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有的干部便埋怨彭德怀的战役决心有错
误。贺龙到达土基镇以后，对这种反映十分重视，也很恼火。在贺龙看来， 彭德怀乘胜进攻宝鸡，破坏胡宗南的后方，削弱胡宗南的力量，迫使其放弃
延安，是很有魄力的。虽然对困难想得少了一些，但其决心正确。自己必须 以鲜明的态度支持彭德怀。贺龙在西野前委扩大会上讲话说：“我们原准备
围洛川打援，但敌人不北迸，使我们没饭吃，逼得我们非走不可，在这种情 况下，只有出西南。这一行动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我军西南行动虽然增
加了伤亡和减员，但也获得了敌人不少武器弹药，缴获了坦克、大炮、汽车 等重装备，而且收复了延安和洛川，特别是收复延安，对全国、全世界的影
响都很大。”“总之，这次战役行动，如下面能很好实现彭总的决心，会打 得更好。”
会上彭德怀严肃批评不执行命令的旅的干部说：“擅自放弃沿扶风、岐 山、凤翔公路阻击迟滞敌人西进的任务，让敌人毫无顾忌地长驱直进，使宝
鸡缴获堆积如山的军用物资，不能抢运，使野战军主力陷入被动，使二纵队 六旅受到侧敌侧水的严重威胁。”“虽经警告，但在陇东屯子镇向东转移令
其担任向屯子镇警戒掩护任务时，又擅自撤至肖金镇以东，使新四旅受到一 些不必要的损失，这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对于这种情况，贺龙极其重视，
在了解了各方情况之后，他在会上对此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但是，贺龙批 评的矛头是针对纵队领导的。因为，在他看来，这个问题发生在旅级干部身
上，根子却在纵队领导那里。他说：“这次西府战役中，四纵没有按毛主席 指示去做。你们不是把两个旅的力量集中起来，而是分散使用，这是轻视敌
人”。“我个人认为，应由主要领导负责”。“这次战役中，纵队领导对下 面分散兵力、不执行命令是知道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除了他自己
讲的阶级意识不强之外，我认为，这几年边区的和平生活环境对个别纵队领
导人起了副作用，对有严重错误的干部不能及时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结果 使他们犯了更大错误。”对于一纵队，彭德怀说：“一纵队在西府战役中是
坚决勇敢迅速的，但在配合六纵队夹击屯子镇外围之敌时，走错了路，耽误 了时间，是其缺点。”一纵队是贺龙领导下的老部队，贺龙对他们格外严格。
在土基会议上，他在听了彭德怀的讲话和一纵队领导人的发言之后，仍然十 分严肃地提出了批评。他说：你们在发言中说了很多原因，走错了路，我认
为虽然能算理由，“但是，彭总打电话叫你们去那里筹粮，就应该坚决执行， 不管你有什么理由，有多大困难，不坚决执行是不对的。彭总说了，就是命
令。”最后，贺龙说：“这次战役，彭总的决心是正确的，但实现这个决心 时，某些干部出了毛病，所以说这个仗总的来说是打胜了，但美中不足。”
30 多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彭德怀身陷囹圄，他在《自述》中把西府战 役作为解放战争中他的两大错误之一来“检查”时，深有感触他说：“但当
时还会得到一定的群众支持。”无疑，其中首先就有贺龙的支持。
土基会议之后，西北野战军在黄龙山区按照彭德怀提出的计划进行整 训。为了在整训中贯彻好前委扩大会议决议，贺龙不辞辛劳，深入一、二、
三纵队，一面看望这些老部下，一面同纵队和各旅干部谈心，进一步做思想 工作，要他们把思想统一到西野前委扩大会精神上来，总结经验教训，加强
团结，坚决服从彭德怀的领导，争取西北解放战争的全胜。
对于贺龙的这种良苦用心，彭德怀心里十分清楚。全国解放以后，有一 次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一向很少当面称赞别人的彭德怀，竟情不自禁地对
贺龙说：“你领导的晋绥部队真是好啊，能打仗，听指挥！”
在天翻地覆的日子里
1948 年 8 月初，贺龙从延安出发，前往河北平山，参加中共中央将于 9 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此时，战争已进入第三个年头，全国形势发生了更有利于人民的巨大变 化。人民解放军经过两年作战，总兵力已发展到 280 万人，与国民党军总兵
力相比，由战争初期的 1： 3.4 上升为 1： 1.3，在第一线的机动兵力已 优于国民党军，全军装备大为改善，而且积累了打大规模运动战和攻坚战的
