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养伤期间，何几乎读遍了汉口所能买到的有关于抗日乃至一般社会

科学的书籍。学习和思索的结果，使何决心要从汉口邀猜一些革命青年，去

到他的部队里，对兵士们进行政治教育工作。这正是陈独秀梦寐以求的好机 会。

于是两人很快就商定一个中心思想：以有限度的土地改革来发动群众， 借此增强军队力量，谋取抗日的胜利。这就把陈独秀抗战纲领中减轻人民负

担，以使人民支持抗战，“有力者出力”的思想具体化了。

但是，王文元、濮德志对这种做法心有余悸，怕重演大革命时期共产党 的政治工作人员替军队做“姨太太工作”的悲剧。陈独秀则认为：毫无理由

把目前的行动当成“军事投机”。“情形是根本不同的”，他说，“我们是穷光 蛋，不是第三国际，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人家骗取。其次，我们进入他的军

队，目的虽然不在‘篡夺’，可也不一味希望他本人变成革命家。??（他） 可能会真心转向革命的，倘如此，则不难使这不小数量的武装力量置于我们

的政治领导之下；如果不然，那末我们既然一开始就坦白地表明自己的面目 与行动方针，自不难进退随意，不可能遭受任何损害。”1最后落实的计划

是：陈独秀派王文元、濮德志和另一个河南青年马xx，到何基沣的内黄师 部去，王任秘书长，濮马为参谋。陈独秀给他们的指示是：到军队中去的首

要工作是兵士群众的教育，以及竭力造成群众的革命环境，即在辖区内尽可 能发动土地改革运动，以便使军队同时革命化2。

与军事图谋同时并进的，是陈独秀在政治上筹划第三种势力的努力。国 民党京沪战线溃败以后，战场西移，武汉成了国民党政府的临时首都，成了

政治军事的中心以及群众运动新的策源地。一时冠盖如云，各种政治势力的 代表人物为抗战事业所激发，汇集到这里进行紧张的活动。陈独秀利用其个

人威望，紧紧抓住身边出现的这个特殊环境，实施他的新方案。

他积极地和章伯钧等第三党、救国会以及其他一些12《双山回忆录》， 第238页。

《双山回忆录》，第238页。 民主人士相接触，“企图组成一个联合战线，想在抗日阵营中独树一帜，

不拥国（民党），不阿共（产党），以争取民主和自由为共同目标”1。 由于国民党丧失民心，以致不但工农和广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就是原

来拥护国民党的一部分资产阶级，也都怨懑已极，日益对国民党采取反对派 的态度。他们对共产党产生了愈益增长的期望。我党在周恩来为首的长江局

领导下，正利用这种形势，积极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陈独秀也敏感地觉察 到了这种形势，企图与共产党争夺群众，扩大自己的影响。但是，王文元和

濮德志却反对他的做法，认为要争取群众首先要打破群众“对几个所谓民主 党派可能发生的幻想。要打破他们的幻想，我们必不可与他们缔结联盟，必

须保持独立。在具体问题上尽管可以和他们采取共同行动，但在思想与政治 上，我们却必须对他们进行批评”。陈独秀对此“非常生气”。他觉得王、濮

太看重教条，太不懂实际政治，与上海托派是一丘之貉。陈的性格特点是： 一旦决心立下，就坚定不移，别人不容置喙。于是，他派王、濮代表他去出

席“四派会议”2，先后被二人拒绝。后来罗汉来到武汉，他又派罗汉出席

“四派会议”，罗去了两次，也向他“告退”了。接着，他又派濮德志去开 封请罗章龙，函招长沙的高语罕，希望这两位被共产党开除又不投靠国民党

的老相识，能支持他的12“四派”即陈独秀派、第三党、全国救国会和桂 系反蒋派。

《双山回忆录》，第239—240页。

“复兴事业”1。但是对于真正投靠了国民党的叛徒，他是不屑为伍的。 张国焘从延安叛逃到武汉后，想拉陈另组“共产党”，武汉市公安局长为此

几次拉他俩在一起吃饭，企图撮合。

陈只应付，决不与谋。他对包惠僧说：“张国焘想拉我，我对他说，我 没有这个能耐。”2陈独秀认定自己在武汉的努力，不会得到托派领导集团

的同意（后来彭述之果然批判陈独秀的这段努力是“军事投机”和“拉拢投 机政客。”3）。为此，他“广泛声明”：“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

