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于六次大会根本路 线十分不满。”1实际上，他转向托派后，否认一切暴动，包括“南昌暴动’、

“秋收暴动”、以及他原先肯定的“广州暴动”。但在转向托派前，他对“六 大”路线却没有不满的表示，甚至在“八·五”信中，还肯定“六大”对盲

动主义和命令主义“加以相当的矫正”。现在，他把党认为“六大”后革命 形势复兴，攻击为“左”的形势估计；把坚持农村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

地，攻击为机会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把利用军阀混战发展革命势力， 攻击为“军事投机”；把不接受他的“国民会议”等合法运动主张，攻击为

“召回主义者”2，等等。总之，他认为党的错误，已“不是枝节的局部的 问题”，而是“整个的机会主义政策”；中共中央“至今还没有一点政治自觉，

而且日益倒行逆施，无可救药了”3。所以他一再号召全党同志毫不隐讳地 站在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国际反对派旗帜之下，来“拯救党”，“拯救中国革

命”。他这种所谓反“左”，与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等所进行的抵制和纠正“左” 倾错误的做法，是根本不相同的。所以，我们不能因为陈独秀也反“左”，

就看不清他犯的取消主义和分裂主义错误的实质，更不能把他与当时党内一 些同志站在正确原则立场上反对123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

年12月10日）。

“召回主义者”即“召回派’，是1906年俄国革命低潮时期布尔什维 克内部产生的“左”倾冒险主义派别。他们反对合法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

拒绝在工会和其他合法团体中进行工作，宣称只有走上街垒的人才是革命 者，主张召回国家杜马（俄国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

“左”倾错误的斗争混淆起来，从而否定中央对他的处理。 总而言之，1929年的陈独秀，是被中共中央开除出党的，同时也是

他自绝于党，自绝于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他分裂党而被党开除，取消革命而 被革命取消，离开人民而被人民抛弃，这是合乎逻辑的结果。陈独秀的悲剧

是，在他被迫接受这种结果的时候，还以为自己在真诚地寻求救国救民和继 续革命的道路，并且自认找到了这条道路。这一点，是值得后人深思的。三

领导托派活动拒绝入托“三条件”组织“无产者社”以陈独秀为中心的托派 小组织，正式成立于1929年9月。

原先，陈独秀等不打算单独成立组织，而准备加入“我们的话派”或者 两派合并。

但是，“总干事会”的主要成员以水泊梁山上白衣秀士王伦的眼光，来 看待陈独秀等人的投靠行为。他们不但不欢迎，“而且很厌恶”，并且认为这

是“没有出路的老机会主义者向我们托派投机了”。1他们抓住陈独秀在中 东路问题上提出的“误国政策”，“坚持工农民主专政”2，“迁就‘六大’

议决12他们把陈独秀提出的“无产阶级贫农专政”当作“工农民主专政” 来批判。

《双山回忆录》第143页。 案”1“三大错误”，说陈独秀“还在坚持二次革命论的机会主义观点”

2。为此，他们采取了“揭穿那些机会主义领袖们的‘卑鄙动机’，争取下 层群众”的对策。3陈独秀起先同意个人分别加入“我们的话派”的方案，

但是彭述之、尹宽坚决反对，认为他们“都很年轻，没有政治经验，不能领 导我们这些参加过大革命的老干部，只能受我们领导”4。尹宽提出两派在

平等基础上实行联合的办法。恰在这时，在苏联的秘密托派刘仁静、王文元、 吴季严（陈独秀的外甥）回到国内。王、吴在党内隐蔽下来，分别在中共中

央组织部和宣传部任干事，刘则向中央代表恽代英公开表明托派观点，在党 外进行公开的托派活动。刘仁静回国时曾绕道土耳其拜见托洛茨基，托亲自

起草了中国托派的“政纲”5，由刘带回中国。

托还给刘起了“列尔士”（lels）假名，委他充当托洛茨基与中国 托派之间的“通讯员”，所以他回国后即以“老托代表”自居，调解“我们

的话派”与“陈独秀派”的关系。

刘仁静在建党初期一度是团中央的负责人，与陈独秀的关系很密切。俩 人还一起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12345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 第238页。

