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呼吁世界人民首先推翻这“三大反动堡垒”；“目

前全世界的一切斗争，必须与推翻这三大反动堡垒连系起来，才有意义”4。 他坚信，未来世界，民主主义最终将战胜各种专制独裁制度，实现“无产阶

级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 第四，认为反对斯大林政权不是反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

义是对立的：“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 西”；“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5“至于现在

的苏俄，不但它的生产力不能胜任领导国，它自身早已离开社会主义了。”

6对于苏联，“若要硬说它是社会主义，便未免糟蹋了社会主义”。7123

4567《被压迫民族之前途》，同上书第21页。

《再论世界大势》，同上书第15页。

《我的根本意见》，《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3页。

《给西流的信》（1940年9月），《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3

6、37页。 陈独秀：《我的根本意见》，同上第3页。

《给西流的信》（1940年9月），《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3

6、37页。 陈独秀：《给西流的信》（1940年4月24日），《陈独秀的最后论文

和书信》第30页。 第五，大战中不能引发革命，殖民地不能获得独立，最好的前途是做英

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在此次大战结果之前，甚至战后短时期 中，大众的民主革命无实现之可能。”1“若希望在此次大战中，转帝国主

义战争为推翻一切帝国主义的战争，那便是全然不靠近事实的幻想了。”“有 人甚至梦想战争会引起社会主义革命就快到来，不幸事实幻灭了他们的美

梦。”2他甚至认为战争中的“印度独立运动也是反动的”3。“美国胜利了， 我们如果能努力自新，不再包庇贪污，有可能恢复以前半殖民地的地位。”

4第六，对于世界前途悲观。他同意王文元的“战争变质论”，认为“中日 战争已因帝国主义大战而变质”；整个大战是“英美和德国两大帝国主义互

争世界奴隶统治权”的战争5。因此，“此次若是德俄胜利了，人类将更加 黑暗至少半个世纪，若胜利属于英法美，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然后才有道

路走向大众的民主。”他甚至设想，“大战如果胜利属于希特勒??则将来法 西斯蒂专政会和以前一样，普遍的发展，而且形成历史上一整个时期”6。

特别要指出的是，陈独秀在理论上的变化。起先，他在把托洛茨基理论 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托派分子面前还羞羞答123456陈独秀：《再论世界

大势》。 陈独秀：《我的根本意见》。

陈独秀：《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 陈独秀：《给西流等的信》。

《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42页。

《给西流等的信》，同上书第30页。 答，欲抱琵琶半遮面，反对斯大林，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并不明确反

对马克思主义。 譬如他说：“近作根本意见，亦未涉及何种主义，第七条主张重新估计

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列宁托洛茨基包括在内）之价值，乃根据苏俄 二十年的教训，非拟照马克思主义为尺度也。”1但是，在要他“跳出马克

思主义圈子”的反共政客孙洪伊、胡秋原、郑学稼面前，他一点遮羞布也不 用了。郑学稼当时是复旦大学教授，被何之瑜称为专门用托派理论进行反共

的“国民党蓝衣社理论家”。在陈独秀出狱到武汉时二人才认识，后来彼此 书信往来密切。1941年12月14日，郑学稼在致陈独秀的信中，认为

马克思主义只适用于俄国，而不适用于中国，并说“布尔什维克与法西斯为 孪生儿 ”。陈独秀在12月23日回信说：“列 （宁）托 （洛茨

基）·之·见·解，·在·中·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 而发。在我自己则已估定他们的价值，我认为纳粹是普鲁士与布尔什维克之

混合物。弟评论他们乃用科学的态度，并非依任何教派的观点，更不屑以布 尔什维克正统自居也。鄙见很难得人赞同。读来书‘布尔什维克与法西斯为

孪生儿’之说，不禁拍掌大悦！弟久拟写一册《俄国革命的教训》，·将·我

12《陈独秀先生晚年致郑学稼教授原函墨迹》，台湾《传记文学》第30 卷第陈独秀：《给s和h的信》。耳！”2从陈独秀的这些言论里，我们可以

看到他最后的思想走得有多远了。如果那本《俄国革命的教训》写成的话， 那些宣称“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任何反共理论家，都只能望其项背

