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气愤，批评“文艺

家协会”的“宗派主义和行帮情形”，反对“轻易诬别人为‘内奸’，为‘反

1《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病中答访问者》（o.v.笔录），《鲁迅全 集》第6卷第590页。

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的作风。 托派临委书记陈其昌误会了鲁迅的意见，似乎认为鲁迅是同情他们的。

于是他就在6月3日以陈仲山名义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并赠送近期出版的几

份托派机关报《斗争》和《火花》（内容都是攻击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信中首先攻击中共在1927年革命失败，“不采取退兵政策”而转向“军

事投机”；“放弃了城市工作”，“想在农民基础上制造redcds以打平天 下”；现在“失败了”，又转向“新政策”：“放弃阶级的立场，??*g 笥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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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冢毒淼冢担福浮3担福挂场*的吹捧视为一种侮辱，所以他虽在病中，立 即口述回信，讽刺说：“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

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

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 干净的地方去。因为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我只要敬告你们一

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 现在为人的道德。”鲁迅看出托派想利用鲁迅反对上海地下党某些领导人的

错误行为，挑拨其与中共的关系，明确回答说：“但我，即使怎样不行，自 觉和你们总是相离很远的罢。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

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1托派临委拉拢鲁 迅碰了一鼻子灰。陈独秀在狱中知道后大发脾气，问临委为什么会对鲁迅发

生幻想，并以宗派主义的眼光，对鲁迅进行人生攻击，说“鲁迅之于共产党， 无异吴稚晖之于国民党，受捧之余，感恩图报，决不能再有什么不计利害的

是非心了”2。托派临委也抓住鲁迅回信中怀疑他们“拿日本人钱来出报攻 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的说法，攻击鲁迅“牵涉进党派政治之后，

甚至一个最有骨气的人，也不得不人云亦云”3。陈独秀和托派临委的攻击， 只暴露了他们自己的丑陋。他们闭眼不看，鲁迅一贯是一个伟123《双山

回忆录》第206页。

《双山回忆录》第206页。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鲁迅全集》第6卷第588、589页。 大的爱国者和革命者，他曾多次明确表示坚决拥护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政策。他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说：“中国目 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

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 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1（重点系鲁迅所加）

这个立场与托派的主张本来就是根本对立的。鲁迅不怕压，不受捧，一贯坚 持原则，是非分明，决不同错误、腐朽和庸俗的倾向妥协，即使与中共的关

系也是如此，他一方面坚决反对上海地下党某些领导人的宗派主义作风，一 方面又明确表示拥护“毛泽东先生们的‘各派联合一致抗日’的主张”。所

以，陈独秀对鲁迅的攻击，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过由此也表明， 陈独秀当初对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是多么的错误。

可是，1937年8月出狱后，他两次积极主动地找到当时在南京筹备 八路军办事处的叶剑英、博古等，“表示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无

疑又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自然，他对党在抗战中的基本路线，并非完全拥护，他看不起甚至反对 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就是一例。

陈独秀的这两大转变，尽管有许多局限性，但其主流毕竟是顺乎历史发 展的进步的表现，表明他在中华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接受了“民族利益高

于党派利益”的原则，认为1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载《鲁迅全集》第6卷第各党派应“以全力在民族解放战争上面”1。这里，

再现了陈独秀“爱国者”的形象，为了“抗日救国”，他可以捐弃前嫌，放 弃一些原来十分坚持的立场和观点。他自认为这是符合列宁精神的，说“列

宁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不被马克思主义的现成公式所束缚，在不同的时间和 环境，大胆地决定不同的政治口号和斗争的方法”2。应该说，与其他托派

相比，他的这种表现是鹤立鸡群的。

与托派领导集团“决裂”在武汉独立开创局面陈独秀上述抗战主张，是 背离托派的传统立场的。

当时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对托派在中国抗战中的政策，都有明确的指 示。托洛茨基认为，中国抗日战争是正义战争，但蒋介石的抗战，是违反自

己的意志进行的，是“被人推向前”的，“明天，他又要背叛”。所以，托洛 茨基指示中国托派：“对于蒋介石和他的党，以及整个中国统治阶级，我们

无需要存丝毫的幻想”；对于抗战，一面要“积极参加”，“一面政治上准备 推翻蒋介石。”31937年8月，第四国际通过的中日战争决议案，还提

出了两个“打倒”的口号——“打倒国民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4对 于“国共合作”，托洛茨基1234《第四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局关于中日

战争决议案》，《中国革命问题》，第372页。

托洛茨基：《论中日战争致里维拉的信》，《中国革命问题》，第351 页。

《双山回忆录》第233页。 陈独秀：《抗战中的党派问题》。

更是竭尽污蔑之能事。他说，过去“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遵照着莫斯科 命令，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接受了反动的与学究气的‘孙文主义’，加入了

国民党，服从它的纪律。??在目前的对日战争中，又在重复着这个同样致 命的政策了。”

派临委，根据托洛茨基筹备第四国际的精神，也开始筹备正规的中国托 派政党，但是不久，尹宽和王文元又先后被捕。抗战爆发，继陈独秀出狱后，

狱中托派分子纷纷被释，彭述之、刘家良等人到上海加入了临委。临委书记 仍是陈其昌（不久由彭述之接任），其他委员还有李福仁、寒君。他们根据

上面托洛茨基和托派国际指示精神，在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召开 了一次“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上海党员代表大会”，通过了《目前抗战中我们

