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原则上的错误，政策上则是非常的错误”，因为“不曾看见 共同的敌人”。他尤其坚持托派传统的城市工人运动为中心的观念，不承认
中共无产阶级的性质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坚决反对共产党实行的农村
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 因此，陈独秀在3月声明中，断然拒绝“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
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 误”。
局面的策略。抗战初期，由于蒋介石被迫抗战了，共产党也以民族利益 为重，改变了“推翻国民党”的政策，实行国共合作抗日，得到全国人民的
拥护。但是，托派却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依然坚持“打倒国民党”的口号， 反对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实际上起着破坏抗战、破坏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作用；再加上日本特务机关公开宣称要利用这种作用，帮助托派 发展，于是“托派”就成了“汉奸”的同义词，成了人人恶而远之的臭招牌。
正如陈独秀在信中所述：“在战争中，这般极左派的人们，口里也说参加抗 战，而同时却反对把抗日战争的意义解析得过高。他们的意思或者认为只有
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战争才是革命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能算是革命 的；又有人讥笑‘爱国’这一名词；甚至有人认为此次战争是蒋介石对日本
天皇的战争；有人认为工人参加战争是替资产阶级当炮灰；他们认为谁要企 图向共产党、国民党谈判共同抗日的工作，谁便是堕落投降。”据此，陈独
秀痛心地指出：“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 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因此使斯大林派‘托派汉
奸’的宣传，在各阶层中都得到了回声，即同情于我们的人，也不明白‘托 派’目前所反对者主要的究竟是谁。从开战一直到今天，这种状况仍旧继续
着，不但无法获得群众，简直无法和群众见面。”所以，陈独秀想利用他原 来的声望，利用他五年坐牢表面上与托派断了联系的条件，在国民党统治区
独立开创一个局面，去团结广泛的民主势力和插手军队，因而必须声明他与 托派无关。
但是，这个开创新局面的努力，他并不否认依然是托派的事业；看来， 他是想待局面打开、有了基础之后，再来纠正和说服托派临委。这个秘密是
当时与陈独秀一起尝试开创新局面的王文元透露的。他说：“依照我的想法， 这工作（指到何基沣部队工作——引者）如想顺利开展，必须通知上海的临
委，让他们核准，并通盘决定工作步骤及调派工作人员；而独秀则讨厌上海 的人，反对这样干，他认为让我们几个人干好了，待有成绩与需要时，再向
上海要工作人员。”王文元还说，陈独秀在与“民主党派”接触，企图组成 一个联合战线时，也是以“我们”的姿态出现的。而这个“我们”，与他后
来给托氏信中的“我们”是一致的，即“表面上否认托派，而言谈中却仍以 托派自居”1。
1939年1月所写的信是他独自开创局面受挫后思归情绪的反映。 以上所述，说明陈独秀还没有与托派决裂，但并不是说他对这个问题，
一点思想考虑也没有。说得正确些，他在武汉的努力，虽然仍然站在托派的 立场上，眼睛却在观望，揣摩风向。如他对王文元说的，陈独秀只代表陈独
秀个人，至于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得在新斗争的分分合合中决定了2。 他在给陈其昌等人的信中也说：“你们都是史大林主义者，都是老彭的
朋友，和我非永久的伴侣。??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3那么， 他在武汉的努力，得到了什么结果123《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
23、24页。
《双山回忆录》，第233页。
《双山回忆录》，第240、241页。 呢？他的观望，又望到了什么呢？他插手军队，派王文元等三人去何部