而自叹不如了。因为他不仅抛弃了托洛茨基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而且把马克思主义也彻底地抛弃了，“十月革命”也否定了。用他自己的话

说，完全以个人口味为中心，跳出一切圈子，“见得第三国际道理不对处， 便反对它，对第四国际第五国际，第??国际亦然。”他高兴地戴上了胡适

赠送给他的“终身的反对派”的桂冠1。他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政治上 也是如此。当时他曾对邓仲纯说：“冯玉祥倒过袁世凯，杀过吴佩孚的回马

枪，囚禁过曹锟，驱逐过傅作义，反过蒋介石，人称倒戈将军。我和这位将 军有些类似，一生就会作反对派，从反满清一直到反薄介石。”2陈独秀以

“反对派”为荣，但他却不会总结哪些反对了，哪些反错了。

“最后见解”是非多悲观论调指前途陈独秀逐渐形成的“最后见解”，首 先遭到上海托派临委的强烈反对。1940年6月和1941年1月，托派

临委对陈独秀问题先后作出了两个决议：《临委对d.s.来信的决议》和

12黄永盛、王亚非：《陈独秀在江津的最后岁月》，《革命史资料》第6期。 陈独秀：《给s和h的信》。

《关于d.s.对民主和独裁等问题的意见的决议》1。 托派临委摘引了托洛茨基生前为第四国际起草的文件，指出不应把即将

到来的世界大战“描写成为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闻的战争”；因为战争 的双方都有“反动的性质，无论那一方阵营胜利，人类都会被抛到老远的后

面去。”因此，他们宣称应贯彻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制作出来的关于 战争的原则”。由此出发，批判陈独秀主张站在民主阵营一边反对法西斯阵

营的立场，“在本质上是英法帝国主义的狭隘爱国主义的思想，是普列汉诺 夫、格德和亨得曼在第一次大战中所表现的极端可耻的机会主义之再版”。

托派临委认为在战争中应无条件地“保卫苏联的社会主义（当然是病态的）”， 保卫它的“社会主义财产制度”，批判陈独秀拥护英美而把苏联与法西斯德

国“放在同一平面上加以攻击和诅咒，??其昏乱和反动与第二国际的最庸 俗的机会主义者是毫无二致的”。

他们还批判陈独秀反对在战争中引发革命的主张，是“企图以此来阻止 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来维持资本主义（特别是英法的资本主义）的现存制 度”。

托派临委严厉警告说：“d.s.对于战争与革命的意见，对于民主与 专政及苏联等问题的意见，现在已经发展到了顶点，发展到了完全离开第四

国际的立场，完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离开了无产阶级立场而站到最庸俗的 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者的立场上去了。现在的问题是：不是

d.s.完全放弃他的荒谬的意见，就是他离开第四国际，离开革命，1《保 卫马克思主义》卷一，第29—35页。

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但同时又要求“d.s.同志不要将自己的意 见公开向外发表，以免引起我们中间的严重纠纷。”可见，直到这时，托派