经验，战斗力空前提高；解放区面积已扩展到 234 万平方公里，人口达 1. 68 亿，老解放区全部完成了土地改革，广大农民生产和支援战争的积极性空前
高涨，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战争的第二年，国民党军损失了 50 万人， 经过大量补充，总兵力虽然仍维持在 365 万人左右，但大多数部队是被歼后
重建或受到严重打击的，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绝大部分正规军又被人民 解放军分别钳制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和华东 5 个战场，战略机动兵力
已经减少了许多；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国民党统治区的经 济急剧走向全面崩溃；蒋介石集团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中国大地上，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因此，贺龙此行心绪特别好。他已经深切地感受到了胜利的喜悦。他经
过禹门口，直趋临汾。在那里，正在筹建人民解放军西北军政大学，为即将 全部解放的大西北培养干部。他一到临汾，立即听取了负责筹建工作的原贺
龙中学副校长李长路的汇报，并同他一道，策马临汾近郊，为西北军大选择 校址。他对李长路说：“你要设法抓紧修缮校舍，可以边建设，边招生，边
学习，不要等什么都齐备了再开学。”
在汇报中，有人告诉贺龙：晋绥军区工业部长蒋崇璟正在临汾筹建一个 财会、统计人员训练班。贺龙马上叫人把他找来，听取他的汇报，又同他一
道去看了财会训练班的地址，最后，贺龙说：“同志，眼光放远一点吧！西 北快要全部解放了。全国解放也不远了。不要叫什么训练班哟，我看就叫‘西
北人民工业学校’吧！你就在这里负责培养大批财经人才，准备迎接新局面。” 他当场决定，由蒋崇璟担任校长。这所学校很快办了起来，后来成了西北军
政大学财经学院。
离开临汾，贺龙到达离石。晋绥军区政委李井泉赶来相见。贺龙对他说：
“这一带大革命以来就有我们党的组织，青年学生也很多，人才不少，我们 一定要把他们收集起来。我已经让李长路在临汾筹建西北军政大学。现在，
应该让这里的贺龙中学赶快组织人力，到晋中平原去招生。”李井泉说：” 老总，这件事由我去办吧。”贺龙笑着说“那就麻烦政委同志了。”在他离
开离石的时候，李井泉告诉他，贺龙中学已经派该校中学队队长到汾阳去招 生了。贺龙满意地点点头。几天后，贺龙路过汾阳，特地把这位队长找来汇
报情况。当他听说只来了 4 个人负责招生时，很不高兴地说：“4 个人？力 量太小了，要大力加强，大力加强。”他对招生的人说：“现在全国胜利在
望，我们就要解放全中国了，需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培养建军、建国的人 才。晋中各县已经解放，广大知识青年有了参加革命和学习的机会，他们也
有这个要求，我们为什么不放手一些呢？我看这次在晋中招生，至少要招
1000 名学生。你们要认真完成任务。等我从中央开会回来，再来检查。”不 久，西北军大很快组织人力，在汾阳成立了招生办事处。
贺龙一面赶路，一面考察。9 月初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县西柏 坡村。19 月 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西柏坡小食堂召开，会期一周。
到会的有政治局委员 7 人，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14 人，重要工作人员 10 人。 这是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作主要报告，提出根本打倒国民党，大概要 5 年左右时间
（从 1946 年 7 月算起），并重提“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 革命无不胜”的号召。周恩来就解放战争第三年的计划要点、人民解放军的
建设、对资产阶级的政策作了长篇发言。会议最后确定：建设 500 万人民解 放军，在大约 5 年左右的时间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统治，并决定，解放
军在第三年内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会议认为，战争第三 年内，必须准备好 3 万至 4 万名各级干部，以便在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
