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作出鲁莽的判

断”，指出：“战争初期，特别是民族战争的初期，总是给革命党造成最大的 困难。即使是布尔什维克党——不是在一场民族战争而是在沙皇帝国主义战

争的头几个月中，也完全瘫痪了。它的有资格的代表们发表了一些十分可疑 的与模棱两可的宣言。后来逐渐地，在群众变动的情绪压力下，他们才回返

到革命路线上来。??我们不应该通过非常鲁莽与非常严厉的手段来和中国 朋友们决裂，因为他们1托洛茨基：《与李福仁的谈话》（1937年8月1

1日），《中国革命问题》第对自己的态度愈无自信，他们也就会愈加敏感。 如果他们现在跨错了一步，同时却不曾跟第四国际破裂，我们一定要友

好的与耐性的态度来批评他们。”同时，托也不同意李作的陈独秀是“投降”

后才获释的猜测，认为只能作一种假设，即在抗日问题上，“可能在一方面 的蒋介石和另一方面的我们的同志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可是托却“完全

同意李说的“斯大林派（指中共——引者）现在可能要暗杀陈独秀的想法”， 并说：“正为了这个缘故，我相信他最好能到美国或墨西哥来。”他要李以他

的名义立即给陈去信谈谈这个问题。”这对陈独秀来说是一个生死问题，对 第四国际说则是一个巨大政治意义的问题，至于他能参加大会所能带来的好

处，那就更不必说了。”11938年2月5日，托又致函李福仁，催促他 设法把陈独秀“弄到美国来”，并教他“可以以出国宣传、使外国工人运动

赞助中国为理由，要求当局授权放洋”。他还是认为：“如果苏联参战，?? 到那时我们的所有同志会被消灭。

我们必须在这个意义上对他们提出毫不含糊的警告。让陈独秀出来，无 论对于他或对于我们，同样是很重要的。他在第四国际中可以起片山潜2在

莫斯科给第三国际所曾起过的作用——而且，我希望陈独秀还能比片山潜给 革命事业带来更多好处。”3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托洛茨基对陈独秀寄予了

多123《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71页。

片山潜（1860—1933）日本社会民主党的主要创始人，同情苏 联十月革命，曾协助美国共产党的建立，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68、69页。 么大的期望。

过了4个月，当他得知王明、康生诬陷陈独秀是“日本间谍”及陈独秀 一方面反对托派临委，一方面又拒绝发表“脱离托派”声明的消息后，他又

写信给李福仁，表示：“我非常关怀的问题是陈独秀的人身安全。这是一个 重要的政治问题。我毫不怀疑斯大林派会在战争期间暗杀他。??他应该到

美国去，如有可能，应取得中国政府的同意。??陈独秀如到美国，能为中 国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展开很有效的宣传。他以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一个老

革命家、且以一个独立的政治家资格来进行这种宣传，对于美国工人所能发 生的影响会比莫斯科的代理人们所能发生的要大到一千倍”。“陈独秀对我们

中国支部保持很谨慎的态度，我绝对能够理解。他在中国太出名，他的每一 步行动都受着当局的管制。??在这样的情形下，陈独秀很易被牵连到某种

臭名洋溢的司法罗网中去，如果发生这种事情，对他将是致命的打击，对第 四国际也极为有害。他的处境如果尚非绝难忍受，却已是极端困难的了。他

无论如何得跑到外国来。这是我最深的信心。”1这封信后，大约有半年多 得不到陈独秀的消息，托洛茨基很着急，1939年2月23日，他在给李

福仁的一封短信中问：“陈独秀的近况如何？他在干什么？他的思想如 何？”2陈独秀的信和托派临委的报告，托洛茨基都看到了，他当然明白临

委在抗日问题上的意见更符合他的思想。可是，出12同上第75页。

《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73页。 于他一贯对陈独秀的尊敬和利用的立场，他显然不能站在临委一边批评

