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得到怎样的胜利及怎样得到胜利》，《我的抗战意 见》第陈独秀：《准备战败后的对日抗战》，《我的抗战意见》第34页。
任何人任何党派都应该一致赞助。”1他还提出：“谁能够有实力有决心 来领导这一战争，完成国家独立（即收回以前所有丧失的主权）与统一，并
且能够解决农民问题，谁便能够安然掌握政权，建设他所主张的政治形态和 工业制度：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2在陈独秀看来，当时除了国民党之外，
共产党和其他党派都没有这个力量。这就是他拥护国民党领导抗战的基本出 发点。
这里有一个他对国民党的认识问题，即他承认这时的国民党已经与“九 一八”、“一二八”时的国民党不一样了。他说：“因‘九一八’的刺激，反
日空气弥漫了全中国，政府也有了二三年军事上的努力，于是乃有今日的抗 日战争。”3他甚至称国民党政府是“坚决抗战到底的政府”，“我们应该相
信政府确有抗战到底的决心，是不会中途妥协的了。政府曾昭告全中国人全 世界上的人，‘中途妥协即千古罪人’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人民不应该再
怀疑政府了”。为此，他说：“政府要抗战到底，人民要援助政府使政府能够 抗战到底，??人民要政府抗战到底，必须赶快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
使政府能够抗战到底。”4可以看出，陈独秀当时对国民党的抗战积极性和 持久性是估计过高的。他甚至责问，“有人怀疑政府不许民众自动的123
4独秀：《言和即为汉奸》。 陈独秀：《抗日战争之意义》。
陈独秀：《抗战与建国》，《政论》第1卷第9期，1938年4月25 日。
独秀：《从第一个双十节到第二十六个双十节》。 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我以为这是过虑，难道政府不许人民抗敌救国
吗？”更为荒唐的是，他还本末倒置地认为政府能否抗战到底，取决于人民 的支持，说什么“人民如果真能做到‘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这两句话，
我相信政府更能够抗战到底，不会中途妥协而言和”1。所有这些，与他“一 二八”前后及1933年法庭上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话对比，是一百八十度的 大转弯。
应该指出，陈独秀拥护国民党政府仅仅是在抗日问题上，对于其他问题， 他仍然保持着界限。当时，国民党千方百计拉拢他。出狱时，国民党中统局
处长丁默邨也去迎接，要把他安排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招待所，他拒绝了。胡 适、周佛海等人请他参加“国防参议会”；蒋介石的亲信朱家骅（时任国民
党中央秘书长、教育部长、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甚至答应供给“十万 元”经费和“国民参政会”的“五个名额”，要他“组织一个新共党”，他都
一一拒绝。他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 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二次合作，既然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
对他就是了。”2对于亲日派周佛海等人，他更有警惕。在南京时，周佛海 等人举行所谓“低调谈话会”，散布抗战悲观妥协言论，并多次请陈独秀参
加，交换政治意见，陈始终一言不发。12《黄理文谈陈独秀》（吴信忠整 理），未刊稿。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二），《党史研究资料》19
79年第5期。 独秀：《言和即为汉奸》。
陈钟凡见陈独秀上述表现，赠诗云：频。 人方厌狂士，世岂识清尘？且任鸾凤逝，高翔不可驯”。
陈独秀率笔和曰：“莫气薄大地，憔悴苦斯民，豺狼聘郊邑，兼之惩尘
频。 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海何辽阔，龙性岂能驯。”1为了合作抗
日，陈独秀强烈要求国民党改变一党独裁的统治，实行民主政治，减轻人民 负担。他批评国民党，“提出思想信仰之统一为党派合作抗战的条件问题：
这未免太过幻想了，而且对于各党派合作抗日是一种有毒害的幻想！”2在 国共摩擦问题上，他批评国民党“未能抛弃招降的态度”，主张“国民党承
认共产党及其他在野党派，都公开合法存在，要求他们合力抗日，而不采取 招降的态度，并且不妨碍在野党对政府党政治的批评”。3自然，他希望国