能有秩序地管理新解放区，为此，要在大城市中吸收工人和知识分子。会议 还预定在 1949 年内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
央政府。这次会议，使全党在国内局势发生大变动前夕，明确了前进方向， 统一了行动步调。
贺龙完全拥护 5 年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决策。他结合西北 地区的情况发言说：“在西北，我们也谈过这个问题，但对美国来不来，美
国会不会利用日本来延长战争，有所议论。这次，毛主席在报告中指出有两 种可能，一是战争第三年、第四年给敌人的打击严重，蒋介石垮台可能早些；
一种可能是美国出兵，战争延长。毛主席指出，我们既不要因胜利太快而无 准备，也不要因胜利稍慢而没有耐心，这是非常正确的。回去就可以向前方
同志解释了。”他说：“西北部队数量不大，但负担不小，几次战役中干部 伤亡较大，党和政府对支援战争已尽了一切力量，但仍有困难，主要是经济
问题。西北要用一切力量来努力发展生产。”他特别强调培养干部的必要性， 他说：“提高干部理论水平，健全党内民主生活，是完成任务的重要环节。
这对西北很需要。虽然那里的党员是老的，但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在边区干 部是很差的，如不解决，工作不易做好。”他还认为：“今天我们各种知识
都不够。对工业、税收、财会等等都不懂，十分需要学习。”因此，他建议： 中共中央宣传部抓好干部教育，特别是要弄一个好教材；中央财政部门搞个
财经工作人员训练班，以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
会议还作出了关于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要求用最大努力克服无纪 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这个决议引起了贺龙深入的思考：这二三年来，如果能经常地、及时地向中 共中央请示报告，土改、整党和其他方面的错误就可能避免或者及早得到纠
正。他决定向中共中央写个报告，尤其是要反映关于土改、整党的问题。会 议结束后，贺龙就手头所带材料及自己的记忆，写出了《对于晋绥、陕甘宁
土改整党工作的检讨》和《联防军区工作的两个问题》，并于 9 月 24 日呈 送毛泽东。晋绥、陕甘宁两地区在土改整党工作中曾经发生过“左”的偏差。
毛泽东 1948 年 3 月从陕北到河北途中，在晋西北曾就此问题讲过话。贺龙作 为这两个地区的主要领导者，参与领导了两区的土改整党工作。对这中间出
现的错误，他感到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虽然，错误已经纠正，毛泽东对
1 1948 年 3 月 23 日，在西北战场人民解放军转入进攻的形势下，中共中央离开陕北，5 月到达河北平山县 西柏坡，与中央工委会合。
晋绥地区的土改工作已有定论，但还是应该向中共中央有个交待，才符合此 次会议的精神，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态度。贺龙在报告中，分析了晋绥、
陕甘宁两区土改整党的过程、错误的表现和产生错误的原因，态度极为严肃。 贺龙在上送报告的同时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这二三年来，我们在工作中发
生了不少错误，特别是去年以来，在土改、整党工作和工商业政策上发生了
‘左’的错误。这主要有四个问题：第一，划分阶级成份上，采用了不完全 正确的标准，把一部分劳动人民错误地划成了地主、富农，因而，减弱了农
村劳动人民反封建的统一战线；第二，没有坚持党的严禁乱打乱杀方针；第 三，在土改中侵犯了属于地主富农的工商业，在证营业税中，打击了工商业，
在清查经济反革命中，扩大了清查的范围，这些使工商业的发展受到了一定 损失；第四，在土地改革中，工作团超越党支部组织直接发动群众，缺乏分
析地对待群众要求，对有错误的党员干部处理方面，也是这样。”他写道：
“这些错误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们政治理论素养的薄弱和对于党的政 策缺乏深刻的了解，以致在某些问题上，存在着不正确的认识，因而就不能
及时地发现和改正；在某些问题上，缺乏深刻的认识，因而，虽然确定了基 本正确的政策原则，也会盲目地中途动摇，不能始终坚持下去。”应当