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分之

百地停顿了。吃饭、穿衣成为最严重的问题。粮食极度匮乏。部队艰难筹措 到足够的食用谷物，只能以黑豆充饥。这种黑豆，本是用来喂牲畜的，现在

却成了人们的主粮，而且就是这种黑豆也供应不足，有时部队只能喝黑豆煮 的稀饭。贺龙、关向应他们也和大家一样。他们把黑豆皮去掉，将其碾成小

颗粒，煮成干饭，其昧苦涩。当地把这种做法叫做吃“黑豆掺惨饭”。师副 官处怕贺、关天天吃黑豆影响身体健康，想设法给他们弄点白面、小米来调

剂一下，但是，贺龙不允许，他说：“大家能吃，我们为什么不能吃？”有 时候，续范亭等领导人来，贺龙招待他们的也是黑豆糁糁。在穿着上，许多

部队的衣被鞋袜皆无着落，新军几乎完全没有被子。财政上困难尤甚。晋西

北原来使用的是阎锡山发行的钞票。蒋介石是不准各省自行发行纸币的，但 是，在 1939 年，阎锡山一面向蒋介石政府要钱，装满自己的腰包，一面私自

发行钞票，坑害百姓。阎锡山怕蒋介石干涉，以晋兴出版社作掩护，在山沟 里秘密印刷他的纸币。由于印刷质量不佳，人们把这种纸币叫做”大花脸”、

“二花脸”。初发行时，每 1 元可买小麦 1.5 公斤，两年后，由于发行过滥， 屡屡贬值，以致 1 元钱买不到 0.5

公斤小麦。阎锡山在晋西北留下了几千万 元”大花脸”。“十二月事变”之后，这种钞票一夜之间成了废纸，使晋西

北人民受到了严重损失。贺龙、关向应向中共中央和北方分局报告说：“我 军保存的大多是‘大花脸’，故‘大花脸’打倒给了我们以严重打击。”抗

日政府真可谓一贫如洗。部队那一点点生活津贴一连六七个月发不出来，连 买冬衣的钱也没有。至于经济建设，一无资金，二无经验，更无从谈起。一

言以蔽之，问题严重，困难重重。

贺龙、关向应正是迎着这样的困难，开始了领导建设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的艰苦工作的。

在贺龙、关向应的工作日程上，第一位的是成立晋西北根据地的领导机 构。1 月 26 日，在贺龙、关向应回到晋西北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军政民高级干

部会议上，着重讨论了成立晋西北政权机构及制定施政纲领问题。2 月 1 日 至 3 日召开的第一次行政会议上，宣布成立山西省第二游击区行署（这是为

了便于进行统一战线工作，沿用的阎锡山政权机关的旧称， 1941 年 8 月 1 日改称晋西北行署）。由续范亭任主任，牛荫冠任副主任。行署成立以后，

很快任命了各专员公署的专员。续范亭、牛荫冠等在建设晋西北抗日民主政 权，支持革命战争上发挥了重要作用。2 月 7 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由贺

龙、关向应、滕代远负责，将晋西南、晋西北两个区党委合并，成立晋西区 党委，由原晋西南区党委书记林枫任书记，原晋西北区党委书记赵林任副书

记，领导晋西南、晋西北两区党的工作。2 月 24 日，遵照中共中央 1 月 23 日指示，成立了晋西北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晋西北党政军各项工作，贺龙

为书记，关向应为副书记。为了统一协调运用各种力量，还由各界代表组成 了晋西北军政民联合委员会，由贺龙任主任委员。在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下，

逐步展开了建设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工作。

晋西北新的抗日民主政权成立以后，为了渡过难关，坚持抗战，开展了 扩兵、做军鞋、献金、献粮四大动员运动。在广大人民群众支持下，两个多 月内，参军青年达

1.5 万人，做军鞋 12 万双，献粮 10 万石1，献金折合法币

2181 万元，暂时解决了困难，对于壮大抗日武装，巩固根据地起了一定的作 用。中共中央书记处 1940 年 6 月 11

日在对晋西北工作的指示中说：“创造 晋西北根据地和四大动员都获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在“四大动员”中也

