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后感言》一文中称：
“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 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
任的人。”1在给友人信中，他又说：“弟前在金陵狱中，多承蔡先生照拂， 今乃先我而死，弟之心情上天数伤痕中又增一伤痕矣！”2大姐死在江津上
游40里的油溪镇，享年69岁。陈在《挽大姐》一诗中说他们兄弟姐妹四 人，自己最小。长兄、二姐早逝，“大姐今又亡，微身且苟延”。今年春天，
大姐病倒，陈去看望过她，分别时，“姐意愿谐往，临行复迟疑。送我西廓 外，木立无言辞。依依不忍去，怅怅若有思。骨肉生死别，即此俄顷时。当
时未警觉，至今苦追忆”。缠绵悱恻，感人至深。
重感情，重友谊，这是陈独秀品性中的一个显著特点。一般人往往只看 到他固执己见，疾恶如仇，“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辄不见容于人”3，然而
却忽略他重感情，重友谊的一面。这一点，晚年表现得尤为突出。其实他早 年与苏曼殊等人的友情，也是十分深沉的。但晚年他对于亲友的感情，往往
带有伤感和消极的因素。“穷而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一生清贫，没有压倒 陈独秀，但对母亲，对大姐，对蔡元培等亲友去世123王森然：《近代二
十家评传》，第221页。
陈独秀致杨鹏升的信（1940年4月7日）。 重庆《中央日报》（1940年3月24日）。 的悲痛情绪，却使他受到极大的刺激。早在1937年听到被称为“中
国托派中最杰出的女革命者——黎彩莲”逝世消息时，他就开始承认自己
“老”了。他在给赵济的信中说：“彩莲的死使我很悲伤。一生中我遭遇到 这样的事已不算少；可是我从来不曾如此难受过，也许是我老了??。”1
现在，更亲爱的亲友迭亡，更使他沉缅于无限的悲痛和一个又一个沉重的精 神打击之中，不能自拔。俗话说：“儿女情长，英雄气短。”
一种万念俱灰的因素悄悄进入他的头脑中，过去常挂在嘴上勉励别人和 自勉的一句口头禅——“不进则退”的话，不讲了；事业上，一往无前的奋
斗精神也消失了。这从他晚年所写的诗中也有表现：1941年7月，他在 听说友人周光午、何之瑜、台静农、魏建功等于屈原祭日聚饮大醉之事后，
作一诗赠魏建功曰：诗人枉向汨罗去，不及刘伶老醉乡。2诗中悲愤自己像 屈原那样，纵然有忧国忧民之心和美好远大的政治抱负，亦为此而奋斗了一
辈子，却不断地受挫，失败，甚至多次被捕坐牢，放逐天涯；若是如此屈死 异乡，倒不如像西晋皖人“竹林七贤”之一刘伶那样，醉生梦死在故乡。
所有这些，给他晚年思想的急剧滑坡和对中国世界前途的悲观预测，打 上了深深的烙印。12手稿影印件。
《双山回忆录》，第277页。 最后论文书信抛弃一切主义陈独秀入川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又发
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在国内，武汉、广州相继失守，国民党军队大溃败。 蒋介石也逃到四川，把重庆定为“陪都”，凭借巴蜀天险，守着一点残山贝
卷水，执行起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路线，不断制造反共摩擦，加剧了民族 危机。国际上，苏联为粉碎帝国主义制造的东、西方“慕尼黑阴谋”，在1
939年8月和加强边防，又爆发了苏芬战争；1940年9月，德日意结 成军事同盟；1941年6月，希特勒发动侵苏战争；12月，日本偷袭美
国珍珠港海军基地，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在这种形势下，上海托派临委于1938年10月28日发表了《为武 汉广州失陷告全国民众书》，批判国民党1927年背叛革命后的种种罪恶，
现在又“借‘应战’以达到它与帝国主义妥协的目的”；攻击中共葬送了大 革命，随即又以盲动主义在乡村建立“苏维埃”，组织“红军”进行夺取政
权的斗争，失败后又“奴颜婢膝地向国民党投降”，放弃阶级斗争，加深民 众对英美法等帝国主义的幻想，“帮助了国民党政府欺骗政策的顺利进行”；
还胡说抗战失败，断送了大半个中国是国共两党的“反动政策之分工合作（所 谓国共合作）所造成的后果”；要求民众“重新认识国民党之一贯的妥协反
动政策，尤其要立刻脱离史大林党的恶毒欺骗”，“立刻召集普选全权的紧急 国民会议，以代替国民党的军事独裁领导抗战”。这种“极左派”的丑恶嘴
脸被陈独秀致托洛茨基的信痛斥之后，他们又在1939年1月20日《给 中国国民党五中全会的一封公开信》中，企图修补一下自己的形象，建议：
“（一）政府立即开放民众运动，给全国各党派各民众组织以完全公开宣传 鼓动的自由（无条件的，不以三民主义为规范的）；（二）在上述的条件之下，