工作，可是平汉路的车票买到，临动身的前夜，突然得到了通知，何基沣被
免除师长职，“着毋庸回任”1。这就使他的军事图谋落空了。因为陈独秀 虽然被释放，仍受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而且这个监视的任务是军统特务头
子戴笠亲自布置给当时武汉警察局长蔡孟坚的。2因此陈独秀的一举一动都 逃不过国民党的眼睛。这样，蒋介石十分严密地掌握着陈独秀与何基沣的联
络，终于在关键时刻掐断了这种联系。不仅如此，雪上加霜的打击接踵而来。 约高语罕来，高迟迟不来；邀罗章龙，罗表示婉绝。特别是王明、康生制造
了一个陈独秀是每月拿日本侦探机关300元津贴的“日寇侦探”事件，使 他伤透脑筋。虽然人人明白这是赤裸裸的“诬陷”，那些民主人士碍于政治
斗争之微妙，还是纷纷离开了陈独秀。跟随他走了一段“新途径”的王文元、 濮德志、罗汉等人，也先后离去。无可奈何花落去，面对着这种风流云散的
悲凉处境，他自己也于1938年7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底下，被迫 溯江而上，进入了四川。
这时的陈独秀，真是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无限怅惘：一是对国民党的
希望完全破灭，哀叹“开战前国民党政府没有作战的意志，仓卒应战，最不 可少的准备太不够，甚至某些部分简直没有。开战后，复以反革命的方法，
来执行民族革12蔡孟坚：《悼念反共强人张国焘》，《传记文学》第36卷 第1期1930年1月。
《双山回忆录》，第239页。 命的任务，所以军事失败”1。二是对共产党满肚子的怨恨。他把王明、
康生的错误行为，看成是党的旨意。三是认为民主党派太经不起风浪。在这 又一次严重失败和从未有过的孤独之中，上海临委派了与他有深厚友谊的陈
其昌，来到了他的身边，与他交换意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给托洛茨基 写这封信的。所以，信上所流露的那种感情，所反映的那种立场，是很自然
的了。他的“从头做起”，既是武汉受挫后的呻吟，又是不甘失败的挣扎。 同时，他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基础还是托派，也只能是托派。所以，他在给
托洛茨基的信中，如数家珍似地谈到托派的组织力量：“我们在上海、香港 二处有组织的人共计不满五十，其余全国各地游离分子大约在百人以上。”
但是，要他放弃自己的原则，与上海的托派临委和解，也同样办不到。 他认为：“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小集团（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
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在这 种矛盾和痛苦的心情支配下，他对极左派的批判，自然就夹杂着犹如一个慈
母对犯有错误的儿子那样的痛惜和自责，说出“我们的集团，自始即有极左
派的倾向”的话来。 有人拿刘仁静提供的一个情况，证明陈独秀已与托派脱离关系。刘说他
在1938年到武昌，找到了陈独秀，“陈独秀开始对我很客气。第二天我 去见他，他就不见我了，还给我1陈独秀：《给托洛茨基的信》。
留下一封信，那封信表示和我绝交，划清界限”1。其实刘仁静后来自 己出来纠正说：“有人说陈独秀那次不见我，是表明他与托派划清界限。实
际相反，因为我当时已是被托派开除的人，所以他不与我交往。”2原来，
1935年3月刘仁静在北平被捕后，就押往南京被判徒刑两年半，进入了 苏州反省院，并担任这个反省院犯人“自治会”的主席。他在反省院办的感
化犯人的半月刊上，发表了好几篇文章，继续宣传被陈独秀批判过的先“经 济复兴”后搞革命的理论，宣称：“现在民族复兴的途径只有靠阶级调和，
一致对外”；“就中国现状看来，在中国想实现社会主义或非资本主义，乃是 一种人道主义者的幻想”；主张中国应该“节制私人资本，即是创造国家资
本，??实现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3。陈独秀在狱中见到这些文章后“很 恼火”，并建议托派临委把刘仁静开除了。
内，发现了一份以“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临时委员会”名义写的手稿——
《开除刘仁静党籍启事》。《启事》说：“刘仁静于一九三五年春在北平被捕 之后，未能保持革命者坚决的态度，后入苏州反省院，更显出动摇的倾向。
最近我们在苏州反省院半月刊上，读到了他所投登的几篇论文如《节制资本 刍123《读〈资本论〉刍议》，《半月刊》，第3卷第11期；《读〈西洋史
