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吃饭？
贺龙火了，他说：“群众都快饿死了，我们共产党不关心他们，还搞什么革 命？这几年，群众已经做出了很大牺牲。失去了群众，我们在洪湖还能站得
住脚吗？”在贺龙的坚持下，部队集中全部骡马和舟船，不分昼夜地把粮食 运给了受灾群众。贺龙骑的那匹大红马也用来运粮食。还组织了一些会水的
战士，下水为老百姓抢救财产。 夏曦的错误领导，受到了广大干部的批评。但他仍固执己见。在万涛要
求下，湘鄂西省委只好派人去中共中央汇报，请求指示。中共中央在几个具 体问题上纠正了夏曦的错误，而在总的路线方面仍支持夏曦，甚至凭空指责
向夏曦提出批评的人是“一部分敌人以至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立三主义 者、邓中夏信徒，必然会利用中央分局的部分错误来作复仇的斗争来攻击中
央分局的整个路线，以致攻击国际与中央。”还要中央分局对那些怀疑、不 同意、不满和不坚决执行中央路线的同志，进行残酷的斗争和无情的打击。
这自然助长了夏曦错误的发展。但是，由于中央也认为红九师迎接红三军是 正确的，要求立即恢复第七、第九两师建制，全军上下为此而高兴。
贺龙建议允许红三军离开遭受大水灾的根据地中心区，到外围打击敌 人，以解决粮食问题和进一步鼓舞士气。由于大部队长住洪湖中心区，吃饭
问题确实难以解决，而且敌军已有进犯的征兆，夏曦无奈，只好同意贺龙的 建议。
1931 年 11 月上旬，贺龙率红三军在后港等地歼灭川军两个营后，转至 襄北，攻下皂市，歼灭守军大部，俘敌 800 余人，又在天门、京山一带牵制
敌军历 40 余天。不久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在反“围剿”战斗中取得胜 利，部分敌军调往平汉铁路以东。贺龙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再次展开攻势。
这时，敌第四十八师以其工兵营占皂市，以特务团两个营驻龙王集，一个营 驻陈家河。1932 年 1 月 19 日，贺龙令红九师再克皂市，守敌逃往应城，红
九师尾追不舍， 21 日包围了龙王集和陈家河。敌工兵营来解围，大部被歼。 龙王集的敌军在突围中亦被全歼，陈家河守敌投降。蒋介石嫡系第四师第十
二旅赶来增援，旅部和两个团又被红九师和汉川独立团歼灭。这几次战斗共 歼灭第四十八师特务团和工兵营全部，第四师十二旅大部及一部分矿警、民
团，俘第十二旅旅长张联华以下官兵近 4000 人，缴枪 3000 余支。红军仅伤 亡 300
余人。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急令第三十四师、独立第三十 七旅和川军向洪湖根据地进攻。贺龙率红三军七、九两师以及由房县返回的
军教导团与军部独立团合并组成的红八师，以灵活的战术给了各路敌军严重 打击，粉碎了敌人向根据地的进攻。
不久，国民党第十军军长徐源泉为恢复应城、岳口间的交通，以 10 个团 的兵力向襄北“进剿”。3 月 5 日，第四十师第一四四旅进至文家墩。贺龙
得到这个情报，即令红九师、汉川独立团歼灭该敌。6 日中午红军突然发起 猛攻，全歼第一四四旅，旅长韩昌俊以下 2000 余人被俘，第一四二旅赶来增
援，被红七师和红九师一部击溃。其他各路敌军急忙撤退。仅仅两天，便将 敌军的这次“进剿”粉碎了。
贺龙率领红三军连续取得重大胜利，却又受到了夏曦极为荒唐的指责。 对于文家墩战斗，夏曦说，是冒险行动，侥幸取胜。红九师师长段德昌对贺
龙说：“看看，打了胜仗还得挨批评。”贺龙却笑着说：“挨了批评，还是 打了胜仗嘛！”
从贺龙率红三军返回洪湖到文家墩战斗，大约 5 个月的时间里，共歼敌
2 个旅 1 个团、6 个营，缴枪 5000 余支，红三军在战斗中得到了壮大，发展 到 1.5 万余人。洪湖（鄂西）根据地扩大到东西达 250
余公里，南北 100 余 公里，人口近 300 万，各县都成立有警卫营或连，不少区、乡也组织了游击 队，共有枪 2800
余支，根据地又新建立了钟祥、京山、应城等 9 个县苏维埃 政权。本来，形势还可以继续向好的方面发展，但是由于第三次“左”倾路
线在各个方面的进一步贯彻，捆住了贺龙和红军的手脚，局面就逐步向不利 方向转化了。
苦战一载
