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当然要恶化。但是国民党的政府是起不了 多大作用的空架子，甚至是白吃民脂民膏妨碍发动群众抗日的拦路石。领导

江南抗日的重担必须由共产党新四军来挑，必须由人民的抗日民主政权来 挑。所以陈毅和第二支队副支队长粟裕他们就精心设计了“抗敌自卫委员会”

的组织。四抗会成为实际上的政权机关，既管政治，又管军事，也管财政， 几乎把当时茅山几县的抗日领导工作都承担起来了。

在诸多重要的工作中，四抗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开展减租减息（简称双 减）。这是直接关系到民生的大事，是发动广大群众投入抗战行列的重要环

节。陈毅对此十分重视，曾以新四军一支队支队长陈毅署名的布告来推动和 实行减租减息。由于上层统战工作的成功，在新四军经常活动的地区，双减

一般都开展得比较顺利。通过双减，群众的生活有了改善，抗战热情也随之 高涨。各种各样的敌后抗战协会如“农抗会”、“工抗会”、“青抗会”、

“妇抗会”、“儿童团”，以至“和尚抗敌协会”、“道士抗敌协会”，雨 后春笋般地成立和发展起来。这些抗敌协会不但帮助新四军筹粮筹款，侦察

带路，救护伤员，做鞋缝衣，经常配合新四军战斗，还在地方上决定民政大 事，并使一些不法士绅威风扫地。原国民党政府人员如果违背抗日宗旨，也 无法立足。

为新四军输送战士也是各抗敌协会的重要工作。“吃菜要吃白菜心，当 兵要当新四军”就是那时流行起来的歌谣。除了各种各样的游击武装主动投

奔新四军外，游击区内广大青年踊跃参加新四军是最使国民党当局感到害怕 的。

为了达到“划地为牢”、“借刀杀人”的阴险目的，国民党当局曾打着

“统一政令”、“统一军令”旗号，给新四军规定了许多条条框框，饬令只 准打仗不得干预地方行政事务。扩军、双减和“越界”都被视为违反“军令”、

“政令”的行为。三战区还曾派特务部长亲到茅山视察，搜寻陈毅的“违令” 事实。

面对着强大的日本侵略军，背后又有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掣肘和破坏， 陈毅领导江南抗战的责任是很重大的。因而，他除了亲自抓统战工作和政权

工作以外，主要的精力还是用以对江南抗日游击战争不断进行全面深入的研 究。他把红军时期游击战争的丰富经验，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和

江南的敌我情况紧密联系起来，在一系列重大的问题上都有精辟的见解和正 确的措施。这在他抗战初期的文章如《茅山一年》中有充分的阐述。

江南游击区必须更加深入地发动群众。茅山，乍一听满以为是林莽茂密 的山区，实际上部队一到，“吃惊的是茅山完全是一个童山”，山上祗有茅

草，游击队无法隐蔽。在平原水网、交通发达、人口稠密、敌军较多的江南 地区，更加要依靠“人山”——群众。陈毅运用和发展了红军时期的群众工

作经验，他的做法是：布置广大干部战士调查研究社会情况；部队模范地执 行纪律；胜利的抗日战斗；广泛的宣传工作；成立各种抗日群众组织进行抗

日活动和组训；用主佃协商、“让租让息”来解决民生问题和阶级合作共同 对日的问题；武装群众。陈毅有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对待赤、白交界区群众

的经验，他很能体谅游击区群众“敌人到来没有应付办法，受到摧残后无任 何救济”的苦衷，因而对他们“不得已的与敌人妥协”采用争取其转变成为

“两面派”进而走向抗战的办法。群众因为新四军的活动而受到日军摧残， 新四军就主动组织救济。在这种热爱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