就任何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 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4“我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为任

何党派所拘束；来武汉后??一直未参加任何党派。”5陈独秀还把这种立 场亲自写信给上海临委陈其昌等人，并在1938年离托派的声明”。其实

他只是说“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未参加任何党派”，而不是“脱离托派”， 恰恰相反，他在这个声明中，明确拒绝作“脱离托派的声明”，讥其为“画

蛇添12345陈独秀：《给〈新华日报〉的公开信》，《扫荡报》1938 年3月21日。

陈独秀：《给陈其昌等人的信》（1937年10月21日），《陈独秀最 后论文和书信》第23页。

犀照：《活的少数派在依附死的陈独秀》（1942年11月30日），

《保卫马克思主义》（托派油印小册子）卷三之二，第203页。 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三）。蔡孟坚：《悼念反共强人张国焘》，

《传记文学》第36卷第1期。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双山回忆录》第239—241页。 足”。

陈独秀的这个行动，引起了托派临委的惊慌。他们有的主张，“公开向

外声明，d.s.（陈独秀在托派内部的代号——引者注）同志的意见不是 我们共产主义同盟的意见，有些同志甚至主张与他决裂”1。刘家良说：“陈

独秀及其附和者对中国资产阶级存在着强烈的幻想。??据我们的观察：这 个机会主义者（一个标准的机会主义者）是没有希望的了。与他决裂只是一

个时间问题。”2李福仁甚至相信陈独秀是以“某种方式政治上的投降”国 民党，才被放出来的3。最后在多数赞成之下，他们通过了一个叫《我们对

于独秀同志的意见》的提纲4，指责陈独秀发表的“与任何党派没有关系” 的声明，是“完全采取了‘超党’的，即‘超阶级’的立场。他自‘八一三’

以来所发表的一切文字，正由这一立场出发，因此一贯地充满了机会主义的 精神。”“他放弃了自己多年来所坚决拥护并为之奋斗的革命旗帜，这等于叛

变了组织，叛变了自己”。“提纲”接着逐条批驳了陈独秀的抗战主张：

“d.s.主张‘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实际上即等于否认无产阶 级在民族解放斗争1234《保卫马克思主义》卷一，第7页。

托洛茨基致李福仁的信（1937年12月1日），《托洛茨基档案中致 中国同志的信》第68页。

刘家良致李福仁的信（1937年11月21日），《托洛茨基档案中致 中国同志的信》第69页，译注1。

《临委给国际的报告——关于d.s.同志问题》，《保卫马克思主义》 卷一，第28页。

中的领导权，这根本是反动的思想”；d.s.不仅自己拥护国民党领

导抗战，“又公开叫民众‘要相信政府有抗战决心，是不会中途妥协了’，这 完全是替国民党政府作宣传筒，结果即是欺骗民众。这与我们的基本政策毫

无共同之点”。“提纲”还说陈关于在野党“一致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其对 抗日战争之最高统率权”的主张，“十分明显地是主张维持国民党的军事专

政，是完全放弃了以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来代替国民党的军事专政之原来的 政治主张。”“提纲”还认为“d.s.所以远离第四国际的基本立场，在最

重要问题上走到了如此的机会主义，主要是由他自出狱后希图无条件地保持 自己的‘公开地位’，因而不得不向国民党政府妥协，不得不向斯党（指共

产党——引者）表示让步，??放弃了自己原来的革命立场，然而这正是社 会民主党及一切所谓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堕落之根本原因。”“提纲”

最后提醒说：“d.s.要想重新回到革命的队伍里来，首先必得考虑他所 幻想的‘公开地位’，进而考虑他近来全部思想错误的根源，否则他的错误

将跟着时间前进至于不可收拾。”但在“附言”中，又以和解的口吻表示：“我 们希望d.s.同志将站在革命的利益上来互相讨论和批评，以便最后获得

共同一致的正确结论。”

