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护第四国际关于“以国内战争转变帝国主义 战争”及在战争中引发革命的原则，但反对郑超麟的“失败主义”主张，而

提出“保卫主义”的主张，即支持中国抗战，在战争胜利中夺取政权，为此， 他们把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攻击导致抗战失败的国民党的“腐败”和共产党

的“背叛”上。于是，“失败主义”与“保卫主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开 始彭述之处于少数。后来，李福仁介入，情况发生变化2。

托洛茨基及其操纵下的第四国际，也坚持抗战初期的立场，即彭述之等 人的立场：支持中国抗战，反对国共合作。托在他被刺死前一个月（194

0年7月）给中国托派写的《俄国革命史》中文版（托洛茨基著，郑超麟、 王文元译）自序中，还在攻击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说：“在中国

革命中，12李福仁：《中国抗战与保卫苏联》，《保卫马克思主义》，卷二；

《双山回忆录》，第263页。 李福仁：《中国抗战与保卫苏联》，《保卫马克思主义》，卷二；《双山回

忆录》，第263页。 斯大林居然将孟什维克派??的政策，实行到底了。??以至反战争的

阶级斗争成为不可能的。”11941年初，李福仁根据托洛茨基生前指示 精神，起草了一个决议，由“第四国际太平洋书记处”名义通过后，带到中

国，支持彭述之的立场。2于是刘家良等人就倒向彭述之一边，使彭述之一 方成了“多数派”，控制了托派中央临委。1941年2月23日彭控制的

“中央临委会”发出《通告》3，这个《通告》还附上陈独秀的书信和郑、 彭两派的争论文章，要求在4月底以前，在托派内部，就抗战性质和是否应

该取“失败主义”等问题进行正式讨论。结果，7月13日，彭述之、刘家 良等人，在排除郑超麟等4人的情况下，召开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第

四国际支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了大会宣言，自吹自擂地宣称：“中 国四年来抗战所以遭逢失败，其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没有一个能真正代表中

国广大工农群众利益的革命党！

…… 今后只有集中力量创造一个新的无产阶级革命党才能够保证抗战的 胜利和工农的解放”；而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始终坚守无产阶级革命的政

纲，??没有向资产阶级作过任何妥协，我们没有在反动的‘阶级合作’舆 论之下低头”，因此“只有它最有资格担当新党的组织任务”4。大会选出

了由彭、刘、李（福仁）、蒋（振东）、毛（鸿钅监）等人组成的新中委。1

234《斗争》，第5卷第5期。

《校内生活》、《火花》，第3卷第5期合刊。

《双山回忆录》，第263页。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368页。 楼国华、陈其昌被排挤出来，郑超麟、王文元被排挤出《斗争》报编委

会。郑超麟等人提出继续讨论政治问题的要求，也被托派“新中央”拒绝。 于是郑超鳞等便另出一个托派机关报《国际主义者》。从此，中国托派再次

正式分裂成两派：彭述之为首的“多数派”，又称“斗争报派”；郑超麟为首 的“少数派”，又称“国际主义派”。

两派分裂后，互相攻讦更烈。“少数派”骂对方是“顽固的机会主义”、

“愚蠢的机会主义”1；“多数派”骂陈独秀是“机会主义的民主白痴”，骂

“少数派”是“极左派”、“教派主义”、“长了胡子的幼稚病”、“反陈独秀机 会主义上的中派主义、调和主义和折衷主义”、“最无骨头的机会主义”等等

2。 郑超麟、王文元、陈其昌等人不同意陈独秀的政见，但出于对陈独秀的

私人友谊，不愿直接批判陈独秀，更反对制裁陈独秀。他们认为陈与“多数 派”的立场同样是“保卫主义”，批判了“多数派”，等于是批判了陈独秀的

错误，此其一。其二，陈与“多数派”的不同在于陈独秀“不借用托洛茨基 主义辞藻来修饰他的意见，那些保卫主义者则开口‘第四国际纲领’，闭口

‘第四国际纲领’”3。所以他们敬佩陈独秀的诚实，而鄙夷彭述之等人的 虚伪。其三，少数派认为陈123意因：发表《意因写给陈独秀的信》的按

语，《国际主义者》第3期，1942年6月25日出版。

犀照：《对两条路线的斗争》，《保卫马克思主义》卷2。耀如（刘家良）：

《保卫马克思主义》序文。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国际主义派）：《致美国（第四国际）杂志编辑部的 信》。