区芳：《反刘仁静政纲》。郑超麟：《我所知道的中国托派早期历史》，手 稿。

《双山回忆录》第143页。 区芳：《反刘仁静政纲》，《我们的话》第15期，1930年3月出版。

陈在1929年10月10日致中央信中说：“我在八月五日写给你们

那一封长信，是用了合法手续，很委曲求全的极力迁就在第六次大会的议决 案范围内，向党建议，希望有相当的补救。”

表大会。这次刘回国后，住在法租界一个公寓里。郑超麟和尹宽去看他， 并讲述了他们和陈独秀转向托派的情况。然后，刘与郑约好，在东有恒路余

庆里的郑超麟家中，会见陈独秀。

这幢房子是新租的，除了郑家，还有蔡振德家，成了托陈派新的活动中 心，起初是非正式聚谈，后来就正式召开会议。陈独秀与刘仁静相隔多年后

再次见面，有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共同语言，双方谈得很投机。刘仁静当场出 示托洛茨基写的三个文件：一个是他在土耳其拜访托洛茨基时，托特意写的

《中国布尔塞维克列宁主义派（反对派）的纲领草案》1；第二件是《中国 革命的总结与前瞻》；第三件是《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都是

俄文打印稿，比先前所传的中文译镐完整准确。当场决定，由刘仁静与郑超

麟分工翻译，收在《中国革命问题》第二集中正式出版。谈到托陈派与“我 们的话派”关系问题时，陈独秀委托刘向“总干”表示：他（陈独秀）将公

开承认大革命时期的错误，接受托派的理论和策略；提议双方共同组织“联 合委员会”。2刘仁静表示愿意转达，并建议两派代表直接谈判。几天后，

就举行了这次谈判，托陈派代表是陈独秀和尹宽，“我们的话派”代表是史 唐和宋逢春。谈判是在法租界一幢两层楼的房子的楼上进行的，那是尹宽的

家。刘仁静把史唐和宋逢春领来后，列席会谈。据宋逢春回忆，那天陈独秀 穿一件墨绿色哗叽长衫，前额已经12区芳：《反刘仁静政纲》。列尔士：《反

对派统一运动的前途》（油印小册子）。列尔士：《答我们的话派》，《十月》 第1期，1930年3月30日出版。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238页。 光秃，两边尚有黑发，小眼睛很有精神，面色黝黑，一副教授学者的派

头。人到齐后，陈就拿出几块钱来，从饭店叫来几盘菜，边吃边谈判。当宋

逢春问陈独秀大革命失败情况时，陈摇摇头说“很惭愧”，接着说：“唉，老 毛子懂什么，懂什么！”听刘仁静介绍莫斯科回来的青年托派，大多数生活

问题没解决，睡水泥地，穿单衣，像野狗一样到处蹭饭吃，抽香烟屁股，但 还是坚持干“革命”。陈独秀说：“他们这帮年轻人，与我们老干部比，了不

得！”1当谈到正题时，陈独秀向“我们的话派”提出两条要求：（一）提供 材料，主要是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文章和文件，共同讨论问题；（二）托

陈取消派全体成员加入托派组织2。史唐和宋逢春表示接受这两条要求，但 需经“总干”研究决定后作出正式答复。但是，在具体对待托陈派的做法上，

“我们的话派”的“总干”，也发生了分裂。梁干乔认为中国托派中，只有 他和刘仁静受过托洛茨基的接见，而他在苏联加入托派时见到托洛茨基，比

刘还早，因此他代表中国托派的“正统”，是当然的领袖。他害怕陈独秀等 一批老干部加入进来，会危及他的这种地位，所以，他和张师（1929年

初接替陆一渊任“总干”宣传部长）视陈独秀等人要求加入反对派是“阴谋”， 是“企图消灭反对派”，因而主张“不要理他们”；区芳、史唐、张特则要求

他们在承认“我们的话派”“正统”地位的前提下，“分别地而12区芳：《反 刘仁静政纲》。

访问宋逢春谈话记录（1985年10月12日，唐宝林整理）。 非集体地经过审查，加入它的组织”1；宋逢春因为在与陈、尹谈判时

就表示同意吸收陈独秀派及两派合并的意见，被“总干”说成是“投降主义”， 遂被开除2。后来宋与刘仁静、王文元等发起成立“十月社”。

所以，“总干”一时难以答复托陈派的要求。于是，9月间，“我们的话 派”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在史唐、区芳（在大会上当选为“总