的方针指引下，江南人民从一开始的同情新四军进到支援新四军作战，甚至 发展到带枪上阵、配合作战的水平。

江南游击区必须团结和整理地方武装。江南地区国民党遗弃枪支甚多，

“司令如毛”，是相当巨大的抗日力量。陈毅把他们细分为十大类：“（一）

国军派遣的游击兵团；（二）地方拥兵自卫土皇帝式的武装；（三）抗日分 子，如文化人前进青年集合成的；（四）帮会首领号召成立的，徒子徒孙一

大堆，加上绿林成份；（五）地方县、区政府的常备部队；（六）两面派武 装；（七）反正的部队；（八）含封建迷信的武装，如大刀会、红枪会之类；

（九）含党派性的或党派领导的武装；（十）散在民间未成军的武装。”陈 毅除了对投敌的、不可救药的部队坚决予以消灭外，对这些地方武装都保持

其地方性和独立性，扶助其发展；帮助他们整理纪律，洗刷坏分子；调解他 们之间的内争，杯酒化仇为友，共同抗日；帮助他们训练干部和部队。最有

意思的一条，是能领导他们在战斗中锻炼，作战时分给他们较轻松的、易获 战果的任务，绝不令其打硬仗置之于险地，这样来给予最实际的训练，提高

其抗日信心，增强其对新四军的信赖。这最能使地方武装得到鼓舞。对于素 质好的部队，还派得力干部帮助其逐渐“党化”。后来。不少地方武装能够

和日伪军独立作战，有的更发展为共产党所领导的正规军。江南游击区必须 认真而敏锐地研究敌人的战术。陈毅分析：江南地区是在敌人心腹区域；是

在敌人包围分割之中；敌人兵力大、运输快、指挥统一；敌我长期相持。因 而更需要密切注视敌军的动向。陈毅还掌握着日本国民以及日本军队的一个

民族特点：模仿能力强，变化灵活。新四军战术上有什么长处，日军往往很 快能应付。因而新四军必须注意学习敌军的长处，敌变我变。新四军善于夜

战；日军的夜战很快也有进步，由白天的多路合击变为黑夜奔袭，专走小路， 突然包围。新四军的侦察、警戒、情报、敌伪军工作便进一步加强。新四军

重视白刃格斗；日军的刺杀练得更精熟，腰上还围着不易刺透的帆布护肚。 新四军就利用日军刺杀时不顶上子弹的弱点搞“格斗射击”，出刺刀的同时

击发子弹，使日军大吃其亏。新四军利用日伪军同守一幢建筑、同走一条路， 首先把伪军打乱，波及日军；日军后来就和伪军分守不同的碉楼。新四军便

采用以一部兵力监视日军碉堡，大部兵力先迅速解决伪军，然后集中全力总 攻日军的部署。夜袭延陵全歼日伪军便是一例。新四军集小胜为大胜，专打

小据点；日军便撤退许多小据点，守备交通要道及大中据点，加强扫荡奔袭。 新四军江南部队在陈毅指挥下，对于友军、群众及部队本身希望新四军打大

中据点的要求沉着不为所动，坚持集小胜为大胜的方针，发动广大群众和地 方武装积极参战，在反扫荡中采取伏击奇袭手段消灭敌人。后来的贺甲战斗

（延陵大捷）便是典型的战例。 此外，象游击区行政系统问题、游击区敌我政治争夺的问题、敌伪军工

作问题等等，陈毅都带领部队和地方干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特别是对国民党三战区给予新四军的刁难，陈毅既坚持原则，又能作灵

活的处理。如减租减息、扩军等关系到江南抗战成败的大问题，陈毅是决不 让步的，但在做法上又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他接受了邓子恢提出的“让租

让息”的建议，使江南的双减比较温和地进行。在扩大武装方面，他也指示 在边缘区采用组织冬防队等一些地方群众色彩更浓的办法。

新四军在江南的积极进攻，直接威胁着南京、镇江等日军的战略据点， 威胁着京沪铁路、京杭国道等交通命脉。这迫使侵华日军不得不调整部署，

抽调兵力增防江南。以南京为中心的日军增加到一个师团，以镇江为中心的 日军增加到一个旅团，以芜湖为中心的日军增加到一个师团，另外还增加了

从满州调来的伪军 5000 人。

从 1938 年 8 月下旬开始，日军连续向江南新四军发动进攻。8 月 22 日

至 24 日，日军分 8 路合击小丹阳；9 月 10 日，5 路进攻宝捻；9 月 12 日，3 路进攻蒋墅桥；9 月 15 日，分 2

路进攻上兴镇和上沛埠；10 月 7 日，分 2 路进攻新王庄、北镇、火烧茅山；10 月 24 日，5 路进攻句容以北地区；11 月 10

日，又进攻蒋墅桥；11 月 30 日，5 路合击延陵??

