺直省委书记和北方区委副书记，其妻陈

碧兰在中央妇女部工作，并兼上海区委妇女部书记。尹宽先后任山东地委书

记、中央局秘书、江浙区委书记兼宣传部长、安徽省委书记。 何资深做过湖南省委组织部长及书记（毛泽东之后）。

郑超麟长期担任中央宣传部秘书，编辑中央机关报《向导》、《布尔塞维

克》，还做过中央出版部部长。蔡振德做过湖北省委委员、江苏省委委员。 马玉夫做过上海区委委员兼码头工委书记、江苏省委委员。刘伯庄任过北京

地委书记、北方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顺直省委“前委”书记。任旭（任 曙）先后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湖北省委代理书记。陆沉是安源地委书

记、中央农运委员、湖北区委农民部长、省农协委县长、江西省委书记，等 等。

“八七”会议，实际上撤了陈独秀的职。这些人对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 推在陈独秀一个人身上不满，于是，就自称“陈独秀派”，进行反对瞿秋白

为首的新中央的活动，企图恢复陈独秀在党内的领导权。但是在“六大”以 前，由于这些人还担任着各种领导职务，不少人还在外地，所以，他们的活

动比较和缓，比较隐蔽，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之所以如此，还有一个重要 的原因是，陈独秀本人不支持这种活动。据郑超麟说，他们曾争取陈独秀来

领导他们的活动，但陈表示“不参加，而且反对这种活动”；“他是希望秋白、 亦农等人，同他一般客观，坦白，大公无私，可以渐渐接受他的意见，而恢

复过去的工作精神”。他甚至“相信莫斯科是真诚革命的，虽然对于中国问 题认识错误，将来在事实证明之下，仍能觉悟而接受他的主张”1。他自信

给中央信中的那些意见是正确的。若从个人品质作风上来衡量他，从任党的 总书记时起，就把反对他的人和拥护他的人看成是一样的工作同志，把一切

党员都视为他的群众，从不拉拢一部分拥护他的人去打击反对他的人。

“六大”以后，瞿秋白、王若飞、张国焘被留在莫斯科学习和工作。总 书记向忠发、宣传部长蔡和森等人回国。但不到一个月，实际主持中央工作

的蔡和森，因“六大”前的工作错误被撤销职务，再加上不少中央委员牺牲、 叛变、消极，李立三就由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正式委员，并任宣传部长，实

际主持中央工作。在这种混乱的形势下，彭述之等人看不起新的中央领导人， 而且他们自己又都在“六大”前后，先后失去了党内重要职务，于是，他们

纷纷聚集到上海，又积极地活动起来。

首先是汪泽楷，他参加“六大”后一回国，就去看望陈1郑超麟：《回 忆录》，1945年手稿。

独秀，报告了“六大”情况，然后鼓动陈与他们一起起来反对中央。但 是，陈独秀断然拒绝：“我不来，我要来时就另外创造一个新党。”

“创造新党”的想法，最初是张国焘提出的。1928年2月至4月， 正是“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时期，张国焘几次拜访陈独秀，建议组织“工农

党”，以摆脱瞿秋白为首的中央领导，摆脱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束缚。据张 说，陈对此“大感兴趣”，认为是“合情合理地改变党内现状的要图”。但他

同时考虑到种种困难，提出须慎重。后来因盲动路线结束，中央准备召开“六 大”而作罢。陈独秀预料“第六次代表大会能改正瞿秋白的这种明显的盲动

错误”1。“六大”的结果，在大的方面自然是无可非议的，因此，他暂时 没有“创造新党”的念头，更反对为了恢复自己的领导权，团结一部分亲近

的人，在党内进行秘密的小派别活动。李维汉说他是我党早期犯错误领导人 中，少数几个不搞阴谋的人，的确如此。但是，汪泽楷和郑超麟却认为在党

内为争夺领导权而斗争是应当的，但另外创立一个新党则是大逆不道。其实， 这恰恰反映了这个没有陈独秀的“陈独秀派”的活动是很不光明的。郑也承

认，我们这时反对中央，“与其说有甚么路线或理论的斗争，宁可说只有人 事的斗争。我们仍未抛弃恢复陈独秀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幻想。”2所以，周

恩来在分析这帮人与托派结合原因时指出：“大革命失败以后，许多国共合 作时代的动摇分子，12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365、367页。 有脱离工作的，有坚持地方观念的，有固执自己错误的，这些在组织上