上书托洛茨基又受托派抨击托派领导集团这种思想僵化，抱残守缺，不 可理喻的状态，陈独秀并不感到奇怪。他毫不妥协，立即反击。但是，他反

击所采取的办法是写信向托派总头目托洛茨基告状1。该信件在回击临委的 指责时，完全是站在“我们”——整个托派（包括临委）立场上，以向托洛

茨基汇报和检查自己工作的口吻说的。

信一开头就叙述中国抗战的溃败局势，及中国托派由于“极左派”路线 的错误，造成组织衰萎，因而对这种失败局势处于恼人的无能为力的地位。

他哀叹：“我们当然未曾幻想在此次战争中有很大的发展。然如果政策比较 的正确些，也不致象现在这样衰萎。我们的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的倾 向??。”

同时，他也是代表整个中国托派，提出今后他认为正确的工作方针：“我 们不应该幻想着把工作等待收复失地以后，应该立即准备在日本继续占领的

环境中，开始在当地狭小范围内从头做起??。只有组织上获得相当数量的 工人群众，政治宣传行动上无保留的以百分之百的力量用之于民主民族斗争

的小集团，才能够得上做重新创造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心势力。”

最后，为了打动托洛茨基的心，他把他与“极左派”集团的斗争与“第 四国际的威望”联系起来，说：“现时远离群众远离现实斗争的极左派，如

果不能深刻的觉悟过去轻视民族民主斗争的错误，大大地改变态度，如果不 是每个人都低下头来在上述工作方针之下刻苦工作，如果仍旧说大话，摆领

导者的大架子，组织空洞的领导机关，妄想依靠第四国际1陈独秀：《给托 洛茨基的信》，《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24页。

支部的名义，闭起门来自立为王，除了使第四国际的威望在中国丧失外， 别的将无所成就。”

这封写于1939年1月的信，充满着对托派在中国命运前途的关注和 忧虑，这与他1938年3月发表的那个被人称为“脱离托派”的声明，情

调显然是不同的。为什么一年之间，他的思想有如此大的变化呢？我们应当 怎样看待那个声明与这封信的关系呢？我认为：第一，他只反对托派领导集

团，并不反对托派组织。

他把“我们的组织”与“极左派的小集团”是分开的，谴责后者，而对

前者抱有希望。 从私人关系上说，这个“小集团”，那时实际控制在他长期厌恶的彭述

之和刘家良以及尹宽手中，这无疑更增加他与“小集团”的对立情绪。如他 所说：“关于老彭和长子（即尹宽），即使意见相同，我也誓不与之共事，况

且根本意见相差很远。”1因此，他可以实际上脱离托派组织生活，却不愿

“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更不能去反对它。 第二，他只反对托派的“板左”路线和政策策略，不反对托派的理论基

础和基本原则。 在抗战问题上，陈独秀与托派领导集团的分歧，是托派内部的分歧，实

质上是他们在“革命性质”、“国民会议”、“共同行动”等问题上传统分歧的 继续和深入。在给托洛茨基信中，陈在分析极左派抗战问题上的错误根源时

指出：“我们的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的倾向。例如：有些人认为民主革1

《给陈其昌等的信》，《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24页。 命在中国已经完结；有些人认为下一次革命性质是单纯的社会主义的，

没有民主成份；有些人认为中国下一次革命一开始便是社会主义的；有些人 怀疑国民会议的口号，认为它没有阶级的意义；??有些人认为民族民主斗

争是资产阶级的任务，无产阶级虽然可以参加运动，而不是自己的任务，攻 击同志中主张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把解决民族民主任务放在自己双肩上的人是

左派资产阶级的意识；有些人认为任何时期任何事件任何条件下，和其他阶 级的党派协议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或国内独裁者的共同行动，都是机会主义。

这些极左派的倾向，在组织内部的宣传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遂决定了对中

日战争的整个态度，没有人能够纠正，谁出来纠正，谁就是机会主义者。” 在1938年3月声明前4个月，他最早向托派临委宣布“我已不隶属

任何党派”的信中，曾批评他们“乱骂”中共和国民党，尤其是骂中共执行 的“联合战线”政策是“阶级合作”，是中国革命的“制动机”和“障碍物”

时，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