民党采用英美式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和多党制4。为了“全民抗战”，他 要求“在野各党派及一般人民都应有政治的自由，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
由”；“解除人民痛苦，如：减少工人工作时间，解决贫农耕地问题，限制高 租高利，废除苛捐杂税和保甲制度，停1234陈独秀：《国民党究竟决心
采用那一种政治经济制度》，《政论》第14期，陈独秀：《抗战中的党派问 题》。
陈独秀：《各党派应如何巩固团结》，《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5集。 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
止征工，拉夫等”1。 但是，这些要求对于国民党来说，完全是缘木求鱼。而且由于他对国民
党抗战积极性和持久性估计过高，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游击战争又 看不起，发动全民抗战又强调“党政当局”去发动——“募集公债和训练壮
丁”2，对国民党消极抗战及其反人民性的本质没有认识，也没有考虑到在 国民党消极抗战和压制破坏人民抗战时应该怎么办，所以，他说的“全民抗
战”，实际上是依靠国民党政府的“片面抗战”；所谓“持久战”，也是一句 空话。随着国民党本性的暴露和军事上的节节败退，陈独秀又很快由盲目乐
观变成“悲观”，变成失败主义者，“亡国论者”。他说“政府军一败涂地， 日本军占领了全中国的大城市，即亡了国”3。对游击队的评价，也与开初
翻了一个过，说“即使游击队布满了全国的农村和小城市，甚至避开敌人的 势力在偏僻的地方建立一些可怜的边区政府，仍然算是亡了国”4。于是，
他为抗战描绘的美好的蓝图，都一一撕碎了。他提出的在野党一致承认国民 党最高统率权的主张，变成了国民党“溶共”和统制各党派的最好借口；他
提出的“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的良好愿望，也为他所担心的“无钱者 出钱”和“抓壮丁”的残酷现实所代替。他抱怨政府“把救国公债的负担，
加在仅能养1234陈独秀：《论游击队》，《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6集， 亚东版，1938年陈独秀：《准备战败后的对日抗战》。
陈独秀：《抗战中的种种问题》。 独秀：《抗战中应有的纲领》。
家活口的小职员小商人身上，甚至加在身负各种捐税已经困苦不堪的农 民身上”；对于城乡壮丁，“依靠拉夫形式，拿绳子牵着来强迫服役”1等等。
第二，由反对国共合作，转变为拥护国共合作。 要观点，是反对共产国际在大革命中执行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四个阶
级联盟”的政策，并且由此出发，他承认还“向左走到根本反对和资产阶级 有任何形式的联盟”2。1932年“一二八”事件中，他稍微修正了自己
的观点，提出在首先推翻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的问题上，可以和小资产 阶级党派甚至向左盘旋的自由资产阶级的党派“共同行动”的策略。
为此，他遭到了其他托派的反对和辱骂。为了洗刷这种不白之冤，他写 了许多文章为自己辩护。其中一篇最著名的是1932年8月15日写的长
达1.2万多字的文章——《反极左倾的错误》。文章重申他提倡的“所谓
‘共同行动’是指一定时间一定事件之推翻蒋介石政府，而不是一般的说在 整个民主民族革命中和资产阶级长期的政治联盟”。接着他大量引证马克思、
列宁、托洛茨基的论述，说明“自马克思到托洛茨基，从来不曾有过笼统的
反对任何阶级联盟，也不曾有过笼统的反对和资产阶级任何形式的联盟或共 同行动的说法”。
同时，他从托洛茨基的论述中，归纳出来托氏反对的“四个阶级联盟” 政策，有以下三个特点：12独秀：《反极左倾的错误》，《校内生活》第5
期，1932年9月1日。
独秀：《怎样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
“（一）各阶级一致，特别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一致，以阶级妥协代 替阶级斗争；（二）联盟的形式是站在共产党服从国民党的原则上，共产党
取消自己的旗帜，牺牲批评同盟者的自由，使党的政策与组织和国民党混合；
（三）牺牲工农利益以保存四个阶级联合的政党及政府。”1另一方面，为 了向其他托派表明他仍然忠于托洛茨基反对“四个阶级联盟”的观点，19
36年，他曾经在狱中写的两篇文章中，把共产党刚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政策，当作大革命时期的阶级联盟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一篇是这