我们准备和你们，和一切工会、一切抗日团体，及共产党以至其他党派共同 合作发动民众，武装民众，组织民众，总而言之，在一切抗日群众活动及军
事活动中，我们一致行动。”国民党当然不会采纳他们的这些“建议”。
陈独秀在四川密切注视着国内外政局的发展和上海托派的动向，继续不 断地写文章和书信发表自己的政见，批评托派临委的荒谬主张。他的意见，
就是后来被何之瑜收集在《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一书中的“最后见解”， 主要集中在民主与专政、战争与革命，以及与此两个问题相关联的中国与世
界前途的问题上。
民主问题，一直是陈独秀与其他托派分子争论的中心点。
“革命性质”和“国民会议”问题上的争吵，实际上都是这个问题的反 映。所以在狱中，陈对氏族社会以来民主主义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
1936年，他终于得出了以下几个结论：一、自有人类以后，“民主主义 乃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形成各阶段的内容与形态”；“在社会主义运动未发生
以前，完成这些民主任务，乃人类进步之唯一伟大指标。所以民主主义乃是 人类社会进步之一种动力”，“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做是资产阶
级的专利品”；“不要把民主主义的要求当做仅仅是推翻资产阶级军事独裁的 手段而不是我们的目的。”
二、“不断革命”之真实意义，是“由无产阶级的政权来完成民主任务。 没有无产阶级的政权，落后国的民主任务便无从完成。所以不能把完成民主
革命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分成两个阶段，完成前者再进行后者”。
三、无产阶级民主主义要“彻底铲除官僚主义”。“在这一意义上在现时 代，只有无产阶级才是民主主义势力的真正代表；我们共产主义者同时也是
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史大林不懂得这一点，抛弃了民主主义，代之以官僚 主义”；“蔑视民主主义的人，并不只是史大林，有许多浅薄的老布尔什维克
党人，因为形式逻辑头脑的考茨基一班先生们，拿民主主义来对抗无产阶级 独裁，他们也就拿无产阶级独裁来和民主主义对抗，两方面都以为民主主义
和无产阶级独裁是不能并存的，同样是形式逻辑的头脑。”
这篇用另一个怪僻笔名“孔甲”（至今只发现一篇他用“孔甲”发表的 文章）发表的题为《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的文章1，是陈系统地阐述民主
主义的一篇代表作。它给予民主主义以崇高的历史地位，这一点是可取的。 但是这里已有把民主“极端化”“超阶级化”的端倪。不过，要注意的是，
这时他还只是把民主与“官僚主义”相对立，而还没有与“无产阶级专政（独 裁）”相对立。相反，他恰恰批评了斯大林和考茨基从左右两方面将二者对
立的“形式逻辑头脑”。但是后1《火花》第三卷第1期，1936年3月
10日出版。 来他的这些思想又有发展，民主主义的思想进一步升华，无产阶级专政
彻底抛弃，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有所收获，又有所失落。 被陈独秀批评为在莫斯科“蔑视民主主义”的空气中熏陶出来的青年之
一王文元，在回忆陈写作和发表此文的背景时说：“在我第三次入狱之前（即
1935年夏到1937年5月——引者），我们新建的理论机关报《火花》， 记得只出了两期。??值得特别提出来的是陈独秀的一个提纲，关于民主主
义的。它表示出这位中国启蒙运动大师思想上的新转变，他在不断跃进后的 倒退。他比较郑重地研究了民主主义的历史发展。结果他达到了这样一个结
论：人类的历史主要乃是一部民主的发展史。??民主是社会进步抑或倒退
的最可信指标，它本身并不含有阶级性，更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社会主 义者若在民主头上扣上某某阶级的帽子而加以排拒，则是反动而非进步。他
认为一个真正的工人国家绝对应该比任何资产阶级更加民主。”王评论说：
“我们看到了独秀的文章，没有一个人同意。他把民主主义看成为一个超历 史超阶级的范畴，还原成一个抽象的观念了。”1因为托派口口声声“无产
阶级专政”，所以对民主主义嗤之以鼻，坚决反对陈独秀的观点，而使他们 最不能容忍的是，陈独秀的思想继续发展下去，连“无产阶级专政”也否定 了。
托洛茨基分子联盟”的莫斯科审判，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1《双山 回忆录》第209—210页。