干”宣传部长）主持下，讨论通过了吸收陈独秀派的三个条件：“一、公开 宣布斯大林的领导是机会主义的；二、公开与真诚地批判自己过去的机会主

义错误，并承认反对派政纲的正确；三、公开解散自己的独立小组织。”3 会后，陈独秀又托列席“总干”会议的刘仁静向“总干”提议：陈独秀派以

个人名义分别加入组织。刘仁静则根本看不起“孩子们胡搞”的“我们的话 派”，他提出召集临时代表大会，修改“二代会”政治决议案，改组“总干”，

以吸收陈独秀、彭述之加入领导，并对“总干”说：“我们的统一运动，只 可以说是全为独秀个人，其余诸子，碌碌不足道也。”但是二人提议均遭“总

干”拒绝。4于是，陈独秀愤怒拒绝了“总干”的“三个条件”，决心12

34区芳：《反刘仁静政纲》。列尔士：《反对派统一运动之前途》。

“我们的话派”1929年11月15日致托洛茨基的信。原载193

0年2、3月合刊，第9期俄文《反对派公报》，转引自双山译《托洛茨基 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16页；区芳：《反刘仁静政纲》。

《总干上海区干组长联席会议对下列问题的决议》，《反对派内部生活》

（“我们的话派”内部机关刊物，油印）之二，1980年6月15日出版。 区芳：《反刘仁静政纲》与彭述之等人，自行组织独立的托派小组织，取名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推出陈 独秀、彭述之、尹宽三人组成“临时领导小组”1；通过了尹宽起草的决议，

谴责“我们的话派”的“门罗主义”2；还请刘仁静起草纲领，即后来由陈 独秀修改定稿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就这样，1929年9月，以陈独

秀为核心的中国托派的第二个小组织便宣告成立了。接着，他们就加紧在中 共党内的分裂活动，以致最后陈独秀等被开除出党。

陈独秀被开除出党，揭开了中国共产党清除托派的序幕，从此开始，不 仅与陈独秀一起活动的党员统统被开除出党，而且从莫斯科回国隐蔽在党内

很深的托派分子，也逐个被清除出来。紧接在陈、彭等五人之后，中共中央 还批准江苏省委开除了江苏省委委员罗世?，批准中央直属支部开除了王平

一3。不久，江苏省委又开除郑超麟、尹宽、刘伯庄、李季、123《红旗》

1929年11月27日。

“门罗主义”。门罗是1817—1824年美国总统。他在1823年 曾向国会提出一个咨文，其中制订了美国对拉美政策的原则，被称为“门罗 主义’。

当时拉美各国纷纷独立，为了防止欧洲“神圣同盟”的干涉，在咨文中， 美国以“保护者”姿态出现，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这在当时对防

止欧洲列强染指拉美起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另一方面，它又成为美国长期 侵略奴役拉美的一个工具。

参见郑超麟：《我所知道的中国托派早期历史》。陈碧兰：《彭述之的思 想与他在中国共产党以及托洛茨基运动中的作用和活动》，（日）中岛岭雄

编：《失去了的中国革命》（彭述之选集）第184页，1980年11月东 京版。

笔者过去著文曾说托陈派在1929年9月即选出五人委员会，不确。 因为那是12月的事。

陈碧兰、杜琳、谢庄、薛农山等8人的党籍。 陈独秀与这些被党开除的人，满怀希望地开始了更加紧张的托派活动。

1929年12月，在陈独秀的主持下开了一次“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 会议。这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本派的纲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八十

一人声明）。意见书猛烈抨击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所谓“机会主义”路线， 要求恢复托洛茨基的党籍和领导工作，恢复中国党内被开除同志的党籍，改

组苏联共产党、共产国际及其各国支部的领导，重新决定联共、国际及中共 的路线等。会上正式选举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常务委员会”，

总书记陈独秀，常委有彭述之、尹宽、马玉夫、杜培之（不久，杜培之去做 了强盗，被捕枪毙，由罗世?补上），秘书长吴季严（吴因在1931年3

月被陈独秀撤去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