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领导，不好工作。 前委

6 月 8 日在白砂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讨论了成立正式军委的意见，

以及相反的意见——目前不要设立军委一级党部、临时军委应撤销。表决时，

41 人参加的前委扩大会，以 36 票对 5 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 决定。这样，刘安恭担任的临时军委书记一职自然免去。政治部主任一职后

来也由陈毅接替。

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召开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 会（简称“七大”）。大会原定 计划是通过总结过去斗争的经验、统一思想认识，解决红军建设中存在的各

种问题，以进一步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更好地担负起创建发展农 村根据地的伟大革命斗争任务。这无疑是必要的，当时集体决定召开“七大”，

目的和愿望无疑是好的，是想统一认识，解决分歧，结束争论，加强团结， 以利革命。但是在当时，解决问题的条件不成熟，指导思想也存在着缺点，

前委把各方面的争论意见原文印发给各党支部，并号召“同志们努力来争论 吧”，就有“自己不先提办法，而交下级自由讨论”、“公开提到群众中没

有指导的任意批评”（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的倾向。前委还决定由陈毅

代理前委书记（陈毅：1929 年 8 月 29 日向中央政治局汇报记录稿）。这样， 陈毅势必担负起主持筹备“七大”的重任，要统一党内意见，起草前委工作

报告，并保证大会能够顺利进行不致分裂。对于 28 岁的陈毅来说真是十分艰 巨的任务。

前委成员们每天交换意见，陈毅日夜工作。 由于蒋介石令福建的陈国辉、张贞、广东的蒋光鼐和江西的金汉鼎务必

于半个月内向闽粤赣 3 省边界地区集结兵力合力剿灭闽西红军，红四军便先 行动作，乘陈国辉旅返回龙岩喘息未定，在闽西群众支援下于 6 月 19 日三打

龙岩，攻占县城，歼敌约 2000 人。陈国辉混入乱军中才得以逃命，从此一蹶 不振。

环境又暂得稳定。6 月 20 日、21 日，前委扩大会在陈毅主持下讨论修改 并通过了准备在“七大”作的工作报告。

6 月 22 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一所中学内召开。 出席这次大会的除了前委委员及大队（相当于连）以上党代表外，还有

部分军事干部和士兵代表，约四五十人。 陈毅为大会主持人之一。他代表上届前委作了工作报告。据大会的参加

者傅柏翠、江华、肖克等回忆：会场空气紧张热烈，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 代表们对几位领导人提出很多意见。有些意见是中肯的，但有些意见偏激夸 大。

代表大会开了一天，其成果集中表现为大会通过的《红军第四军党的第 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这是红四军党的集体创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陈毅当时的政治思想水平。

决议首先企图回答的是过去的政策中的重大争论的问题。其中最关紧要 的是要不要根据地及如何建立、巩固和扩大根据地。这个问题关系到红军的

性质和任务，牵涉到“保守主义”，“逃跑主义”，“流寇思想”以及单纯 军事观点。“七大”决议批评了 1928 年 7 月开往湘南，有“农民意识的回家

观念，避免边界斗争的逃跑主义，是不对的。”决议对井冈山时期的一些历 史问题和红军实行的一些制度的结论，基本上也是正确的。如“地方武装与

红军武装应同样扩大”；“宣传兵制度??是红军非单纯打仗的工具的特征 之一”，反对“宣传兵制度”的偏见“非纠正不可”；“士委制度?是绝对

正确的”等。决议还认为“毛同志所指出的偏于军事观点，不注意地方的武 装，湖南军事行动之错误??及其他腐败思想，这些都是对的，的确有些同

志犯这个错误毛病。”

在党对军队的领导方面，决议否定了在前委之下再设立一个军委的意 见，认为这确系机关重叠，无再设军委之必要。决议并说“规定前委只讨论

行动问题，这是临时军委的错误。”决议还指出：“党代替群众组织，完全 不是事实”；说前委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失于武断、不合事实”；所

谓前委领导是“书记专政”，则“纯属偏见”。

但是，决议对于“自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的主张、对于部队中确实存 在的流寇思想，都没有给予批评。对于争论的不少问题，都作了折中平衡、

