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感情用事，并且有点自知之明，到延安去看一看，面对抗日根 据地军民生气勃勃的革命景象，看到他所梦寐以求的中国革命复兴希望之所
在，那么，他那对政治形势一贯具有敏锐观察力的头脑，就会得出相应的结 论；他晚年的思想，也许不会那样糟糕。
不过，说句公道话，从1929年被开除出党到1942年逝1234 致杨鹏升的信（1940年6月12日）。
朱蕴山：《关于陈独秀的几点回忆》（朱世同整理）未刊稿。 访问吴亮平谈话记录（1983年6月21日，唐宝林整理）。
陈独秀致贺松生的信（1938年4月8日）。贺松生即何资深、何之
瑜。 世，陈独秀与中共中央的矛盾虽然错综复杂，其性质是清楚的：即始终
没有超出理论与路线的范畴，是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 另外，对于国民党明显地挑拨他与共产党的关系，他也是有所警惕的。
1939年，叛徒张国焘曾向蒋介石提议：派国民党知名人士公开访问陈独 秀，将陈的抗战言论编辑成册，来对付共产党在抗日宣传上的影响。于是，
蒋介石便派胡宗南、戴笠带上礼物到江津白沙镇，微服私访陈独秀。他们还 特意带了去年三月由傅汝霖、段锡朋等人在《大公报》上为陈的所谓“汉奸”
事件辩护启事的剪报，认为这是提供陈大骂中共的最好材料。但陈独秀对胡、 戴这两位不速之客，是有警惕的。他们见面时陈的第一句话，就捅到胡、戴
的背后，问是不是蒋介石关照要来的。胡、戴答是。陈原以为他们是来审查 他的行动的，就立即表示，自己是逃难入川，虽以国事萦怀，却并不与闻政
治，更不曾有任何政治活动。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然后，陈就询问他们 的来意。胡宗南一面让陈阅看带去的“启事”剪报，一面说：“受到人身攻
击一事，大家不平则鸣。傅汝霖、段锡朋诸先生是陈老的学生，忘年之交的 朋友，诸先生为陈老恢复名誉的辩护启事，乃国人之公论，民心之所向。今
天特来求教，请陈老谈谈对国事的看法。值兹二次大战爆发，德军席卷欧陆， 波罗的海四国乃苏俄前卫边沿，被德军闪电一击，不一周而尽失，眼看苏俄
处于极不利之局。国内国共问题，由分而合，由合而斗，大战当前，如国策 不能贯彻，前途实堪隐忧。为今之计，陈老意下如何？”胡宗南此话意思很
清楚，国际形势对苏联不利，国内形势由于国共由合而斗，国策不能贯彻， 前途实堪隐忧，你陈独秀个人又受到中共的诬陷，你还不起来大骂一通共产 党？！
殊不知，陈不是三岁孩子，他听了胡、戴的话，看透了他们的来意，虽 然他对共产党有一肚子怨气，但他坚守国共之间“中立”的立场，决不为国
民党提供反共的弹药；自然，在这种场合，他也必须说些应酬的话，但更重 要的是，他仍坚持自己独特的见解，于是，他沉默良久后慢吞吞地说出了这
样一番话：“蒋先生的抗战决策，是符合国人愿望的。弱国强敌，速胜困难， 只要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则任何难关都可渡过。延安坐井观天，谬论横生。
我本人多遭诬蔑，幸公道在人心，先生等所示剪报启事一则，足可证明。列 名为我辩者，乃国内知名人士，有国民党的，有非国民党的，有以教育家闻
名的。我原打算向法院起诉，因见代鸣不平的公启，乃作罢。先生等对我关 注，深致谢意。本人孤陋寡闻，雅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起喋喋不休之争。
务请两君对今日晤谈，切勿见之报刊，此乃唯一的要求。言及世界局势，大 不利于苏，殊出意料。斯大林之强权政治，初败于希、墨的极权政治，苏联
好比烂冬瓜，前途将不可收拾。苏败，则延安决无前途。此大势所趋，非人 力所能改变。请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1事后，戴笠将陈的谈话记录呈报
蒋介石，蒋阅后说：“陈的见解深湛，眼光远大。”在蒋介石口中说出这样的 话来，当然不足为怪。但从蒋派胡、戴访陈目的而论，陈无1沈醉、文强：