加米涅夫、布啥林、李可夫等一大批老布尔什维克都成为“无产阶级专 政”的对象。对此，陈独秀在与濮德志等人争论时认为：“现在苏联实行无
产阶级专政，专政到反动派，我举双手赞成，但专政到人民，甚至专政到党 内，难道是马克思列宁始料所及的吗？此无他，贱视民主之过也。”1但是，
在“史大林的官僚主义集团”，并不反对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 相反，当蒋介石、日本、希特勒等反苏时，他们还一直站在保卫苏联这个“工
人国家”的立场上，就是说，他们还是把斯大林的个人问题和苏联的政治制 度分开的——反对斯大林，拥护苏联。陈独秀直到1938年3月发表的《抗
战中应有的纲领》，还有“联合苏联及全世界的工农民众（日本的工农民众 也在内）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内容。但是，长达三年之久的莫斯科审
判，终于在1938年3月结束，主要被告全被枪决（托洛茨基也在194
0年8月在墨西哥被暗杀）。而所有托派一开始就认为这并不是因为被告真 犯有苏联宣布的什么“暗杀叛国罪”，而是斯大林消灭异己的结果；再加上，
1939年的苏德协定和苏军进入芬兰境内这两件事的刺激，陈独秀的思想 受到极大震动，于是，他重新审视了过去自己信仰的革命理论和观念，得出
了一系列新的“意见”。其中有些问题早在狱中时就开始考虑了，如他在1
940年9月给西流（即濮德志——引者）信中所说：“我根据苏俄二十年 来1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了今天的意见。”1这些“意见” 是：第一，认为民主主义是“超时代”、“超阶级”的：“民主是自从古代希
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 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如果说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
民主不同，那便是完全不了解民主之基本内容（法院外无捕人杀人权，政府 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权利等），无产阶级和
资产阶级是一样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其内容大致相 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2第二，认为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是由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决定的：“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级（即 无产阶级——引者）独裁制之逻辑的发展”；“在十月（即十月革命——引者）
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
“十月以来，轻率的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3第三，把纳粹 主义与布尔什维克等量齐观，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现在德俄
两国国社主义及格柏乌政治，意大利和日本是附从地位，是现代宗教法庭， 此时人类若要前进，必须首先打倒这个比中世纪的宗教法庭还要黑暗123
《给西流的信》（1940年9月），《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36、3
7页。
《给西流的信》（1940年9月），《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36、
37页。
《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35页。 的国社主义和格柏乌政治。”1“像俄国的苏维埃，比资产阶级的形式
民主议会还不如。”2“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 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制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
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3所以他称莫斯科、柏林、罗马为“三大 反动堡垒”（东京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