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四周崇山峻岭， 地势险要。早在大革命时期这里就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大革命

失败后，共产党人赖经邦、高克念、曾炳春等秘密恢复了党组织，并发动了 东固暴动，先后建立了赣西工农革命军第七、第九纵队。 1928 年 9 月，七、

九纵队合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团长兼政委李文林，副团长段月泉（即 段起凤）。 1929 年初，正是红四军出井冈山之时，红二团又帮助当地的群

众帮会武装组建成独立第四团，段起凤任团长，政委是金万邦。以东固、桥 头为中心的方圆约 200 里的范围不仅成为群众斗争异常活跃的游击区，而且

创造了“游击秘密割据”或“飘忽不定的秘密割据”的成功经验。红四军前 委领导人对此曾有很高的评价。毛泽东在两个月以后在红四军前委给湘赣边

界特委信中写道：“这番我们到东固则另是一种形式，反动势力已驱逐了， 政权完全是我们的，但公开的政权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都没有，邮路是照常

的，商业贸易是照常的，边界所受的痛苦此地完全没有，敌军到来寻不到目 标，党的组织和群众的组织（农民协会）完全秘密着，在接近暴动之时这种

形式是最好的，因为这种形式取得群众不致失掉群众，武装群众不是 守土的赤卫队而是游击队??敌

人完全奈何他们不得。”红二团、红四团在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方面也有突 出的表现，毛泽东对此十分欣赏。他在 4 个月后答复林彪的信中写道：“至

于二、四团，四军的同志见了他们真是惭愧万分，他们是指导员支配军官的， 花名册上军官的（名字）列在指导员的后面，一个子弹不问过党不能支配，

他们是绝对的党领导。”

红四军开进这样的地区，群众欢迎的热情可想而知，抬着整猪，挑着成 担的棉花和粮食来慰问。陈毅与毛泽东、朱德一起同二、四团领导人、当地

党组织和农协的负责人亲切会见，交流经验。 22 日，召开会师庆祝大会。 红四军对东固红军也作了切实的帮助，毛泽东、陈毅给东固战友们传达

和讲解中共“六大”的决议案。陈毅从一纵队抽调干部和枪支给二、四团。 在东固休整仅一个星期，李文彬率 3 个团向东固进逼，张与仁旅也进窥

东固。前委开会研究战略方针。 这时若以东固为阵地加以死守而与强敌作战显然是不利的。红二、四团

的公开斗争和秘密斗争相结合的优势在两军对阵时将完全丧失。红四军来东 固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救援井冈山，此时却得悉井冈山已经失守，由红五军部

队编成的三十团及三十二团已突围。这样，前委“乃决定抛弃了固定区域之 公开割据政策而采取变定不居的游击政策（打圈子政策），以对付敌人的跟

踪穷追政策。”（毛泽东为前委写给中央的报告，1929 年 3 月 20 日）

这个决定对中国革命武装斗争及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扩大是有深刻 历史意义的。毛泽东在 1928 年 11 月 25 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即《井冈山的

斗争》）中说：“环边界而‘进剿’的敌军，尚有十余团之多。但若我们于 现金问题能继续找得出路（粮食衣服已不成大问题），则凭藉边界的基础，

对付此数敌人，甚至更多敌人，均有办法。”因此他力主“红军不走”，“只 有”在井冈山作长期的斗争才是正确的，而将任何想远出游击的意图都视为

不要革命根据地。然而实践却证明虽然采取了变通办法，派主力突围下山打 外线，范围不大的、没有诱敌深入条件的井冈山还是没有办法守住，因而不

得不暂时放弃过去认为只有如此才正确的固定区域的公开割据。从主力下山 外线游击到正式采取打圈子政策，不仅是战术上的改变，而且在实际上认识

了大范围的游击行动也是巩固、扩大或开创革命根据地的主要战略手段。突 破了片面性和局限性，就为红军此后在闽、赣两省机动游击最后创立中央革

命根据地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此时，红四军全军约 3000 余人，从一、三纵队中抽调人员，编为第二纵 队，纵队长胡少海、党代表彭枯。