1932 年 1 月，贺龙从前方赶回来参加了 1 月 22 日至 30 日召开的中共湘 鄂西区第四次代表大会。
夏曦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说，在他领导下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一颠倒 是非的论断，引起了绝大多数代表的激烈批评。主张从本地区实际情况出发
制定政策的舆论成为大会发言的主流。贺龙心情兴奋，夏曦闭目无言。大会 第四天，派往中央汇报工作的省苏维埃秘书长尉士均和中央派来参加分局领
导并担任湘鄂西军委主席和红三军政治委员的关向应赶到了。关向应传达了 中央支持夏曦的指示。中央把万涛等抵制和批评夏曦一系列错误的作法指责
为“对中央分局进行反党的派别斗争，是反中央，反国际路线的小组织活动”。 中央错误的结论，迅速扭偏了大会的方向，全面维护了夏曦贯彻的第三次
“左”倾路线。自 1931 年秋季开始的党内一些重大原则问题的争论被压了下 去。在这场斗争中，贺龙多次坚持了正确意见，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取得过
一定成效。但是，在总的路线和许多重大问题上，贺龙无法纠正得到中共中 央支持的错误。他只能大处服从，小处灵活处置了。
中共湘鄂西第四次代表大会确立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本地区的全面 统治。但是，夏曦不会打仗，对红军还没有能够绝对控制。贺龙几次违背夏
曦的意思，指挥红三军进行了胜利的作战，夏曦对此是不满意的。“四大” 结束以后，中央分局及省委又通过了几个决议和决定1在这些文件中，除了用
贺龙指挥红军取得的胜利证明“左”倾路线的绝对正确外，更多的是指责贺 龙和红三军，说他们的行动还没有“万分积极化”，“等待防御，以主力作
牵制行动”等错误“还没有完全纠正过来”；把主张红军主力在必要时进行 灵活的游击战的同志斥责为“因循守旧”，“保守主义”，“党内的主要危
险”；强调必须“转变到大规模平地战、城市战，为夺取中心城市而斗争” 等等。这些决议，以组织手段压制贺龙、段德昌等红军领导人，迫使他们为
贯彻执行那个新的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路线，不停顿地强攻硬打，结 果是把红三军一步步推向了被动地位。
3 月底，国民党军集中了 15 个团以上的兵力向皂市、天门以西的襄北地 区进行“清剿”，企图与红三军决战。当时红三军正依照中央分局“打下京
山，扩大新苏区”的指示，强攻京山，伤亡虽然很大，却没有成功。敌军大 举进攻时，红三军主力奋力迎战，从 3 月 30 日上午至 4 月 5
日，在瓦庙集一 带与优势敌军激战 7 天。双方都未能取胜，各自撤退。瓦庙集之战，敌人先 后投入 11 个步兵团及若干特种兵和空军共 2
万余人。红三军以 7 个团的兵力 连日反复勇猛攻击，歼敌约 2000 人，击落敌机 1 架。但是，红三军消耗很大， 伤亡 2000
人以上，弹药消耗很多，无法补充，战斗力大为减弱。敌人也察觉 到了这一点。国民党军前敌总指挥徐源泉说：“红三军历年所得之于国军之
兵器及弹药耗于斯役殆尽，而肃清鄂中区匪患之成功，实基于此役。”对这
1 指 1932 年 2 月《湘鄂西中央分局为拥护红军胜利继续击破敌人第四次“围剿”发起广大群众运动的通告》；
1932 年 2 月 29 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目前时局估计及湘鄂西党与红军紧急任务决议案》：1932 年 3 月 5
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扩大襄北及荆南新苏区决议案》；1932 年 3 月 14 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中央
苏维埃对日宣战和红三军胜利后，湘鄂西党与红军、苏维埃的紧急任务决议》；1932 年 3 月 5 日湘鄂西中
央分局、省委《为执行扩大苏区告地方及红军中全体同志书》。
样得不尝失的消耗战，夏曦却夸耀说：“象这样 7 天 7 夜持久剧烈的战斗， 是在中夏路线领导下的二军团所绝没有的”，“是执行国际路线在中央分局
领导下的红三军大转变的成功。”