已经孤立到只有一个人的陈独秀，否则，势必加速双方的破裂，而把陈独秀

完全推出中国托派运动。所以，他十分审慎地表示：“我很困难形成一种确 定的见解来判断我们的同志们的政治意见，或判断他们极左主义的程度，因

之也不能判断我们老朋友方面对于他们的严斥是否正确。”对于陈独秀仍忠 于托派事业的思想感情及其提出的工作方针，托洛茨基显然深受感动，因为

陈提出的当前只能进行民族民主斗争的主张，与他提出的中国在“过渡时期” 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所要解决的任务，并无不合。而陈独秀看不起中共组

织，提出使中国托派成为“创造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心势力”的意见，更是他 一贯的愿望。在1932年九、十月间他给陈独秀的信和1937年8月与

李福仁的谈话中，他都强调了这个愿望。所以他又对陈独秀表示了较多的谅 解和支持。他说：“我非常欢喜，我们的老朋友在政治上仍旧是我们的朋友，

虽然含有若干可能的分歧”，“然而他表示的意见，我以为在本质上是正确 的，我希望在这基础上能够同他经常合作。”1托洛茨基知道，双方矛盾已

不可调和，如何解决，他还是坚持：把陈独秀调离，到美国参加第四国际工 作。这样既解决了陈与临委的矛盾，又解除了他对陈留在中国危险的担心，

同时，也遂了他多年来要陈独秀这个知名人物参加第四国际领导机构以提高 第四国际威望的心愿。这对托洛茨基来说，是一举三得的好办法。

1《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28页。 王文元在陈独秀逝世时写过一篇题为《托洛茨基与陈独秀》的文章1，

对托洛茨基为什么几次三番在陈独秀与其他托派斗争中袒护陈独秀，有这样 的评述：“将近十年来，如果没有托洛茨基的‘保护’，陈独秀大约已不止一

次地被托派中的某些‘英雄’开除，宣布‘自动脱离’或宣布‘变节’了！” 王文元说托洛茨基在1927年5月7日第一次提到陈独秀时说过一句名

言：“陈独秀同志根据他自己观察来估计局势，与我们根据理论思考而估计 局势，恰恰说着同样的话。”2又说“这个评价决定了托洛茨基对陈独秀的

态度，直到最后。 他自始至终十分珍视那有经验的革命的陈独秀，而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理

论家的陈独秀。所以每当中国的年青托派或因意气、或因理论上的吹求、即 或因正确的批评而攻击陈独秀时，托洛茨基所采取的态度总是袒护的甚至‘曲

宥的’”。王还说托洛茨基所以特别看重陈独秀，是要陈参加第四国际，“正 因为如此，他不断地要获知陈独秀的思想发展。自从一九二九年以来，陈独

秀思想上的一切错误——无论真实的或虚幻的——托洛茨基没有一件不知 道”；“托洛茨基比任何人更明白陈独秀的错误，但他也比任何人更明白他的

长处与价值，因而他比任何人更不愿做出陈独秀‘变节’的结论。为什么呢？ 理由就是我们在上面所指出的：他重视实际革命者的陈独秀，远过于马克思

主义理论家的陈独秀。倘然陈独秀是考茨基与普12托洛茨基：《中国革命 与史大林同志的提纲》，载《中国革命问题》，第40页。

《国际主义者》第3期，1942年6月25日出版。署名：连根，即 王文元。

列汉诺夫型的人物，是成熟的与有机的理论家，是不知真实革命为何物 的书斋学究，那末托洛茨基也许早已和他决裂了，不再寄以希望了；但陈独

秀显然不是这样的人，他是李卜克内西与贝贝尔型的真诚革命者，有经验的， 具有敏锐而正确的观察力的，但没有彻底系统化的意见的。”王文元认定托

洛茨基相信当革命局势来临时，陈独秀还会与他们“说着同样的话”的；“真 实的革命将使我们之间的不同意见消灭于无形，陈独秀还会回到革命的第四

国际的立场来，他仍旧要在中国革命中起着巨大作用。”