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新四军一面机动阻击，一面深入敌后，不断消灭 敌人，打击日军的要害。如小丹阳战斗，日军抽调第十八旅团两个联队及其 他部队，计步兵

4000 余人，骑兵 500 余人，配备重炮十余门，轻炮数十门， 并以轰炸机、装甲车掩护。新四军第二支队第三团机动游击，一部利用有利

地形，歼击日军，主力变内线为外线，分兵袭击当涂、陶吴等城镇，还以精 锐部队奔袭南京近郊，夺取雨花台制高点，向中华门内外日、伪军事目标射

击。同时，一支队积极配合，动员群众和地方部队破击京沪、京杭、镇句、 溧武等公路，还派部队突袭南京东郊麒麟门。战斗三日夜，日伪军死伤 50

余人，狼狈收兵，新四军无一阵亡。

1938 年下半年，江南新四军对日伪作战 200 余次，杀伤日伪军 3000 余 人。

新四军的胜利，必然招来日军的报复，招来国民党顽固派的忌恨。新四 军面临着“前门有虎后门有狼”的三角斗争。因此，陈毅一方面坚决在茅山

地区打击日军，另一方面便更积极地执行“东进北上”的战略方针，以扩展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场。

第二节面对“牢笼”和“陷阱”

国民党当局划定给江南新四军活动的区域，只是京沪铁路以南，东西不 过百余公里、南北只有五六十公里的一块狭长地带。划定的区域内交通相当

发达，日寇据点越筑越多，给新四军回旋的余地十分有限，给新四军的游击 活动造成很大困难。显然，这是国民党当局的“划地为牢”，如不冲破“牢

笼”，势必会使江南新四军在日寇和国民党军的夹攻下越来越处于不利的境 地。

毛泽东早在 1938 年 5 月 4 日给项英的指示信中，就曾明确指出：“在茅 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

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文字很简短，陈毅却从中领会到一 个重要的战略意图：即从长江南北两面向东向敌占区发展，夹江而阵，正好

扼住华中日军运输兵员、供应品和掠夺品的咽喉，对扼制日军有很大作用。 陈毅在创建茅山根据地的同时，就已开始筹划向东向北分兵发展的具体行 动。

江南司令多如毛，茅山周围不下三五百个，京沪沿线及其以东地区也不 下三五百个。这些司令手下，多则几百人枪，少则几十人枪，都是可资利用

的力量。在分兵向东向北发展上，陈毅也同样先做好这些地方武装的工作， 争取让他们做开路先锋。

京沪铁路以东以北地区除了号称有 6 万人枪的国民党特务武装忠义救国 军（简称忠救）和省保安旅的一部驻军外，在那几百个大小的司令中，力量

比较大也比较靠近茅山根据地的，主要有丹阳北部的管文蔚和江阴西乡的梅 光迪、东乡的朱松寿等。管文蔚在大革命时期曾参加中国共产党。他抗日热

情高，领导的丹阳自卫总团规模大，自卫团几乎遍及丹北的所有区、乡，武 器也多，也有一定的战斗力。梅光迪和朱松寿据说历史上也曾和共产党有过

联系。朱松寿的部队曾被忠救解决过一次，但他想抗日，又悄悄地重新拉起 一些人来。梅光迪的部队有三五百人枪，听说已有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干部 在工作。

陈毅首先联系上的是管文蔚。在火烧新丰车站的战斗中，他们进行了有 效的配合。7 月上旬，陈毅就到延陵，和管文蔚作了长谈，给他宣讲了中国

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方针政策，并指示自卫团要逐渐向江边发展，伺机 过江。陈毅又派支队参谋长胡发坚和政治部主任刘炎到丹阳自卫总团作了视 察，随后于 9

月中旬，派了 20 几名党政军干部到自卫总团工作，把自卫总团 改编为丹阳挺进纵队（简称挺纵），开始了全面的党化。陈毅又派惠浴宇等

到挺纵工作，准备随挺纵到苏北，加强和统一中共苏北地方党的工作。挺纵 发展迅速，部队的素质有了很大提高，并很快把丹北根据地扩大到长江边。

10 月 8 日，挺纵第一次进驻长江中的扬中。但陈毅迅速发现，盘踞扬中的与 日军勾结的伪化顽军并未就歼，显然正在密谋反扑，消灭挺纵。陈毅急令撤

回，顽军果然多路反扑，结果扑空。 1939 年 1 月，挺纵第二次进击，解放 了扬中。这一次由于彻底解决了伪化顽军保安九旅的贾长富团，扬中得以巩

固。挺纵一部并进驻长江以北的大桥、嘶马地区，开展抗日游击和群众工作。

这样，新四军北上江北的跳板就架起来了。1

梅光迪处在忠救、保安旋和新四军的三面争取之中，有些摇摆。梅光迪 部队所踞的位置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