瓦庙集战斗后，夏曦不顾红三军连续战斗的疲劳和大量减员，命令贺龙 用布尔什维克的速度进攻。贺龙只得率红三军再次逼进敌占城镇，历时 1 个
多月，没能取得较大战果。
5 月 2 日，敌军以 20 个团向襄北的刁汊湖区”围剿”。夏曦的对策是“全 力消灭进攻之敌”。23 日，红三军主力向第四十四师第一三二旅及补充二团
展开进攻，歼其先头部队一部。敌人固守张家场及附近村庄，陆续增派援军。 激战到 30 日，红三军见歼敌已无可能，乃主动撤退。这次战斗持续 8 昼夜，
敌人伤亡 800 余人，红三军伤亡 1500 余人，又打了一个消耗战。
打消耗战，是不合贺龙心愿的。后来他说：“瓦庙集打了一个礼拜未打 下，分局还给了指责。张家场战斗也不该打。”这反映了当时贺龙等红三军
领导人既要力争打好仗，又不能不执行夏曦决定的苦衷。而夏曦却认为没有 歼灭大量敌军是内部反革命分子破坏造成的。由于数次战斗消耗巨大和第一
次大规模错误“肃反”的打击，大大损伤了红三军和根据地党政机关、群众 团体的元气，形势急骤恶化。
6 月初，川军乘红三军主力在襄北苦战之机，以 10 余个团的兵力进犯洪 湖根据地，侵占了许多城镇。贺龙率红三军飞速回援。红九师于 6 月 9 日赶
到新沟嘴，在根据地人民和赤卫队支援下，歼敌 1 个多旅，俘 3000 余人，缴 枪 2500
余支。红七师截击撤退之敌又歼其一部。新沟嘴战斗的胜利保卫和扩 大了根据地。事后夏曦继续坚持要贺龙率红三军再去襄北，逼近应城、皂市，
围困京山，争夺敌重兵据守的地区。
6 月，蒋介石成立了“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调集
50 万部队向红军发动空前规模的第四次“围剿”。进攻湘鄂西根据地和红三 军的是其左路军 10 万余人。7 月初，敌左路军总指挥徐源泉集中 21 个团向
襄北进攻，同时令川军 10 个团向襄南进攻，企图将红三军压迫至长江、襄河 之间歼灭之，一举铲除洪湖根据地。
夏曦主持下的湘鄂西中央分局，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仍照中共中央指 示，命令红军不停顿地进攻。还以极大精力全面开展大规模的错误的“肃反”
运动，在红军和根据地所有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中，诬杀了大批有经验的、 忠贞的领导干部，使红军和根据地陷入了外有强敌压境、内部自我摧残的危
殆局面。强敌当前，贺龙率领红三军尽最大努力顽强作战。他依照实际情况 将红三军一部撤至襄南，主力转至敌侧，以牵制敌军，寻机歼敌，同时，发
动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侦察、牵制、扰乱、迷惑敌军，动员广大群众坚 壁清野。这些措施给敌军造成了很多困难。敌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叫苦说：
“军队经过时，几至人烟绝迹，间留少数妇弱，凡有询问皆盲无所知。军队 过去，赤卫队复出而滋扰，逃难良民（指外逃地主豪绅等）纵欲回乡组织铲
共团体又恐军队他调无所保障，亦多畏缩不前。”
因为敌军以几倍于红三军的兵力进攻襄北，兵力密集，红三 军没有歼敌有生力量的机会，贺龙决定全军转至襄南，寻机歼击川军。7
月底，红三军在荆门的曾家集、沈家集一带与川军郭勋部打了一仗，由于敌 大批援军很快赶到，而没有将其歼灭。敌军步步逼进，洪湖根据地日益缩小.
粮食奇缺，形势万分危急。在此情况下，夏曦的战略指导思想来一个一百八
十度大转弯，由冒险进攻变成了单纯防御。他命令红军构筑堡垒固守，怀疑 固守抵抗失利的指挥员为“改组派”1。红九师师长段德昌反对这种消极防御
的打法，又不得不按照命令去修碉堡。他边修边笑，自我解嘲。为此，夏曦 还给了他处分。为了死守根据地中心区域，求得粮食和物资，夏曦不顾贺龙
的反对，命令红七、红八两师进攻敌人重兵据守的沙市、草市。结果，不但 未取得粮食，反而伤亡惨重，加剧了局势的严重性。贺龙向夏曦提出，敌军
主力己进入襄南，红军应该集中主力转到外线，在运动战中相机歼灭敌军以 打破“围剿”。贺龙指出：“只要我军主力转往外线实施机动作战，就
可能迫使进攻苏区的敌人后撤。”“我军逼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