2 月 25 日，红四军撤离东固，绕道经永丰、乐安、广昌、石城、宁都进 入瑞金境内。赣敌张与仁旅仍紧蹑其后。然而部队进抵瑞金壬田市时，赣敌

忽悄然折回，去向不明，令人疑惑。为避免赣敌暗算，前委决定转向东行， 进入敌兵力较弱的闽西。

一纵队取道瑞金、古城间的荒僻山路入闽，3 月 12 日进占四都。四都距 闽西土皇帝、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旅长郭凤鸣盘踞的长汀城 80 余里。郭凤

鸣急派一个团向四都扑来。红四军一举将其击溃。3 月 14 日，红四军向长汀 挺进。郭凤鸣亲率主力在长岭寨凭险据守。红四军一路直取长岭寨，一路迂

回敌后，仅 3 小时便将敌大部解决，歼敌 2000 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郭 凤鸣被击毙。残敌向上杭溃逃，长汀为红军占领。

红军进城后，接管了原有的军需工厂，并筹得大批军饷。红四军官兵第 一次穿上统一的青灰色的军装，戴上缀有红五星的新军帽，打上新裹腿，每 人还领到 4

块钱的津贴费。对从不关饷的红军官兵来说，这简直是一笔巨款。 他们上街理发洗澡，全身上下焕然一新。

陈毅有诗表达了 1929 年春天他们的心情： 闽赣路千重，春花笑吐红。 败军气犹壮，一鼓下汀龙。

此诗收入诗集出版时“败军气犹壮”改为“铁军真是铁”。 在汀州，红四军有两件大事。一是 3 月 20 日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决定了

行动计划；二是成立了军和纵队两级政治部。 当时已查明，张与仁旅的悄然引去是蒋桂战争爆发的一个震波，整个战

局必将大动荡，前委扩大会一致认为应抓紧有利时机发展革命形势。同时已 知红五军（当时习惯上仍称红五军）从井冈山突围后到达赣南。因此，会议

作出决定，红四军应与红五军及江西红二、四团密切配合。“以赣南、闽西 计余县为范围，用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割据，由此割据区

域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毛泽东特别强调：“这一计划是决须确 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见毛泽东 3 月 20 日给

中央的报告，后在于都会议形成正式决议。）陈毅参与作出这一决定并始终 赞成。他在 9 月 1 日给中央的报告中不无自豪地写道：“以闽西赣南为游击

区域，相机与湘赣边界取得联系，恢复井冈山附近群众割据。”

政治部成立。毛泽东在汀州亲笔书写了“中国红军第四军政治部”的红 旗。自此，游击区域的群众工作就由政治部负责组织实施，在地方赤色政权

未成立之前，由政治部代行政府的职权，部队的筹款及分配也由政治部指挥 各级党委负责实施。政治部成立将更好地执行党的政策，保护各阶层群众的

利益，配合党的政治任务更有计划地统一地开展部队政治工作、群众工作和 政权工作。在军政治部指导下，长汀相继建立了工会和农会组织（分公开和

秘密两种）。不久成立了长汀县革命委员会。部队筹款 5 万元。

第四节主持红四军“七大”

4 月 1 日，红四军回师赣南到达瑞金与红五军会合，局势很有好转。4 月 3 日，前委却接到辗转送达的中共中央 1929 年 2 月 7

日信（后称“二月来 信”）。

这封信是在革命形势严重时写的，中共中央按照中共“六大”时布哈林 演说的精神，要求红四军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红军，

隐匿大的目标，以保存红军和分散发动群众。

前委接到“二月来信”后，就在毛泽东主持下举行前委扩大会讨论。会 议的结果，在毛泽东写的前委 4 月 5 日致中央的信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这信

一开头就坦诚地指出“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 并从四个方面阐明了红军必须集中、领导者不能离开的理由，表现出理论上

和组织上很大的政治勇气。

其实，在蒋桂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也已开始改变看法。中共中央在 4 月 4 日通过的给红四军的指示信（4 月 7 日发出）中说：红军目前总的任务

是扩大游击战争范围，发动农民武装斗争，深入土地革命。朱、毛“若一时 还不能来，中央希望前委派一得力同志前来与中央讨论问题。”