年5月21日写的《中国的一日》，宣称“在阶级的社会里，一个国际主义 者的头脑中，所谓世界，只有两个横断的世界，没有整个的世界??若有人
企图把所谓整个的世界这一抽象观念，来掩盖两个横断世界之存在，而和缓 其斗争，这是反动的观点”。“如果有人相信这利害不同的横断世界及横断社
会，可以合作，可以一致，这不是痴子，便是骗子”。呼吁人们“不要做痴 子，而受骗子的骗”。这篇文章，因为是左派的“生活书店”委托茅盾编的
一本同名书2的征文，所以用了比较隐晦的语言，影射共产国际和中共提出 的反法西斯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文中讲的“横断世界”是指阶级和阶级对
立，“整个世界”是指民族统一战线。12生活书店1936年9月出版。
独秀：《反极左倾的错误》。 另一篇是这年7月1日以其怪僻的笔名“?儿”，在托派内部发表的文
章《我们在时局中的任务》1。文章一开头引申《中国的一日》一文的中心 思想说：“谁要幻想中国无论是中央或地方有权力的军阀能够进行解放民族
的抗日战争，他不是骗子，便是痴子。”接着在分析了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 抗战态度后指出：“无产阶级所以应该左袒民族解放运动，只是因为这一运
动有打击帝国主义的作用，没有这一作用的民族运动，根本是反动的。日本 是全世界帝国主义的远东看门狗，英国是全世界帝国主义的首领，亲英反日
和亲日反英的观念，都同样不应该一秒钟在无产阶级战士的头脑中存留。” 如果“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用“取甲制乙的策略”，“便是可耻的选
择主人的态度”。文章然后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在1935年8月1日所发 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不曾有任何解释，忽然由山上建立中国
苏维埃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对抗，一跳跳到愿意立刻参加各党派（不用说国民 党也在内）??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这样的全国‘各界同胞’
大合作，比之前此四个阶级联盟还要扩大些”。他以此1《火花》第3卷第
3期，1936年9月25日出版。“?”即燕子（《诗·邶风·燕》毛传：
“燕燕，?也”。相传“陈”姓家族起源于殷商胡公，后被封为“陈”国（今 河南淮阳县），而商国王祖先是“契”，“契母简狄吞燕生契”，所以《诗经》
“商颂·玄鸟篇”上，有“夭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记载。在陈独秀的家谱
《江州义门陈氏家谱》上也是这样记载陈姓家族的起源的。所以一些陈姓知 识分子，都把自己说成是燕子的子孙。
陈独秀起此笔名，大概亦然。据郑超麟和濮清来说，他们在托派内部刊
物上读到过不少陈用“?儿”笔名写的文章。何之瑜也把“?儿”的文章列 入“陈独秀著作年表”。
攻击“八一宣言”是个“丢丑的文件”，攻击此后发表的“朱德领衔的 中国红军致全国各省军事长官，要求团结一致的快邮代电”，“丢丑”更“彻 底”。
这时，还发生了一件陈独秀批评托派拉拢鲁迅的事。早在这年春天，中 共上海地下党根据党的新方针，解散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文艺家协会，
并在文艺界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拥护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政策，也基本同意“国防文学”的口号，但认为此口号在文学思想
的意义上有“不明了性”的缺陷。为此他提出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的口号来进行“补救”和“纠正”。他强调统一战线“新政策”的提出，“决
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 重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是阶
级的立场”1。鲁迅对统一战线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认识是辩证的，正确的； 他批评中国托派“胡涂”到连现在反侵略斗争中“民族的立场才是阶级的立
场”都不懂，而上海地下党内一些“我的战友竟也在作相反的‘美梦’?? 也是极胡涂的昏虫”。但是当时上海地下党这些领导人听不得不同意见，认
为鲁迅“对抗”国防文学的口号，“破坏统一战线”，以“托派”、“内奸”等 各种大帽子来排斥打击鲁迅及其意见相同的人。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