临委还把陈独秀视为他们组织的一员。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陈独秀逝世。

陈独秀自然不接受临委的批判，而且他不怕孤立，决不沉默，或直接给 临委写信，或请人代转，讥讽他们把列宁在第一次大战中的原则搬到今天，

在战争中引发革命是“做梦”，是“抄袭陈文的八股家”，是“对实际的历史 事实发展闭起眼睛，一味玩弄抽象公式”，“只能有助于日本”，“只能有助于

希特勒”云云。就这样，双方又进行了一场大混战。不过在这场论战中，陈 独秀始终处于一个人的少数。正如李福仁后来在《第四国际》杂志上所提供

的“证言”：“一方面在四川乡村中的陈独秀，另方面在上海的中央委员会， 用书面进行争论，结果陈独秀居于单独一人的少数，”“陈独秀的政治思想，

在中国组织内找不到一个拥护者。”1连与他私人友谊很深的郑超麟、王文 元、陈其昌等人，也不得不承认：“我们，非但不曾拥护陈独秀的主张，而

且与他进行了最不含糊的争辩，以致最后，这位‘老人’发了脾气，与我们 绝交了。”2陈独秀早年曾写过一首《感遇诗》，赞颂“夸父追日”和12中

国共产主义同盟（国际主义派）：《致美国（第四国际）杂志编辑部的信》（1

947年10月20日）《第四国际》（美）1942年七、八月合刊，第2

41页。

“精卫填海”的精神。1他的一生也有这种显著的“孤军奋战”的精神， 为了他认定的“真理”，即使剩下一个人，也要奋斗到底。这种精神，确曾

使他取得辉煌的业绩，而显赫一时；但另一方面，当他认定的“真理”并非 真理时，这种精神就使他在错误的泥沼中越陷越深，而难以自拔了。这里并

不是说他应该接受托派的荒谬主张，而是应该虚心地考虑当时中国共产党提 出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这样，也许他的晚年思想不至于走得那样远。

在对待陈独秀和抗战的新形势、新策略的问题上，托派中央也逐渐发生 分裂。1940年，郑超麟在安徽养病结束后来到上海，参加了相当于托派

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斗争》报编委会。郑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在革命的 失败主义大旗之下》和《论中国对日战争有无客观的进步意义》等，提出了

系统的“失败主义”的思想和主张。郑超麟认为“中国没有民族的革命”。

因为中国革命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革命，将来的政权不是工农民主专政， 不是建立独立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民族国家。托洛茨基也从来不称中国

革命为“民族的革命”，而称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革命。郑说：“说中国 没有民族革命，这并不是等于说未来中国革命中没有民族解放运动”，但是，

“在未来中国革命之中，民族解放运动是没有力量的，而且在某种限度之下 带着反动的性质”。因为“有些力量表面上似乎是‘民族的’，而其实不过是

掩饰着十足的阶级斗争”；“所谓‘国民’，所谓‘人民’，所谓1《民立报》

1911年1月5日。

‘people’，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无产阶级、农民、城乡小资产 阶级、资产阶级、地主，他们重视各自阶级的利益过于中华民族的利益，??

殖民地的阶级分化和斗争如此之深刻和激烈，使得殖民地中不能存在一个人 群为了共同的民族利益而暂时忘记其阶级利益”。因此，他认为群众的“爱

国主义”只是一种“幻想和成见”，势必被“反革命所利用”1。他甚至说

“中国对日战争自始即没有客观的进步意义”2；“无论在殖民地和非殖民 地，爱国主义都是反动的”。为了打破这种“反动”，“惟有赤裸裸的阶级斗

争！”他宣称：“我们第一步应当破坏资产阶级政府机构和军队系统，即是应 当实行失败主义。‘转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列宁这个旧口号恰合新

中国的需要”；“‘先安内而后攘外’，蒋介石这话说得比中国一切马克思主义 者都高明。??我们只有彻底解决中国的国内问题，才能排除外国的侵略。”

最后他说：“我们把堂堂正正的革命的失败主义大旗树起来！这个大旗将为 中国的革命者和非革命者的分界点。”3恐怕在历史上很难找到这样一个把

“极左”和极右触目惊心地结合在一起的样极了：把列宁在第一次大战中的 政策，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抗战中来，为虎作伥，替日本侵略者效劳。不管

他们主观愿望如何，也不管他们口头上说得如何好123意因：《在革命的 失败主义大旗之下》。

意因：《论中国对日战争有无客观的进步意义》，《校内生活》《火花》第 意因：《在革命的失败主义大旗之下》，《校内生活》《火花》第3卷第5期，

听，问题的实质和结果，只能是这样。

但是，这种谬论在1940年上半年到1941年年初，在托派临委中 竟得到了多数的拥护。王文元发明了“战争变质论”，认为由于日美冲突加

剧，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中国抗战已成为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战争的一部分， 失去了原有的进步性，所以他和陈其昌、楼国华等人转而支持郑超麟的“失

败主义”主张，刘家良亦然1。

彭述之坚持原来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