王文元在这里指出了陈独秀与李卜克内西及贝贝尔的相同点，与普列汉 诺夫及考茨基的相异点。但是，除此以外，他还有与前者的相异点，恰恰是

与后者的相同点，即李卜克内西与贝贝尔的错误是“左倾幼稚病”，而陈独 秀却是“右倾”，这一点与普列汉诺夫相类似，而后来陈独秀的民主观，又

被王文元说成接近于考茨基。所以说，把陈独秀与任何一个人简单的类比， 是很难贴切的。陈独秀就是陈独秀。他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独特的 人物。

托派临委见到托洛茨基的信，感到委曲和难堪。他们又专门写了一个《临 委给国际的报告——关于d.s.同志问题》1。这份“报告”对托洛茨基

回信的最大挑战是：“d.s.同志自出狱后便一贯在政治上采取机会主义 立场，在组织上采取取消主义的观点”；“我们不可否认的声明：d.s.同

志与我们之间在抗战过程中有根本不同的两条路线：一条是向1《保卫马克 思主义》卷一，第21页。

孟什维克机会主义乖离的路线，一条是不可调和的布尔什维克——列宁 派路线。”

“报告”强调他们是“站在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观点上，??监视着战 争的每一步发展”，而说陈“一贯便采取政府与人民的中间的立场，一面向

政府以超然的‘公正人’的资格，哀求和说服政府对民众采取宽容和改良政 策，一面则以空洞和含糊的话叫民众‘相信’政府，叫民众‘自动’起来帮

助政府。这种游离的超阶级的态度与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基本明确的阶 级立场不能调和。”

“报告”虽然再次否认陈独秀的批判，郑重地发表“最后负责的声明”：

“d.s.攻击我们为极左派所列举的罪名没有一条是真实的！”但又不得 不承认：“我们这个团体一贯处境孤立，??一贯与群众没有保持密切的联

系，因此不能及时反映出广大群众心理的转变。”

“报告”集中火力攻击陈独秀已经离开了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理 论。因为陈独秀在《告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资本主义在中国》、《我们不

要害怕资本主义》等文章和演说中，在坚持托派传统的“中国此时还是一个

‘初期资本主义的国家’”观点的同时，强调“资本主义在中国，还有大发 展之余地。”所以他叫人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还说：“社会主义在中国

经济的成熟，自然是无稽之谈；有相当力量的工业及其政党，只有在工业发 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够生长起来??。”“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而是‘本国的资本

主义，或外国资本主义的殖民地’。”这本是原来被他批判过的刘仁静的观点， 而现在，论到托派临委来批判他了。据此，临委“报告”认为：“他对中国

无产阶级力量及社会主义的信心已根本动摇，他之屡屡郑重‘无保留的以百 分之百的力量用之于民族民主斗争’，并不是表明他站在不断革命论的观点

上来提出这个问题。恰恰相反，他最近思想的发展已接近了‘阶段论’的学 说。”

托派反对的所谓“阶段论”，一般指两种情况，一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的、 与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结合的“革命发展阶段论”。这种理论认为在

民主革命基本完成以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不允许在这两种革命之 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时期。这种理论不否认在经

济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取得民主革命胜利掌握政权以后的初期，还允许在 利用限制改造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有相当的发展。如中国解放初期那样。

一是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这种理论与上述理论相反，主张在民 主革命后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发展资本主义，在这个发展中，重新集结无产

阶级力量再进行下一次的社会主义革命。临委“报告”批判的陈独秀的“阶 级论”显然是指后者。但是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与托洛茨基的“不断

革命论”之间，本来就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陈独秀与托派的结合，本来就 是这两种机会主义理论结合的产物。因为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指

在革命高潮中应该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纲领，同时完成民主革命和社会主 义革命的任务；而在革命高潮到来以前，即在两次革命高潮之间的过渡时期

——“国民会议”斗争时期，这种理论认为，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经 济必然复兴，资本主义必然有所发展；这种发展对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组

织起来，准备下次革命是有利的。所以，“二次革命论”与托洛茨基的“不 断革命”有两个基本点是相通的：都认为下一次夺取政权的革命高潮是社会

主义革命；都拥护在目前“过渡时期”，在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发展资本 主义，以准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这个思想，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第六

次大会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