《戴笠其人》第207—210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 疑在这场斗争中巧妙地取得了胜利。因为不仅陈要他们把晤谈情况“切
勿见之报刊”，而且从陈的谈话中，他们也的确捞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同 时也表明，陈独秀基本上听取了周恩来要他不要扩大事态的关照。还有力地
说明，陈独秀转向托派以后，虽然反对中共中央的基本路线，但始终未象有 些材料和章士钊提议的那样，与国民党反动派成为“犄角之势”，“合作反
共”。相反，由于当时周恩来派董必武、朱蕴山、周钦岳等人对陈做了许多 争取工作，国民党倒是时时害怕他再回到中共那边去，所以对他的监视工作
始终不放松。而陈独秀则始终不为双方所动。1941年3月5日，陈独秀 在给江津第九中学任教的何之瑜写的信中，谈到国民党派密探到该校侦探陈
独秀的情况时，嘱咐何“不必谨慎过度”，“他们愿探的三件事（一）我们与 干部派（指中共——引者）有无关系；（二）我们自己有无小组织；（三）有
无反对政府的秘密行动。我们一件也没有。言行再加慎重些，他能探听什么 呢？”陈独秀一生坎坷，但也一生光明磊落，无论兴衰成败，沉浮荣辱，始
终不变其节，真是“依然白发老书生”。
六“终身反对派”颠沛流离入川痛悼亲友逝世早在1938年2月，陈 独秀即有离汉之意。当时，陈钟凡曾推荐他到武汉大学教书，他拒绝，说“抚
五（即王星拱——引者）与我至好，武大不便聘我教书，我所学亦无以教人”
1。 他也拒绝托洛茨基及中国托派要他去美国的建议，一因他当时的身体已
很不好，二来想国民党正式准他出国赴美，成功机会可说绝对没有。陈其昌 等人曾请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致书中国驻美大使胡适，请他为他的老友陈
独秀在美国大学里谋得一个客座教授的职位，让他赴美讲学。信发后，未见 回音。2王文元等人还劝他去香港，以便脱出国民党对他的严12抗战初期
胡适曾为陈独秀去美国而奔走，胡适联系了一家图书公司，这家公司请陈去 美国写自传，陈表示不去。
陈独秀致陈钟凡的信，转自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 密监视，他也不愿考虑，理由是“我们拥护与参加抗战，就无论如何得
留在抗战地区，利用人家不得不给我们的合法身份来作公开批评；一去香港 便自动放弃这个身份了”。1何之瑜陪徐特立到武汉调解所谓“日特汉奸”
事件以后，他曾答应何的邀请，打算去长沙岳麓山下专心著述文字学，但是 后来又改变主意，说“湖南非乐土，城市将难免为战区，乡间亦不无土匪侵
害，故决计入川也”2。他所以选择入川，看来是想在抗战中有所作为。他 在不得不送王文元回上海时，还与王约定：至多半年后，再到“大后方”相
聚，“一起打开更有效的工作出路”31938年2月11日，陈独秀给何 之瑜信中说：“弟一星期后，当可动身入川（罗汉、季严亦劝我往）??”
但是由于发生了“日特汉奸”事件，他被迫耽下来打了一场笔墨官司。6月
16日，他准备乘当时在国民党中做事的包惠僧为他安排的差船离汉时，阔 别三十年的大姐，携家逃难，突然到了汉口。姐弟患难相逢，悲欢交集。他
对包惠僧说：“老姐姐来了，我怎能撇开他们，自己先行！”4这样，一直拖 到7月初，才搭上“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个银行包的专轮入 川。
离开了组织的陈独秀，许多事情都要靠朋友帮忙。他入川之意决定后， 曾在一次宴会上征询民主人士章伯钧的意见，1234陈独秀致陈松年的信
（1938年6月14日）及陈松年的说明。
《双山回忆录》，第246页。。 陈独秀致贺松生（即何之瑜）的信（1938年2月11日；7月8日）。
《托洛茨基致中国同志的信》第74页的王文元译注。 章当即问在场的重庆《新蜀报》主编周钦岳：“仲甫入川怎么样？”周
表示欢迎。不过在背后，他又根据共产党的意见，希望陈入川后，“千万不 要活动，更不要发表什么政治性的东西，那么住和其他生活方面的问题，我
都可以负责。”1可是，陈独秀总要顽强地表现自己。一到重庆他就又是演 说——《资本主义在中国》，又是发表文章——《论游击队》等，常常文中