独秀的一切错误结论是在假设战争中不能引发革命的前提下产生的，如 果局势有变，出现他们期望的“第三次革命”，陈还会回到他们的立场上来

的。所以，他们宁愿与陈互相保留观点，让事实来证明谁是谁非。为此，郑 超麟给陈独秀写了一封长信1，对陈独秀的政治见解，提出了针锋相对的看

法：（一）对于战争中爆发革命问题，郑对陈的《我的根本意见》表示：“有 许多条，在文字上说，我都可以完全同意的，尤其最初五条和最后四条。但

有一个根本点，我和你不相同，就是：有无革命起来干涉战争。不错，现在 是最反动的局面，现在全凭事实看不出丝毫革命的影子，但革命究竟是客观

历史过程，即使没有一个党，即使没有人自觉地去准备革命，革命仍旧是要 来的，而且就在这个战争之中到来。”认为“现在我们正处在（俄国）一九

一五——一九一六年那样的时代”。

（二）关于民主与独裁制度的选择问题，郑说：“我也不否认现在英美 政制优于德意政制，但??我们现在的问题并非是在资产阶级这两个统治形

式之中选择一个较好的，而是根本不要这两个形式，因为战争向我们提出了 根本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任务了”；“我们革命党只能从革命前途出发，如果

拿去这个前途，我们在中国只好选择做菲律宾人或高丽人两条道路了。做菲 律宾人自然比做高丽人好些，但不值得去牺牲性命求做菲律宾人的。”（三）

对于无产阶级专政，郑说：“我们有权利希望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不会产生

‘史大林’，因为1《国际主义者》第3期。据郑超麟在发表此信时写的按 语说，此信在陈独秀去世前未及发出。

第二次革命潮将成功于好几个先进国家，??苏联的试验还不够给我们 证明这个理论是行不通的。再来一个试验，如果再产生一个‘史大林’的话，

我们才肯怀疑这个理论。”

“少数派”与陈独秀观点对立严重，但论战态度比较温和；“多数派”与 陈观点距离较小，但论战态度比较粗野，主要是谩骂，用语也相当刻薄。由

于两派都站在更加错误甚至反动的立场上来批判陈的“政治见解”，自然不 能说服和压倒陈独秀，反而更加把他推向极端。陈在1941年12月7日

给某某的一封信1中谈到托派分裂时说：“文元等几个人在上海开什么全国 大会，已够令人发笑了；他们（指彭述之等人——引者）以全国代表大会的

名义，排斥别人是少数派，这是史大林派的态度活现，这更加令人发笑。他 们自以为是多数派即布尔什维克，其实布尔什维克并非马克思主义，乃是俄

国急进的小资产阶级亦即法国的布朗基主义、德国此时的纳粹主义即旧的普 鲁士与新的布尔什维克之混合物。??弟将继续为文说明布尔什维克的横

暴，欺诈等罪恶，有机会即公开发表。”

“多数派”和“少数派”的争吵愈演愈烈，虽经后来第四国际多方调解， 要他们建立统一的“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以与中国共产党分庭抗礼，但是

始终也没有统一起来。直到全国解放前夕，他们为了与中共争夺天下，两派 分别匆匆“建党”。“多数派”建立了彭述之为首的“中国革命共产党”，“少

数派”建立了王文元为书记（实际灵魂是郑超麟）的“中1《保卫马克思主 义》卷一，附录《d.s.来信》第20页。

国国际主义工人党”，二者都被接纳为“第四国际的中国支部”。至今这 两派还有在香港和海外的组织，它们在“第四国际”的指挥下，进行反共反

华的活动。 客观地说，陈独秀“最后见解”的是非是复杂的。自“见解”产生以来

近半个世纪的历史表明：它既有偏激之词，又有深刻之见；既有主观妄测， 又有英明预见。有些意见的价值，还有待后人去评说，有待将来的事实去检 验。

首先，陈独秀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是不科学的。不错，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社会实践，而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实践中不断总结、丰富