息事宁人的批评和回答。可惜的是，毛泽东曾向大会提出了关于坚持和加强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克服红军中正在滋长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

流寇思想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正确主张，未被大多数代表所接受，因而 未能充分明确地写入决议，“七大”也就未能“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中

共中央“九月来信”），未能完全解决存在的分歧，这也是客观的历史局限 性所决定，并非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所能转移。

最后是改选前委。陈毅当选前委书记。

“七大”决议规定：改选结果的“这个决定须呈报中央批准”，在批准 前可以开始工作。“七大”决议案包括改选结果和有关重要材料于会后不久 即送中央。

“七大”对于红四军长期存在的争论，只是作了一次展开，只是部分地 解决了一些问题，问题的展开对于以后解决问题是必要的、有益的，但不是

问题的解决。陈毅自己也认为，大会通过的决议案只是一个折中的决议案，

“并没有把问题彻底解决了”，就是写到决议上的一切，都还有待于中央的 指示和批准。所以他在 1929 年 9 月 1 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称：“静待中央派

人去主持，所谓前委，只是一个‘过渡内阁’。”

第五节党中央“训练班”

以陈毅为书记的“过渡内阁”在 6 月底 7 月初的工作重点是闽西。新的 前委决定仍在闽西游击和建立根据地。前委书记于 7 月 9 日写了关于闽西情

况及前委的工作计划向中共中央报告：“目前江西、福建正预备着会剿朱、 毛（注：红四军仍以朱德为军长，毛泽东为党代表），我们应以极努力发动

闽西群众以对付将来到之斗争局面，此时赣南、东江敌有重兵我们不能去， 只有在闽西坚决奋斗，从 7 月起我们即以这目的开始闽西工作布置。”

前委并同意毛泽东的提议让毛泽东暂时离开军队工作到闽西地方作调查 研究并指导闽西的工作。毛泽东乃于 7 月 8 日与贺子珍、黄琳、蔡协民、曾

志等同往闽西特委所在地皎洋。

不久，接到中央来信，要红四军派领导干部去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召集 的军事会议，汇报红四军情况（中央政治局 1929 年 6 月 12 日讨论前委 4 月

5 日信时说到“常委已通过召集一个军事会议，朱、毛处应来人。”）。 前委全体成员便在蚊洋开会，毛泽东也曾到会。前委决定陈毅去上海向

中央汇报，乃由朱德代理前委书记。

会后，陈毅在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陪同下，经上杭、龙岩到厦门。在厦 门候船期间，陈毅受到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罗明的接待，陈毅向省委作了汇报

并讨论了发展闽西斗争的问题。

在厦门，他给在上海担任四川军阀刘存厚的少将代表的胞兄陈孟熙发了 一信，说他将乘香港英国轮船到沪，并告以大致船期。

当时，堂兄陈修和也在上海兵工厂任职。他们自武汉分别以来虽然各奔 前程，陈毅判定他们依然会尊重各自的信仰，给他方便和掩护。

陈毅乘船到达香港，同中共广东省委接上头，见到了留法老同学、广东 军委书记聂荣臻和中共中央派赴广西路过香港的邓小平。

英国轮船经几昼夜航行于 8 月下旬抵达上海时，黄浦江边租界码头气氛 紧张，搜查异常严格。陈毅正打算挤到人流中去乘乱下船，忽然发现两位兄

长已经登船，正在延颈寻人。相见后，修和、孟熙立刻示意他紧随他们下船 上岸。两位兄长一式西装革履，胸佩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徽章，气宇轩昂。

陈毅衣着也得体，象个广东来的技术工人。当他们随着人流穿过码头稽查线 时，没有警察拦问。

已经安排陈毅住英租界四马路新苏旅馆，开了一个有里外间的客房，陈 孟熙住外间，陈毅住里间。陈修和则回兵工厂，常来关照。兄长们备好西装

全套，警备司令部徽章一枚。

陈毅很快同中共中央机关接上头，并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报告了红 四军“七大”情况。这位一同勤工俭学、一同被押送回国的老同学听完便表