并未克服。他们专以个人的小问题闹无原则的纠纷，而反对派就抓住了这些

不满意党的路线的分子，利用这种无原则的斗争，以进行其反党的活动。”

1这个“陈独秀派”参加的一个重大活动是所谓“江苏省委独立事件”。 省委书记项英的支持下，对抗中央派人加强省委领导的措施，宣布“独

立”。据郑超麟说，这次事件“不是甚么原则的冲突，而是人事的斗争”2。

不过为了宣传他们“独立”行动的“正当”性，以争取党内的同情，他们也 寻找了一些借口。

“六大”后，中共中央为了执行“夺取群众”的中心任务，决定全力整 顿全国各重要区域的产业支部，并把江苏的工作放在第一位，因为江苏有全

国最大的产业区域经济中心——上海，有全国最大的政治中心——南京。中 央决定派一个政治局委员去做江苏省委书记，以扩大省委的力量。江苏省委

同意中央视省委力量薄弱的观点和应该加强的意见，但反对中央派人去当省 委书记，也反对中央由别处调人去加强省委，主张从江苏省内部找干部。中

央批评了省委的地域观念后作了妥协，同意省委的意见3。123李立三：

《江苏问题与全体党员应有的认识——在各省来沪代表会议上的报告》（1

929年1月15日），《党内生活》第5期，1929年2月19日出版。 郑起麟：《陈独秀与托派》，手稿，1980年8月。

周恩来：《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周恩来选 集》（上卷）第46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接着，中央发现省委在上海邮务工人罢工中工作薄弱，于是决定在即将 发动的上海法租界电车工人罢工斗争中，组织一个行动委员会来指导这次罢

工。此委员会由中央、省委、共青团、全国总工会、上海总工会共同派人组 成，又遭江苏省委反对，认为这个委员会“妨碍了江苏省委的职权”。这样，

中央便派巡视员李维汉视察了江苏的党组织和工会。李视察后提出两个解决 江苏省委的办法：一、以中央兼省委，撤销省委和上海市委，将省委干部分

到区委，再从别处调二、三同志，加强区委；二、中央不兼省委，而分一部 分人组织省委，同样将省委分到各区。但是，这两个解决办法，中央正在讨

论时，江苏省委就表示，无论中央怎样决定，一概不接受，宣布“独立”， 与中央脱离关系，拒绝一切指示，拒绝中央巡视员巡视，并指示各区委转移，

使中央找不到他们；同时，向在沪各省部代表进行宣传，企图联合反对中央

1。因为当时江苏省委的经济有独立的来源，不需依靠中央接济；他们还能 单独与外省党组织通信，有可能联络某几个省委起来响应，壮大声势。

江苏省委制造的借口是：现在的中央被“广东派”及“旧中央派”把持， 解决江苏及各省问题是“抢地盘”；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仍是“盲动主义”，

只专注农民，忽视工人；中央经济不公开，中央委员生活奢华等。

搞宗派活动的人，往往用宗派观念观察别人，观察一切1李立三：《江 苏问题与全体党员应有的认识——在各省来沪代表会议上的报告》（192

9年1月15日）。 问题，这是个典型。明明自己要搞“独立王国”，对抗中央，却反咬一

口。另外，当时“盲动主义”或“左”倾错误即使有，也主要表现在留恋城 市，轻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决不是相反——“只专注农民，忽视工人”。

所以，中央批评他们的借口“全是造谣”，是用“派别观念”和“封建思想”、

“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和极端民主化”观察中央；攻击中央“盲动主义”， 则本身就是“不动”，是对大革命失败的悲观，动摇1。

江苏省委的这种观点和行动，与“陈独秀派”基本一致。 所以，省委委员中的两名“陈独秀派”分子蔡振德和马玉夫竭力推动这

个“独立”事件的发生，而且在“独立后”，又通过他们，找更多的“陈独 秀派”帮助，特别需要宣传方面的帮助，因为他们“缺乏摇笔杆的人”。于

是，李富春亲自到郑超麟家，请郑出山，答应以后让郑做江苏省委宣传部长。

郑对宣传部长无多兴趣，但欣赏他们的行动，一口答应帮忙。 郑超麟、彭述之、刘伯庄、汪泽楷、蔡振德、马玉夫等几位主要的“陈

独秀派”分子，就聚集到蔡振德家好几天，听蔡讲述“独立”经过，然后为 江苏省委起草了几篇宣言和议决案。

但是，这些文件一篇也未用，据郑超麟说，因为都超过了项英、李富春 等人的政治界限。

这个事件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对省委做了深入细致 的说服教育工作，并召集外省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