产生了严重错误，其实质和后果，晋西区党委书记林枫 1940 年 9 月 21 日在 晋西北第二次行政会议上指出：“‘四大动员’是没有很好地把握统一战线

的原则，违犯了统一战线，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许多本来不是要反对我们 的人，由于我们过左的错误，引起了他们的逃跑，很多人本来可以和我们一

道抗日的，但我们的错误做法，使他们产生恐惧，以致影响到统一战线的巩

1 市制，1 石为 60 公斤。

2 国民党政府 1935 年 11 月 4 日废止银本位制，采用纸币制，以中央、中国、交通银行（后增加中国农民 银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币。

固”。因此，纠正“四大动员”中的错误，便成了当时建设晋西北根据地的 一个重要问题。

贺龙、关向应作为晋西北根据地的最高负责人，虽然当时正忙于组织指 挥春季反“扫荡”和准备对付国民党军第六十九军可能从黄河以东对陕甘宁

边区的进攻，但是，对“四大动员”中发生的问题，他们仍然十分关注。贺 龙曾对晋西区党委副书记赵林说：“老赵呀，你们把筹来的钱、物交给部队，

这是对的。可是，工作中有缺点啊！动员嘛，还得做工作，搞强迫命令可不 应该。过去我在旧军队工作，要筹粮筹款，就把土豪绅士们找来，要他们出

钱出粮，他们还能不给？可现在我们要搞统一战线，既要向他们筹款筹粮， 还要团结他们抗日，特别是中农，搞强迫命令更不对！”此时，贺龙对这一

问题的性质虽然还没有认识到是政策过左，但己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感到 了自己的责任，因而，在春季反“扫荡”结束后，他立即参加了 5 月 15 日召

开的晋西区扩大干部会议，参与总结根据地建设中的经验教训，部署纠正“四 大动员”中的偏差。贺龙在会上指出：“四大动员”的主要问题是用强迫命

令的方式让地主、富农献金、献粮，有的还吊打地主，擅自搜查。这些做法 不仅使地主富农害怕失去其经济利益，而且感到人身安全无保障，对共产党

感到失望。这次会议总结了“四大动员”的经验教训，确定组织军政民联合 考查团分赴各地检查纠偏。贺龙、关向应为此从一二○师抽调了 300 余名干 部组成

19 个工作团，参加区党委主持的纠偏工作。

扩大干部会议结束以后，贺龙、关向应立即派周士第去延安，向中共中 央书记处就晋西北根据地建设上存在的问题作详细汇报。中央书记处听了汇 报，于 6 月 8

日对晋西北的工作发出指示，指出：晋西北的这一错误是“政 策一般过左，有离开统一战线正确原则的极大危险”。贺龙、关向应对此十

分重视。他们认为中共中央的指示是进一步端正和提高干部思想，克服“左” 倾倾向的巨大力量，就与林枫、赵林商量，决定立即召开会议传达贯彻，然

而，此时，日军又发动了夏季大“扫荡”，晋西北全体军民投入了紧张的反

“扫荡”，会议不能开了。他们决定在高级干部中先行传达，并联系实际， 分项检查政策上“左”的倾向。“百团大战”结束后，晋西区党委根据贺、 关意见于

1940 年 12 月 10 日至 1941 年 1 月 15 日召开了地委书记联席会议，

贯彻中共中央指示，以提高干部认识，检查纠偏工作。贺龙、关向应参加井 领导了这次会议。会议开得很成功，与会的各级领导干部认识到，晋西北出

现这种“左”倾错误的根源”是对中国革命性质、统一战线政策及中国革命 长期性认识不足”，从而提高了思想和政策水平。纠正“左”倾错误的工作

也取得了成绩：争取回来逃亡出去的富户 364 户，占逃亡富户的三分之二； 争取了不少中间分子和知识分子，调动了

他们的积极性，统一战线工作有了不少进展；认真执行了中共中央关于 政权建设的“三三制”政策1，干部威信也有了提高。在贺、关等领导下，这

次会议使晋西北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其他各项工作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因而，中共中央于 1941 年 2 月 14 日将贺、关、林、赵关于这次会议情况的

报告提纲批转各根据地参考。

对于一些做过了头的事，贺龙还亲自作了干预。临县商会会长冯锡蕃，

1 抗日银据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在政府人员分配上采取的政策。一般为，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