示：他会尽快向政治局报告，并要陈毅尽快写好几种上报的书面材料。在这 次会见中，陈毅才得知：就在他抵达上海的前两天，由于叛徒的出卖，陈毅

的入党介绍人中央军委委员颜昌颐，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彭 湃，中央常委、军事部长、对红军农村武装斗争情况熟悉并有卓越见解的杨

殷以及正与他们一起的邢士贞、张际春于 8 月 24 日下午 4 时许同时被捕。

陈毅好几天深居简出，赶写材料。李立三在 8 月 27 日向中央政治局扼要 报告了与陈毅谈话的内容。会议决定召集临时政治局会议，由陈毅出席作一

详细报告。

8 月 29 日，专为听取陈毅报告而召集的政治局会议在上海一处秘密所在 召开。出席的有总书记向忠发及政治局成员李立三、周恩来、项英、关向应，

陈毅作了全面而详细的报告。鉴于红四军的经验和问题极为重要，政治局决 定以李立三、周恩来、陈毅 3 人组成一委员会深入讨论审议，提出决议到政

治局讨论通过。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周恩来是中央军委书记、军事部 长）。

9 月 1 日，陈毅写完了李立三代表中央要求写的 5 个书面材料：《关于 朱德、毛泽东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

告》、《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关于赣南、闽西、粤东江农运及 党的发展情况的报告》和《前委对中央提出的意见——对全国军事运动的意

见及四军本身问题》。陈毅的口头报告和书面报告，总的精神和内容完全一 致。他襟怀坦白，公正无私，如实地反映了红四军各方面的详情，对红四军

的战略战术、组织编制、政治工作、政策策略、斗争艺术都作了准确的叙述， 因而中央在 1930 年初把《关于朱德、毛泽东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发表

在中央出版的《中央军事通讯》创刊号上，并指出：“这是很值得我们宝贵 的一个报告”，很多宝贵的经验“都是在中国‘别开生面’”。

从 8 月底起，李立三、周恩来便一次次地到陈毅的客房来聚会，他们都 阅读了陈毅所写的报告，然后来和陈毅一同讨论。他们在陈毅房中一谈几个

小时。陈孟熙就在外面摆弄围棋担任望风，有时与陈修和对奕，空气更为闲 逸。他俩和李、周都认识，或是法国勤工同学，或是黄埔师生，所以相见十 分自然。

早在接到红四军前委于 7 月 9 日寄出的“七大”决议案及其他文件之后，

8 月 13 日，中央政治局就讨论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信，提交政治局讨论。 周恩来起草的信是 8 月 21 日由中央政治局通过发出的。这封信很重要，

对于红四军党内争论中涉及的一些原则问题作出了比较全面正确的回答。8 月份的这些回答，在李、周、陈的 9 月讨论中，当然要起重要作用。把全国

形势、中央指示、毛泽东的几封重要信件和陈毅全身心参与的红四军的实践 结合起来，对于陈毅就发生了巨大的作用，使他的思想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得

到提高，甚至得到飞跃。陈毅在多年后曾几次对跟随自己工作的同志说，到 上海党中央两个月，等于上了两个月的训练班。

“九月来信”是在周恩来主持下，3 人讨论，由周恩来代表中央委托陈 毅执笔起草的。

从 8 月 21 日信到“九月来信”，内容中最重大的问题是红军（朱、毛红 军是其中佼佼者）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以及朱、毛红军在全国的影响。8 月 21

日信已有“现在朱、毛红军对于全国的政治影响较对于闽西一处大的多 多”；“九月来信”更有“红军第四军??在全国政治局势中有极大影响”。

红军的地位和作用究竟如何估量，过去以及后来的一段时间内，都只说是促 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力量之一。1930 年有的文章中，有写为“主要条件”、

“主要工具”、“最重要因素”的，据查对，都是后来公开出版时修改而成， 原件只是“重要条件”、“重要工具”、“重要因素”，并无“主”字和“最” 字。

这样，1929 年“九月来信”中所写的一段话就很值得注意：“先有农村 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

陈毅过去没有表达过这样的思想，李立三、周恩来也没有，周恩来不久前（6 月 12 日政治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