的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提出了他们的“抗战”纲领。决议认为国民党抗战， 一是“不能不以‘应战’来维护其统治权”，一是“以‘应战’作为达到它

妥协投降目的的手段”。因此，他们的政策是，“全体民众立刻自动组织和武 装起来参加抗战，??立刻召集紧急的普选全权国民会议以领导彻底的抗日

战争”；对于国民党各派，“号召群众监视他们的行动，并准备力量推翻他 们”。对我党执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托派更是杯弓蛇影，歇斯底里

大发作，攻击我党是“彻底投降”，“今天的‘国共合作’，不仅是1925

—1927年国共合作的重演，而且是自觉的叛变。斯大林党（指中共—— 引者）已经完全堕落为小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它今后只有依附于一派资产阶

级以反对另一派资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欺骗和压迫民众之天然工具。” 扬言：“必须无情地打击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改良派，以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的

革命斗争政纲，去抵抗以斯大林党为首的欺骗虚伪的机会主义（放弃阶级斗 争）的潮流。”1很显然，托派的“抗战”路线，依然是“极左”加反动。

口头上参加抗战，实际上是破坏抗战。

陈独秀斥责上述托派临委的主张是“极左派”，不屑一顾。 王文元说：“上海方面的意见，他说寄来过，可没有保存。大概一怒之

下，扔进字纸篓了。”陈独秀认为“宗派的做法没有出路”，讥讽他们“只会 背老托的文章，于实际的政治斗争一无所知”；“坐在租界的亭子间里喊抗

战，没有在实际行动上跨前一步，没有郑重地投身于政治的乃至军事的斗争。 不论任何时候，任何条件，总是将革命之所有能事归结于办一张可怜的报纸”

2。

陈独秀坚持自己的主张，不为任何人所动摇。被称为是他的“忠实学生 和同志”的郑超麟，1937年8月29日出狱后，曾到陈处（陈当时住在

南京陈钟凡家里）住了一宿，郑反对陈的几条抗战提纲，特别反对暂时对国 民党政府“休战”，并从所谓理论到实践各方面，攻击共产党会解散组织加

入国民党。陈不同意郑的观点，明确表示不反对共产党联合国民党一同抗日 的主张。话不投机半句多，郑第二天就离开了陈独秀，3从此二人再没有见

面。陈却在文章和书信中经常批评郑超麟把中日战争看作是蒋介石对日本天 皇之战，应当采取123郑超麟：《陈独秀与托派》。

《双山回忆录》，第233页。

《“托派”对于抗战的主张》，第13页。

“失败主义政策”等荒唐的观点。 志”王文元出狱后来到武汉他的住处住下。王也不同意陈的抗战主张，

“觉得除了一般的拥护抗日之外，我们特殊的立场完全不曾提到”。王试图 要陈考虑在武汉创办一种刊物，但当即遭到他的反对。陈认为：办刊物“不

但无可能，而且无必要”。他表示“旧的一套工作方法得抛弃，今后如果还 想在中国的政治斗争中起若干作用，必须采取新方法，走新的途径”。1这

个“新方法，新途径”是什么呢？陈独秀认为在国民党由于军事上失败和政 治上腐败失去其在群众中的影响以后，只有那些主张民主和自由，同时又拥

有武装实力的党派，才能领导抗战和民众不满国民党统治的“骚动”。因此， 托派“旧的一套靠文字在工人中宣传，借此组织起来，实行革命的老想法，

必须抛弃。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一方面以自由及民主的宽广政纲去团结反国而 又不阿共的政治流派，另一方面则积极跑进抗日的武装队伍中去，为未来任

何变化预先取得有利于革命的可靠保证。”

王文元觉得陈关于工作方面的意见“值得注意”，佩服他确象托洛茨基 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敏锐的观察家”，具体地懂得政治斗争是怎么回事。

他同意陈提出的工作精神：在热烈沸腾的抗日怒潮中，我们绝不该再以背诵

“教条”为能事，必须设法实实在在地投身进去，积极地起作用。但是，他 绝1《双山回忆录》，第233页。

不同意陈把托派的政纲降低到“争自由与民主”，不赞成陈与各个“民 主政派”联络的方针，也不同意陈抗战中不能引发革命的悲观估计。不过这

不是当时最根本最迫切的问题，因此王文元同意留下来，与他走一段“新途 径”的尝试。不久，濮德志也来到武汉，他采取了王文元同样的立场。“三

驾马车”开动了起来。

“春雨断桥人不度，小舟撑出柳阴来”。陈独秀筚路蓝缕，谈何容易。说 也真巧，当时陈独秀正好遇上了一个国民党的师长何基沣，并与他拉上了关

系。此人原属于宋哲元部下的陆军第一二○旅旅长。“卢沟桥事件”爆发时 正在该地驻防，打响全国抗战第一枪的吉星文团，便属于该旅所辖。事后，

何被擢升为一七九师师长；因作战挂彩，在汉口养伤。这个军人给陈独秀的 印象很好。陈说他无任何不良嗜好，无粗犷气，更没有虚矫的架子，夫妇俩

住在一个厢房楼里，连个勤务兵都不用。更重要的是陈与何相谈中了解到， 何坚决抗日，对国民党的领导感到异常痛心。半年来在华北的实际战斗，使

何深深懂得，不将军队的政治认识提高，无法有效地抗日，更无法取得胜利。 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