带钩影射中共，使朋友十分为难。 时安排在“上石板街十五号川源公司”楼上2，这里是禁烟委员会主任
李仲公的办事处。陈住下后，他在《新民报》、《新蜀报》的朋友张恨水、张 慧剑、周钦岳便为他设宴洗尘。可是，由于政治的和物质的条件不容许，加
上他的高血压病日益加重，重庆天气太闷，对病不利，又寻找不到合适的地 方居住，所以他在重庆只住了一个月，就在江津国立九中校长邓季宣和皖籍
名医邓仲纯（二人都是陈早年的同学和朋友）帮助下，于8月3日移居距离 重庆上游水程180里的江津县城3。高语罕说他本不愿离开重庆，因他关
心政局，江津太闭塞。但“政治的和物质的条件不容许，他只好退居人事比 较闲适生活比较便宜的江津去做寓公”4。有一次他题李白的诗赠友自嘲曰：
问君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1234淮南病叟（高语罕）：
《陈独秀入川后》，南京《新民报》1947年11月19日。 陈独秀致陈松年的信（1938年8月9日）。 陈独秀致贺松生的信（1938年7月8日）。
《周钦岳谈陈独秀》。 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1江津当时约有80万人口，是东川一个大
县份，地势比重庆平坦。安徽国立第二中学经教育部批准立案后，改名“江 津九中”，迁到此县，收容前方疏散到重庆的安徽教职员学生。当时这样的
人员及其家属不下数千人，先后自各方迁来江津。陈独秀也因这种非亲即友 的关系，带着潘兰珍和老母亲（继母谢氏）来到江津。初到江津，陈的境遇
十分狼狈，如他给陈松年的信中所说：“不但用具全无，屋也没有了。”这是 指原来说好，到江津住好友邓仲纯（又名邓初）之宅，但因对邓妻的工作没
有做周全，人来了，她竟“闭门谢客”。陈独秀懊丧地说：“倘非携带行李多 件，次日即再回重庆矣。”幸蒙同乡旧交方孝远先生的招待，才在小客栈暂
栖下来；7日，又得东门郭家公馆房东同情，挪出楼房一间，住了进去，“聊 以安身”。陈独秀叹曰：“出门之难如此。”2几个月后，因邓仲纯再次热忱
邀请，以及资助邓开设“延年医院”的江津望族邓蟾秋、邓燮康叔侄的照顾，
又勉强住进“延年医院”后院——黄荆街八十三号，与邓仲纯夫妇同住一宅。 在这里。
陈独秀十分敬爱的母亲谢氏去世，使他十分悲痛。在给友人信中，他说：
“弟遭丧以后，心绪不佳，血压高涨，两耳日夜轰鸣，几于半聋，已五十日， 未见减轻，倘长久如此，则百事俱废矣。”以反封建著称的他，表示要遵守
“丧制”，以尽孝道：“先母抚我之恩等于生母，心丧何止12陈独秀致陈松 年的信（1938年8月9日）。
秦园：《陈独秀江津题诗》，南京《新民报》（晚刊），1947年8月3 日。
三年，形式丧制，弟固主短丧，免废人事，然酒食酬应以及为人作文作 书，必待百日以后。”1此后不久，因潘兰珍与邓妻不睦等原因，陈独秀又
通过他北大时的学生江津县县长黄鹏基的安排，住到江津大西门外江津一中 校长施明璋家“施家大院”——“延陵别墅”。
月余，因江津中学教员杨宾淑要求陈独秀帮助整理其祖父杨鲁承的遗 著，陈才最后定居到距城约20里的鹤山坪石墙院的杨鲁承旧居“杨氏山 庄”，直到去世。
尽管陈独秀离开了“延年医院”后院，但他与邓仲纯一直保持着深厚的 情谊，陈还两次去邓寓住过一个短时期：一次是1940年2月，从重庆治
病回来，住了约3个月2；一次是这年12月，因“乡下天寒，盗风又大炽”
3。这是指他是年之物篆刻阳文“独秀山民”四字章及尚未出版的一部分文 字学著作的草稿失窃，使他十分痛心4。后来，失窃衣物虽大半追回，唯这
两件心爱文物“去如黄鹤”。另外，在鹤山坪居住期间，由于病痛不断，邓 仲纯每隔二三天从城里到乡下来，为他免费诊疗一次；加上乡下通讯不便，
所以，他的通讯地址一直是邓寓。这就是我们发现一九三九年以后，大多数 陈独秀的书信都发自黄荆街八十三号的原因。至友邓仲纯似乎成1234陈
独秀致杨鹏升的信（1940年8月3日）。
陈独秀致杨鹏升的信（1940年12月13日）。 陈独秀致杨鹏升的信（1940年2月21日）。 陈独秀致杨鹏升的信（1939年5月5日）。
了他的保健医生和义务通讯员。 世，又使他怀念伤感不已。他在《蔡孑民先生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