但是，二月来信要求分散游击，却使红四军中一部分主张分兵游击的人 增加了争论的借口。

4 月 8 日，红四军主力和红五军由瑞金进抵于都城。前委召开会议继续 讨论红军行动的策略问题，通过了抓紧蒋桂战争时机分兵发动群众、在赣南

创造群众割据局面的决定。

在于都东门外河滩上召开了红四军、红五军第二次会师庆祝大会，毛、 朱、彭、陈都讲了话。其后，彭德怀率红五军回湘赣边区，毛泽东率三纵队，

朱德率一、二纵队与军部，在赣南分兵活动。

此时，中共中央派来红四军工作的刘安恭从上海辗转来到宁都。刘安恭 四川人，早年留学德国，回国在四川省当过邮政局长，后来加入了共产党，

南昌起义后，到苏联学过军事，在军事理论上有一套。由于他是中央派来、 苏联回来的，一到红四军就受到推崇。前委通过任命他为红四军政治部主任。

后来，在红军再次入闽，于 5 月 23 日一举攻克龙岩城之后，由于地方工作一 度繁忙，前委决定成立临时军委，并决定由刘安恭任临时军委书记。

刘安恭回国不久，才到苏区，不了解中国红军的发展历史和斗争实况， 就主张搬用苏联红军的一些做法。尤其是他主持了一次临时军委的会议，竟

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下级党委作决定限 制上级党委的领导权，这显然是错误的。于是就以军委的问题为焦点，加剧

了红四军党内本已存在的有关当时军队的领导、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等 问题的争论。

5 月底，永定守敌省防军第二混成旅黄月波团弃城而逃。红四军开赴永 定的湖雷、金丰等处游击。前委与军部驻湖雷。

在湖雷的前委会上，有些人对前委领导提出很多意见，并要求恢复正式 的军委。会议对党的工作范围、党的组织指导的原则展开了争论。

主张设立军委的意见是：既有四军，就要有军委；建立军委是完成党的 组织系统。这些意见指责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包办了下

级党部的工作”、“代替了群众组织”，甚至指责前委是“书记专政”，有

“家长制”的倾向。 反对设立军委的意见是：赣南、闽西的苏区尚未发展，地方工作不多，

领导工作的重心还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 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要重叠的机构。这些意见批评了硬要成立军委实

际上是“分权主义”。

争论结果，意见未能统一，相反地，争论扩大起来。 问题的症结在于：当时的红四军，虽然坚决走工农革命的道路，走武装

斗争的道路，英勇善战，百折不挠，但的确存在着不少非无产阶级的错误思 想。由于官兵中许多人是从旧军队脱胎出来的，必然带着旧思想、旧习性。

他们习惯于“军官权威”，不习惯党的领导；他们乐意“流动游击”、“走 州过府”，不乐意做艰苦的根据地群众工作。另一方面，由于红军的大部分

是农民出身，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的作风也随而来。因而，在当时部队 中，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等等错误思想确实是存在的。

问题在于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如何对待。 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干部，在总路线上是一致的（见毛泽东在 1944 年 3

月 15 日致华中局电）他们之间的争论，在于党怎样领导军队，军队的农村武 装斗争怎样进行。

充分重视部队政治建设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的领导干部，对部队的各 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采取从严纠正的态度，主张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思

想教育，加强组织纪律性，主张在敌情缓和时分兵发动群众。

有的领导干部侧重于军事斗争，主张在敌情缓和时分兵远出游击，对于 部队中“军队只管打仗”的观点、流寇思想、军阀残余，以及破坏政策纪律

的现象就采取从宽对待的态度；有的领导干部对新型革命军队的民主主义有 误解，主张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反对所谓“自上而下的家长制”，

更容易助长部队的极端民主化思想。

毛泽东在 1929 年 6 月 14 日的一封信中，对争论的问题作了充分的阐述， 大部分在后来古田会议决议中得到红四军全党的重视和认可。

但是在 1929 年 6 月，争论的双方各持己见。临时军委坚持要搞偏于军事 观点的一套，因而坚持要“分权”。这就使前委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