论〉》，《半月刊》，第8卷第21期。
访问刘仁静谈话记录（1980年7月12日，唐宝林整理）。
《访问刘仁静先生谈话记录》（1979年3—4月，史斌、苏晏整理），
《党史资料》丛刊（上海），1981年第4期。 议》1等，竟公然站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宣传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他整个思想，无疑已投降于反动的孙中山主义之前。为此，我们郑重声明：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决不容许抱有这样思想的分子，
继续容留在他的队伍中。”
这个《启事》写于1935年11月17日，经过“临委”核实修改补 充后，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为开除刘仁静党籍通告》，发表在193
6年12月15日出版的托派机关报《斗争》第14期上。《通告》一开头 与上述“启事”开头一样，说他被捕后动摇，接着说：“惟当时仅凭同志口
传，本同盟不能率尔置信。”——这说明刘仁静问题的发现及处理意见，确 是陈独秀首先提出。“通告”然后说：“近闻江苏反省院出版之半月刊，见有
刘仁静投登的长文《读〈资本论〉刍议》、《读〈西洋史论〉》等篇，完全证 实其思想的反动与叛变。??为此，本同盟正式宣布刘仁静为共产主义的叛
徒，开除其党籍。”
后来，刘仁静向李福仁问起过这件事，李对他说：“当时开除你，是狱 中的陈独秀支持的。”2所以，他出狱后先到上海，要求恢复与托派的组织
关系，未成；他又在1937年10月洛茨基，请求帮助解决其恢复组织关 系，同时报告陈独秀在武汉的言论，挑拨说：“全体同志对他表示失望了。”
3但是，123《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74页，注4。 访问刘仁静谈话记录（1980年7月12日，唐宝林整理）。
可能为《读〈资本论〉刍议》之误。 托洛茨基在1938年2月23日致李福仁的回信中，对陈独秀却仍然
表示关怀和尊敬，而对刘仁静却明确表示：“至于刘仁静，我不愿给他回信。 他太不可靠，局势太紧张，我无法确定他是否在玩两面手法。”1托洛茨基
对二人的态度，真是泾渭分明，使刘仁静出乎意料。刘在上海碰了一鼻子灰， 就到武汉求救于“老冤家”陈独秀，但又遭陈独秀的冷遇。
陈独秀冷遇刘仁静的事实，非但不能说明陈与托派脱离关系，反而说明 他为了维护托派的“纯洁性”，拒绝被他和托洛茨基鄙视的刘仁静再回到托
派队伍中来。刘回到托派中来的努力失败后，就公开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
1939年，刘仁静去西安，投到军统头目国民党第十战区政治部主任梁干 乔的麾下，任战区政治部宣传科长，专门对延安进行反共宣传。
陈独秀给托洛茨基的信由陈其昌带到上海，让李福仁转交托洛茨基，于 是引起了托派临委们的愤怒。他们也立即写了《临委给国际的政治工作报告》
2，以驳斥陈独秀加给他们的“极左派”罪名。报告承认：“我们的政治路 线并没有能给予这次战争以多大的影响。??但这不是我们主观的过失，更
不能以此证明我们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象d.s.同志归咎于我们的）。 这是一大串的客观原因形成起来的，??至于要说到我们的错误，也不是没
有，如不能将我们的政治路线根据随时发生的事变和民众的实际要求配合起 来，向各种民众随时进行鼓动和宣传，并进而实行组织广大民众，??但同
12《保卫马克思主义》卷一，第10页。 同上第73页。
时也必得知道这是由于我们的组织太弱小太孤立了。”报告表示今后仍 坚持他们自抗战以来的基本路线：“我们认为这一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而且与托同志最近关于中日战争所发表的许多文件的意见相符。”
两方面的意见，同时寄到了在美国的托洛茨基手里。 中国抗战爆发以后，托洛茨基一直密切地注视着陈独秀的命运和动向。
他在与托派临委成员李福仁的谈话和通信中，陈独秀问题，是一个重要话题。 仁，他要李在中国发起一个“护陈运动”。因为那时第二次国共合作实
现，托洛茨基出于偏见，担心斯大林与蒋介石“盟约一签定，他们将杀死陈 独秀：我们一定要为他发起一个运动，你（指李福仁——引者）可以发起这
个护陈运动。”112月，当李福仁把陈独秀的抗战主张告诉托洛茨基，并 表示支持彭述之和刘家良等人与陈决裂时，他回信要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