子、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大体各占三分之一。

在阎军从临县溃逃时，困不明情况，曾随同逃离 1 天，第二天即自行脱离阎 军返回临县。后来，被人诬告，说他当过阎方的方山县县长，还杀害过抗日

干部，因而被临县新政权扣押，并没收了他的财产。事情查清后，正值“四 大动员”，又把他作为“动员对象”，要他拿出 1 万银元，不然就关着不放。

贺龙知道此事后，打电话给驻临县的决死四纵队司令员雷任民，告诉他：冯 锡蕃从 1937 年起就为八路军办事。1937 年冬，一二○师刚到晋西北，前方

指战员没有冬装御寒，贺龙让供给部找冯锡蕃想办法。冯锡蕃经过多方奔走， 冲破诸多难关，为一二○师筹制了 1 万套棉衣，价值银洋约 20 万元。此后，

也经常为八路军解决困难。贺龙说：“对于这样一个人，我们怎么能这样对 待他呢？他的财产已被没收，哪里还有 1 万银无。快做点工作，把冯锡蕃放

了，送他到一二○师师部来。”在军政民联合委员会上，贺龙就此事向有关 人员反复说明情况，指出这种做法不符合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并亲自出面保

释他。几天以后，雷任民在临县请冯锡蕃吃饭，对他说：”对不起你，在军 法处住了这么久，今天请你吃点便饭，座谈一下。贺老总打电话来，要你去

师部。饭后，我派骑兵送你去。”到了一二○师，供给部副部长范子瑜接待 了他。周士第专门来看望，对他说：“你可以到司令部来玩嘛，不用怕。贺

老总为你的问题，同雷司令谈过多次。贺总说，如果有谁杀害了冯锡蕃，我 同他算老帐。”从此，冯锡善走上了革命道路，在根据地的商业贸易战线上

积极工作，为改善晋西北经济环境而努力。后来，随贺龙入川，先后担任过 四川省商业厅、供销社、医药贸易局、医药公司的负责干部，当选为全国人 大代表，

74 岁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为解决晋西北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贺龙花费了更多的心血。

{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306_1.bmp}1940 年 2 月在窑头村

召开的旅以上干部会议上，贺龙就要求各部队集中人力、物资进行后方建设， 力争自力更生，减轻人民负担，为晋西北人民分忧。他从工人自卫旅中挑选

了一批学生和技术工人，让他们带着几台旧机器，以一二○师修械所为基础， 去黄河西岸陕西葭县（今佳县）办兵工厂。1940 年 3 月，他们办起了晋绥根

据地第一个兵工厂——悖牛沟修械厂（后改称晋绥兵工厂），从此晋西北根 据地有了自己的军工企业。

对于解决晋西北严重的经济困难，根本出路在于发展生产，尤其是恢复 和发展农业生产。这一点，贺龙思想上十分明确。晋西北行署成立不久， 1940 年 4

月 20 日，就颁布了《减租减息条例》，规定在全区普遍实行减租百分之 二十五，并取消一切附加；新债和旧债的年利率一律不准超过百分之一，严

禁对农民高利盘剥。这一条例的实施，大大地提高了根据地农民的生产积极 性。接着，经过贺龙、关向应、林枫、赵林共同商量，成立了晋西区党委财

经委员会，贺龙亲自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书记，统一领导晋西北的财政经济工 作。贺龙作为财经委员会书记，所做的头一件事就是要解决金融问题。在这

方面，贺龙想了不少办法。

早在 1940 年 1 月，贺龙刚回到晋西北，就感觉到了经济问题的严重性。 他把师供给部陈希云和范子瑜两位部长分别派到晋中和晋北，要他们到敌占

区去筹款。结果，收效甚微。贺龙又派范子瑜去大青山地区筹集物资，卖到 敌占区和国统区去换取晋西北急需的资金。1940 年下半年范子瑜第一次上大

青山，变卖了筹措到的物资，带回三四十万块银元。这时，延安的党中央机 关，经费也极为困难。军委参谋长叶剑英、后勤部长叶季壮打电报向一二○

师求援。贺龙把陈希云、范子瑜找来，让他们看了延安发来的电报，然后问：

“你们看怎么办？”两位部长心里想，好不容易弄来的这点钱还不够晋西北 急用呢！可是，首长问话岂能不答。范子瑜只好说：“请老总裁定吧！”贺

龙又问：“你们从大青山带回来多少钱？”范子瑜说：“三四十万块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