和发展的真理。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从而使它失去了真理性， 那不是它本身的过错；如果有人因为马克思主义被教条主义糟蹋而抛弃它，

那么就犯了与教条主义者同样的错误。人类在实践中是不能没有理论指引 的。

斯大林晚年的错误，当然不能简单地归罪于他个人，也不能说与制度无 关。但是，到底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本身的原因呢？还是制度缺陷造成的后

果。如果是前者，就要从根本上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如果是后者，则是加强 民主、加强法制，从而改善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问题。陈的错误正是

采取了前一种立场。他把当时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镇压国内外阶级 敌人颠覆破坏活动中，由于没有经验、国家制度某些环节上的缺陷所造成的

错误，看成是整个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罪恶，把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专 政甚至法西斯专政等同起来，把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民主对立起来，从

而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其实，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专政的性质 是完全不同的。前者保护人民利益，后者残害人民利益。无产阶级专政与无

产阶级民主本来是并不对立的，而是统一的。只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才有 广泛的人民民主，若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就会损害人民民主。在阶级消亡和

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消除以前，国家的专政职能是不能取消的。它的存 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并不矛盾，它们的正确有效的工作不是妨碍而是保

证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

陈独秀“最后见解”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无产阶级民主”的思想。 这个思想纠正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中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轻视无产阶级民

主的倾向，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指出了一个重要方面。由于马恩列 斯毛始终片面强调无产阶级政权对敌人专政的职能，提出承认不承认无产阶

级专政是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因此，马克思主义学说中， 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十分丰富，无产阶级民主的理论极端贫乏。这是斯大林

和毛泽东等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建设中犯错误的理论根源。

为了克服失误，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中国、苏联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都 开展了改革，而政治民主化是改革最重要的目标。陈独秀关于没有民主主义

就没有社会主义的论断是极其深刻的。在建设无产阶级民主制的过程中，他 主张借鉴资产阶级民主制，也不是不可取的。

陈独秀主张无产阶级民主制借鉴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意见，一直被人们所 误解，左右两边的人都认为他“回到资产阶级民主的老路上去了”。胡适曾

在1949年4月14日离开大陆时，在太平洋一只船上，为《陈独秀的最 后论文和书信》一书写了“序言”，竭力吹捧陈独秀的这些“独立思想”“实

在是他大觉大悟的见解”，并将该书书名改为《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 见解（论文和书信）》1。直到1977年5月，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社

召开的“陈独秀先生座谈会”，还吹捧陈独秀的“最后民主见解”，建议“编

印更完备的陈氏的‘最后见解’，并译成外文，广为流传（包括空投或邮寄 共党统治区），使国人与世人认识这位曾是共产党领袖的中国知识分子怎样

经过沉思熟虑的痛苦经验，彻底否定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制度。”2 这自然是痴人说梦，但也说明了陈的“最后见解”的客观效果有不好的一面。

陈独秀的这些最后见解，当时主要表现在他与几个托派头目及郑学稼等 人的通信中，没有多少人知晓。只有《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一文，登载在

1942年3月21日的重庆《大公报》上（距他逝世前才两个月），该文 大肆散布悲观论调，认为战争结果德日胜利可能性“最大”，若此，“中国必

然沦为殖民地”；若美国胜利，中国也只能恢复半殖民地地位。

文章还攻击苏联的内外政策，给正在艰苦进行的国内外反法西斯战争大 泼冷水，因此，该文一发表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国民党认为其有碍对苏外交，

在得知成都《新新新闻》也想刊登此文时，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 查局主任委员潘12《传记文学》编者：《关于“陈独秀先生座谈会”的几

句话》，该杂志第30卷第5期。

广州自由中国出版社1949年6月出版。 某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